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红楼梦》的"三复情节"

“三复情节”是杜贵晨先生研究中国古代小说叙事艺术提出的理论概念 ,“三复情节”在《红楼梦》中有多方面新鲜别致的运用 ,不仅发展了传统“三复情节”的叙事技巧 ,更增强了《红楼梦》的艺术魅力。《红楼梦》“三复情节”的研究进一步说明 ,“三复情节”是“以全民族的眼睛去观察”而得出的关于中国古代小说的具有本民族特点的当代理论     

一座逆作者之愿而矗立的纪念碑——谈《荡寇志》的思想倾向和认识价值

“旧小说喜续,新小说喜复”,这是小说《反三国志》的作者周大荒在本世纪二十年代说的话。好承书而续,确实是中国古代小说所独具的特殊现象。而续作又有种种:或书未尽而续,如《红楼梦》的诸多续书;或书已完而续,如《西游补》《后西游记》之于《西游记》。有的则更复杂,如《水浒传》,既有人不断加入征辽,平王庆、田虎的新情节,也有人把它砍成“断尾巴蜻蜓”,还有人承之而作《水浒后传》、《后水浒传》。     

略论《水浒传》宗教描写的客观意义

从中国古代小说的题材处理看,与文言短篇小说以虚幻情节表现人情世态不同,长篇白话小说跻身文苑之后,大都以现实情节来编织故事和塑造人物。这自然要把从明中叶出现的如《西游记》一类的神魔小说除外,此种文学现象涉及小说发展的源流,这里不再论列。 《水浒传》的题材,它泛滥百家,贯穿三教,其蕴含可谓精深博奥,包罗万象。小说引人入胜之处,首推人物的鲜灿,情节的生动,主题的深刻,其次,如小说中的宗教描写,亦颇具思想和艺术深度。     

李贽《水浒传》批评思想的现代阐释

“发愤”说和“忠义”说是李贽《水浒传》批评思想的集中体现。前强调小说应是“发愤之作”，“不愤则不作”，即现代所说的创作激情；后是对小说主的概括，肯定了梁山起义的正义性。李贽的《水浒传》批评思想及其艺术分析在当时的“小说界”影响很大，有力地推动了我国古代现实主义小说的健康发展。     

“事实一件抵万金”——答莫其康先生

关于《水浒传》的作者,在“外证”方面,僧施满家于1918年抄录的《施氏家簿谱》中“字耐庵”三字无法得出施彦端就是施耐庵的结论.从《水浒传》的地理态势、气候物像、方言土语、人文风俗等诸方面“内证”来看,其作者不可能是江北的施彦端,而肯定是一位对杭州极为熟悉的书会才人.以《水浒传》是“小说作品”来解释对江北描写舛错极多,但对杭州的描写却极其精准,更加无法说明其作者是进士出身的江北人.况且,《水浒传》中还有不少内容是去世于明洪武三年的施彦端进士所不可能写出的.     

《金瓶梅》之前的"家庭小说"传统

魏晋志怪小说中有影射夫妇关系和家庭生活的内容，志人小说中有描写家庭生活的篇章；唐宋以来的文言传奇中有不少作品涉及到家庭生活的某些方面；宋元话本中有较完整的短篇家庭小说；《水浒传》中有众多市井家庭生活的描写，它们共同构成的“家庭小说”传统为长篇家庭小说奠基之作《金瓶梅》提供了可资借鉴的资源。     

论古典小说中“闺怨”的“意象化情节”建构——以《金瓶梅》、《林兰香》为例

中国古典小说在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几乎汲取了前代所有其它文体样式的成就,于古典诗歌中尤其受益良多。“意象”是探讨古典诗歌艺术的重要范畴。“意象”在古典小说作品中的具体呈现形态,最突出的就是“意象化情节”。“意象化情节”充分利用“意象”在小说情节结构中的作用,除了兼有“意象”主客交融、虚实相生的优点外,还具有动作性与表演性,是小说情节演进中的一环。“闺怨”是古典诗词的传统题材,由此形成了丰富的“意象”景观。古典小说尤其是人情小说经常涉及“闺怨”这一传统题材的描写,当然也会自觉借鉴古典诗词已有的艺术表达成就。本文试图以《金瓶梅》、《林兰香》为例,探讨古典小说中“闺怨”的“意象化情节“建构。     

从施彦端的“仕途”论《水浒传》的作者

在《水浒传》研究中，关于施彦端的“仕途”问题向来观点不一，然而从《水浒传》内部的北方地理态势与气候风物的描写以及语言文字的运用三个方面，可以说明苏北那个曾为“进士”并曾“为官”的施彦端字耐庵者并非《水浒传》的作者。     

论水浒戏中的喜剧李逵和《水浒传》中的悲剧李逵

元杂剧水浒戏和小说《水浒传》中的李逵都是个非常重要的人物形象。在水浒戏中,李逵是个喜剧角色;而在小说《水浒传》中,李逵这一形象虽然也有着一定的喜剧因素,但是总体来看,他是一个悲剧人物。水浒戏和《水浒传》产生的时代背景的不同、创作主题的不同和故事流变等原因使得“两个”李逵的形象大相径庭。     

