青少年核心自我评价对心理资本的影响:谦虚人格特质的中介作用

为探索核心自我评价与青少年心理资本的影响,以及谦虚人格特质在二者之间的中介作用。采用核心自我评价量表、谦虚人格特质问卷、积极心理资本问卷,对566名青少年进行测试,通过分层逐步多元回归分析,结果发现:核心自我评价、谦虚人格特质和积极心理资本之间两两呈显著正相关,核心自我评价、谦虚人格特质分别对青少年心理资本存在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谦虚人格特质在青少年核心自我评价与心理资本的关系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因此,核心自我评价既直接影响青少年心理资本,又通过谦虚人格特质间接影响青少年心理资本。     

大学生人格特质对问题性手机使用的影响:负性情绪的中介作用

采用《艾森克人格问卷简式量表中国版(EPQ-RSC)》、《手机问题使用量表》和《正负性情绪量表》对700名在校大学生进行测量,探讨大学生人格特征、情绪与问题性手机使用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显示:(1)精神质、外倾、负性情绪与大学生问题性手机使用行为存在显著相关,负性情绪与精神质和外倾呈显著相关;(2)中介效应分析显示,精神质、外倾和负性情绪对大学生问题性手机使用行为有直接影响,负性情绪在精神质、外倾与大学生问题性手机使用行为间起部分中介作用.当中介变量负性情绪出现时,精神质对问题性手机使用行为的变异解释量由原来的39%下降到25%,外倾对问题性手机使用行为的变异解释量由原来的25%下降到9%.因此,负性情绪在人格特质的精神质与外倾与问题性手机使用行为之间,发挥部分中介作用.精神质与外倾既可以直接影响问题性手机使用行为,也可以通过负性情绪间接影响问题性手机使用行为.因此,通过培养健全的人格品质,并通过管理情绪等减少大学生的负面情绪,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大学生问题性手机使用行为.     

大学生手机依赖与人格特质的关系研究

采用自编大学生手机依赖问卷(MPRQ)和艾森克人格问卷(EPQ)对863名大学生进行调查,探讨大学生手机依赖与人格特质之间的关系,结果发现:⑴手机依赖问卷包括事实行为、行为倾向、认知、情绪和意志五个维度。⑵是否为学生干部和使用手机时间分别在手机依赖上差异显著。⑶被试在内外向、精神质上得分高于全国常模,在神经质上与常模持平,在掩饰性上低于常模;不同性别及是否独生子女在人格特征上差异显著;是否学生干部在精神质上有显著差异;使用手机时间在内外向上差异极其显著。⑷手机依赖与人格特质存在相关性。⑸人格特质对手机依赖有回归效应。这说明不同身份(学生干部/非学生干部)与不同手机使用时间的大学生在手机依赖上存在差异,不同类型(不同性别、是否独生子女、是否学生干部、不同手机使用时间)被试有不同人格特质;大学生手机依赖与人格特质之间存在密切关系,人格特质的神经质、精神质对手机依赖有正向预测作用,掩饰性对手机依赖有负向预测作用。     

羞怯、自尊、社会支持与留守经历大学生孤独感

采用问卷对488名有留守经历和581名非留守经历的大学生进行调查,考察羞怯与孤独感的关系以及自尊和社会支持在羞怯与孤独感之间的中介作用。结果表明:留守经历大学生羞怯体验显著高于非留守经历大学生;社会支持显著低于非留守经历大学生;孤独感显著高于非留守经历大学生;自尊没有显著差异。相关分析表明,留守/非留守经历大学生羞怯、自尊、社会支持与孤独感之间均相关显著(r=-0.21~0.52,P0.01)。结构方程模型分析结果表明:羞怯正向预测留守经历大学生孤独感,通过社会支持间接预测其孤独感,但是自尊的中介作用不显著;羞怯不但正向预测非留守经历大学生孤独感,还通过自尊和社会支持间接预测其孤独感,多重中介模型成立。     