何心与《水浒传》编年

从故事编年的层面对《水浒传》进行研究,何心先生是第一人。何心先生这种做法不仅“很别致”,而且也很有意义：第一,有利于《水浒传》的传播;第二,可以为《水浒传》之成书研究提供有益的帮助;第三,为中国古代长篇小说的研究提供了一种可资借鉴的模式。然而何心先生之《水浒传编年》也存在明显的局限,主要表现为：第一,某些事情的发生时间明显存在错误;第二,事件遗漏现象比较严重;第三,对存在于《水浒传》中的时间错乱现象重视不够;第四,把七十一回以后之事置于《水浒传编年》之外,显得不完整。     

六朝志怪幻想与中国当代奇幻小说

六朝志怪作为中国古小说的发轫,其中的幻想因素对后世小说创作有着深远影响。中国当代奇幻小说作为新时期的一种新的文学体式,幻想更是成为了其中的主体部分。以幻想为基础,可以看到当代奇幻小说对六朝志怪小说在幻想方式上的继承与突破。     

一部蕴涵和闪烁着古代社会大众民族精神的不朽巨著

中国古代社会大众优秀的民族传统精神,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优秀的民族传统精神,在文学巨著《水浒传》中有着丰厚的蕴涵和积淀。《水浒传》描写叙述中展示出的起义者"等贵贱,均贫富"的生活追求,是中国古代几千年以来社会执着追求的政治平等、经济平均的社会理想在作品中的艺术体现;在作品主要人物身上焕发着的受到当时社会大众普遍肯定和赞扬的捍卫自身和他人生存权、生命权的坚强不屈的意志,见义勇为、锄强扶弱、维护社会是非正义的优秀思想品质和果敢行动等这些表现和作为,与政治经济诉求一样,也是古代社会大众民族精神在作品中的艺术再现。在建设强大、丰富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今天,珍视和发扬《水浒传》这一文学瑰宝所蕴涵的优秀民族传统精神乃是应有之义。     

远行与回归——由《雁过藻溪》看张翎晚近的写作姿态

张翎的《雁过藻溪》有着丰富的意蕴，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首先，作者有着一枝灵动的妙笔，善于以“远行”为背景，细腻地刻画人物微妙复杂的心理；其次，小说经常讲述时空交错的故事，体现出娴熟的叙事功夫；最后，小说在语言意象和审美趣味方面显示出对汉语文学写作传统的回归与认同，昭示出作者“精神还乡”的写作姿态。     

因果报应思想与中国古代小说中的常见结构模式

因果报应思想进入小说,成为小说情节发展的内在驱动力,在很大程度上构筑了中国古代小说的总体结构模式：情节巧合、预叙特征与大团圆结局。这一模式赋予了中国古代小说足够的传奇性与叙事结构上首尾相接、因果完整的特点,受到当时群众的广泛接受与欢迎;但与此同时这也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小说家在情节叙述上的思维创造力。相似的情节发展曲线,雷同的结构模式,构成古代小说的一大特点。中国古代小说的公式化、模式化传统也因此而形成。     

论“三言”对文言旧本的借鉴与改编——以《蒋兴哥》与《杜十娘》二篇为例

中国古代小说自宋之后,就有文言、白话两条线索交互发展,相互吸收、相互渗透。因文言小说诞生与发展在先,故白话小说多受其影响。本文尝试以冯梦龙“三言”中的两篇代表作《蒋兴哥重会珍珠衫》及《杜十娘怒沉百宝箱》为例,来探究“三言”对同题材文言旧本的借鉴与改编。     

略论唐代幕府与唐人小说之关系

唐人小说在中国古代小说发展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幕府制是唐代政治制度的一大特点.本文主要探讨唐人小说与唐代幕府之间的关系,从深层次上探寻唐代幕府在唐人小说产生、发展过程中所起的作用.     

明清长篇家庭小说“家庭矛盾”之解析

家庭矛盾在明清长篇家庭小说中是一种普遍性存在。从小说情节来看,"家庭矛盾"是建筑长篇家庭小说叙事大厦的重要框架;从矛盾内容本身来看,这些家庭冲突及斗争除具有普遍性的特点之外,还表现得极为激烈和难以调和,极大地彰显出中国古代家族纷争和纠葛的残酷性。家庭小说作家在家庭矛盾的思考中似乎寄托着深层的隐喻意义,因而家庭矛盾亦是明清长篇家庭小说重要的类型特征之一。     

周大新小说独特的叙事手法

周大新的小说创作在关注故事的同时也追求艺术的完美,在叙事手法上不仅继承了传统的叙事方法,也加入了自己的创新,用多变的叙事视角、多种叙事策略和独具匠心的小说形式向我们呈现出南阳盆地里的众生相,书写着人性的善与恶。     

论《水浒传》中"将"的语义与用法

《水浒传》中的“将”字语义和用法呈多样化,与明末白话小说《三言二拍》和现代汉语中的“将”字用法有不同之处,分析研究这些异同,找寻出“将”字从古代汉语的动词向现代汉语的介词发展演变的轨迹。     

小说史观与金圣叹的小说评点

历史观念深刻影响着人们对小说本质的认识,中国古代的小说观始终笼罩在史学观念的阴影之下.批评家长期以来也将小说、历史并提,小说的虚构与历史的实录纠缠在一起.金圣叹在其评点中继承和发扬了司马迁的修史思想,他认为小说与史书一样具有劝勉惩戒即对社会有着认识和批判作用.他指出,在艺术上,以<史记>为代表的史传著作对古代小说影响深远,同时指出,"因文生事"的<水浒传>在艺术上也有着其超越<史记>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