自我和谐与人格特质的区域跨文化心理学研究

目的:探讨不同区域被试对象自我和谐与人格特质的关系及影响因素。方法:采用人际信任量表(SCCS)和大五人格量表对来自甘肃和内蒙古的265名被试进行测评分析。结果:自我和谐与人格特质有显著性相关;城乡、省区、文化水平和年龄层次与自我和谐、人格特质有显著相关;大五人格各因子对自我和谐各因子具有显著回归作用;适应性、社交性与利他性在自我和谐的高低分组上有显著性差异;不同省区、城乡被试与自我和谐、人格特质有显著差异。结论:个体的自我和谐程度与人格特质有显著相关,不同区域、城乡被试的自我和谐与人格特质有显著差异。     

留守经历对大学生主观幸福感的影响:链式中介效应分析

为考察留守经历、领悟社会支持、心理韧性与大学生主观幸福感的关系。本研究采用领悟社会支持量表、心理弹性量表和主观幸福感量表对1310名在校大学生进行问卷调查,其中有留守经历大学生588人,无留守经历大学生722人。结果发现,有留守经历大学生的领悟社会支持、心理韧性与主观幸福感均显著低于无留守经历大学生;领悟社会支持、心理韧性与主观幸福感之间呈两两显著正相关,与留守经历均呈显著负相关;留守经历对主观幸福感没有直接的预测作用,但可通过领悟社会支持的中介作用、通过领悟社会支持与心理韧性的链式中介作用,两条路径间接影响大学生主观幸福感。本研究结果揭示,领悟社会支持和心理韧性可解释留守经历对大学生主观幸福感的作用机制,为提升有留守经历大学生的心理健康水平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和谐人格、社会支持、自我控制与工作–家庭冲突——基于职业群体的3种模型比较

为了考察和谐人格、社会支持、工作–家庭冲突以及自我控制的关系, 基于相关理论, 提出3种模型(简单中介模型、以自我控制为中介变量的复合中介模型以及以社会支持与自我控制为中介变量的复合中介模型), 并比较3种模型对数据的拟合程度。简单中介模型指和谐人格、社会支持通过自我控制平行作用于工作–家庭冲突, 以自我控制为变量的复合中介模型指和谐人格与社会支持分别作用于工作–家庭冲突,以社会支持和自我控制为中介变量的复合中介模型指和谐人格通过社会支持、自我控制作用工作家庭冲突。以北京市医疗行业、金融行业、销售行业公司的200名员工为研究对象, 采用社会支持量表、自我控制量表(SCS)、冲动性量表(BIS)和工作–家庭冲突量表进行研究。结构方程模型的结果表明, 以和谐人格和社会支持为预测变量、自我控制为中介变量、工作–家庭冲突为结果变量建立的复合中介模型拟合结果最好。自我控制在和谐人格、社会支持对工作–家庭冲突的关系中起中介作用, 中介变量的估计值为-0.043, 95%置信区间为[-0.071, -0.022]。自我控制可以中介和谐人格、社会支持对工作–家庭冲突的影响, 以自我控制为中介变量的复合中介模型拟合结果最好。     

使用社交媒体能提升用户的社交自我效能感吗?

通过对使用新浪微博的204名大学生的调查, 发现线上社会支持、社交媒体使用和社交自我效能感之间显著相关, 它们之间的关系因社会支持类型的不同而各有特点: 把社会支持看成一个整体时, 社交媒体上的社交互动在线上社会支持对社交自我效能的影响中起调节作用, 随着社交媒体的社交互动增多, 线上社会支持对社交自我效能感的正性影响越来越显著; 而从线上社会支持的归属感维度讲, 社交媒体上的社交互动在线上社会支持和社交自我效能感之间起完全中介作用, 归属感促使大学生更多地在社交媒体上进行社交互动, 由此提升其社交自我效能感。研究结果可为理解人们为什么喜欢使用社交媒体以及线上行为如何影响线下心理与行为提供启示。     

大学生人格特质、应对方式及心理咨询态度关系研究

社会大众对心理咨询的态度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心理咨询行业在中国的发展。对广东四所大学在校学生的心理咨询态度进行调查，试图探讨人格与应对方式对心理咨询态度的影响因素。研究结果显示：①多元回归分析显示，人格特质对心理咨询态度有影响作用，主要预测维度为神经质、精神质、内外向三个维度。②应对方式对心理咨询态度同样也有影响作用，主要预测维度为退缩、求助、转移、压抑四个维度。③应对方式在人格特质和心理咨询态度间起部分中介作用。     

大学生安全感与自我接纳、社会支持的关系研究

文章考察了大学生安全感的基本情况，探讨大学生安全感与自我接纳、社会支持之间的关系，可为大学生合理对待人生以及进行自我心理疏导提供借鉴。采用问卷法对山西大同大学200名大学生进行了调查。结果：大学生安全感处于中等偏上水平（57．81±8．942）；安全感与自我接纳呈负相关（r=-0．629，P〈0．01）；安全感与领悟社会支持呈正相关（r=0．345，P〈0．01）；自我接纳对安全感有正向预测作用，社会支持对安全感有负向预测作用。结论：大学生安全感处于中等偏上水平；安全感与自我接纳程度之间存在显著负相关，与社会支持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自我接纳和社会支持对安全感都有预测作用。     

大学生情感幸福感的影响因素

为增进大学生情绪健康提供依据,探讨大学生情感幸福感的特点及影响因素。通过分层随机抽取502名大学生,采用情感幸福感量表、社会支持评定量表、应付方式问卷进行调查。结果表明大学生积极情感显著多于消极情感,男生的消极情感显著高于女生。社会支持与积极情感显著正相关,与消极情感显著负相关;成熟型应付方式与积极情感显著正相关,与消极情感显著负相关,不成熟型应付方式则正好相反。解决问题、自责、主观支持、支持利用能预测积极情感23．1％的变异量,解决问题、自责、幻想、合理化、客观支持能预测消极情感36．1％的变异量。因而社会支持、应付方式是大学生情感幸福感的重要影响因素。     

医学院校贫困生社会支持、生活事件与主观幸福感的相关性研究

目的:探讨医学院校贫困大学生社会支持、生活事件与主观幸福感的相互关系.方法:对125名中医大在校贫困生进行社会支持评定量表,生活事件与总体幸福感量表的测试.结果:社会支持与主观幸福感呈显著正相关;负性事件与主观幸福感呈显著负相关;社会支持与负性事件对主观幸福感有显著的预测作用.结论:社会支持与负性事件与主观幸福感密切相关.良好的社会支持和改善负性事件有助于提高贫困生的主观幸福感.     

大学生付出-回报失衡与积极心理资本的关系:社会支持的中介作用

基于付出-回报失衡模型,以1 318名大学生为被试,采用大学生付出-回报失衡问卷、领悟社会支持量表和积极心理资本问卷,探讨社会支持在付出-回报失衡与积极心理资本之间的中介作用及此作用在不同生源地类型群体中的差异性。结果发现:(1)付出-回报失衡感与过度投入显著正相关,与社会支持、积极心理资本显著负相关;过度投入与社会支持显著负相关,与积极心理资本显著正相关;社会支持与积极心理资本显著正相关。(2)社会支持在付出-回报失衡感与积极心理资本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3)过度投入与积极心理资本之间存在社会支持的遮掩效应。(4)不同生源地类型学生能够调节付出-回报失衡感与社会支持之间的关系,在城市学生中,付出-回报失衡感对感知社会支持程度的影响相较于农村学生而言更加明显。     

大学生社会支持、社交自尊与孤独感的关系

目的：探索社会支持与社交自尊对孤独感的相关关系。方法：运用《领悟社会支持量表》、《德克萨斯社会行为问卷》和《UCLA孤独感量表》对南昌大学360名不同性别、专业、年级的大学生进行调查。结果：①被试孤独感得分在年级上差异显著;②被试孤独感得分在教养方式上差异显著;③社会支持和社交自尊与孤独感均有显著的负相关;④朋友支持和社交自尊对孤独感有显著预测力,其解释量为27.5%。结论：社会支持和社交自尊与孤独感均有显著的负相关。     

大学生的前瞻记忆与艾森克人格维度得分

该研究试图研究大学生的人格和前瞻记忆的关系。通过艾森克问卷（EPQ）度量人格;用Harmon等人设计的前瞻记忆问卷（PMQ）度量前瞻记忆。结果表明,EPQ量袁的精神质（P）得分高者短时习’赁前瞻记忆和长时事件前瞻记忆较弱;神经质（N）得分高者短时习惯前瞻记忆、长时事件和内部线索的前瞻记忆都比较差。没有发现EPQ量表的外向性（E）和撒谎（L）量表得分与前瞻记忆能力的显著相关性。     

高职学生人际关系对人格特质的影响研究

本文通过对高职学生的人际关系和人格特质进行实证性调查,分析结果表明人格特质对人际交往能力有较好的预测作用。因此良好人格特质的塑造要借助于有针对性的人际关系训练,在精神质人格特质方面应该注重人际交友技能的训练,在神经质人格特质方面注重待人接物的训练,在内外向的人格特质方面则侧重与异性的交往。     

社会支持对贫困大学生心理健康的影响

目的：了解贫困大学生心理健康及社会支持状况并探讨社会支持对其心理健康的影响。方法：采用社会支持评定量表SSRS,症状自评量表对120名贫困生进行测量。结果：贫困生心理健康水平和社会支持状况良好,社会支持与心理健康相关显著,其中主观支持与心理健康相关显著,而客观支持和对支持的利用与心理健康的相关并未达到显著水平。结论：社会支持特别是主观支持影响贫困生的心理健康水平。     

贵州省在押男犯与大学生人格特征的比较分析

目的:通过艾森克个性测定,了解犯人的性格特征,探讨犯罪人格形成的可能因素,找出大学生心理危机。方法:应用艾森克个性问卷(EPQ)对贵州省在押男犯及贵州省在校男大学生各65例进行测查对照分析。结果:在押犯在精神质、神经质、内向性3个分量表上得分高于大学生,其个性改变与民族差异无关;大学生的外倾性人格特点有可能表现出反社会倾向,由其是男性少数民族大学生。结论:1)在押男犯与大学生相比,易有精神质倾向,情绪不稳定;2)大学生的心理健康教育不容忽视;3)少数民族大学生情绪趋于不稳定。     

医学生内外倾人格特质与职业认同——危机脆弱性与生命意义感的多重中介

在后疫情时代背景下,医护人员群体对社会的价值愈加受到关注,因此培养环节也更应被进一步探索。本研究基于人职匹配理论和“压力-脆弱性”模型,探索和验证以危机脆弱性和生命意义感为中介变量的医学生内外倾人格特质对职业认同的多重中介机制模型。对全国多所高校的204位医学生进行问卷调查,得出以下结论：（1）医学生外倾性人格特质正向影响职业认同,内倾性人格特质负向影响职业认同;（2）医学生生命意义感会部分中介外倾性人格特质与职业认同的关系;（3）医学生危机脆弱性和生命意义感在外倾性人格特质与职业认同间发挥部分链式中介效应,同时在内倾性人格特质与职业认同间发挥完全链式中介效应;（4）对于外倾性人格特质来讲,医学生生命意义感的独立中介效应要显著大于危机脆弱性和生命意义感的链式中介效应。此研究结果为医学生个体探索职业生涯以及社会医务人才培育助力。     

社会支持与希望的关系：应对方式的中介、调节作用

运用领悟社会支持量表、简易应对方式问卷及成人性情希望量表对320名大学生进行调查,采用结构方程模型探讨了大学生社会支持、应对方式与希望的关系.结果表明：（1）社会支持与积极应对、希望呈显著正相关;消极应对与社会支持呈负相关,但与希望无显著相关.（2）积极应对方式是社会支持与希望的中介变量;消极应对方式是社会支持与希望的调节变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