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疆省区旅游经济系统脆弱性评价、影响因素及其应对策略——以云南省为例

以云南省16个市州为研究单元,运用综合指数法及障碍度模型探究2004-2016年云南省各市州旅游经济系统脆弱性的时空格局演变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2004-2016年云南省各市州旅游经济系统脆弱性总体呈下降趋势,其绝对差异与相对差异均呈波动下降态势;(2)旅游经济系统脆弱性空间分布格局日益均衡,高脆弱性市州空间集聚态势明显,"核心—边缘"式空间结构逐渐形成,低脆弱性市州呈现"趋同俱乐部"空间态势,边境市州脆弱性低于内陆市州;(3)云南省六大旅游区旅游经济系统脆弱性均呈下降趋势,其中以滇西北下降幅度最大,滇东北与滇东南下降幅度较小;(4)敏感性对旅游经济系统脆弱性发挥主导作用,其应对能力的主要制约因素是基础设施建设滞后与区域经济对外开放程度偏低.     

云南省旅游景区规模等级与旅游收入空间错位的时空演化

以云南省16个市(州)为研究对象,运用重力模型、空间错位指数模型分析2013—2019年云南省旅游景区规模等级与旅游收入的重心移动轨迹、错位类型及错位程度的演化趋势.结果表明,二者重心轨迹无重合且间隔较大,存在明显的空间错位并由逆向错位向顺向错位演化.将各市(州)历年的空间错位指数值划分为高、中、低度错位3个层次,高、...     

湖南省城市人居环境与新型城镇化耦合发展的时空演变研究

运用耦合度和协调度模型,测算了2003—2013年湖南省14个市(州)人居环境与新型城镇化的耦合协调度指数,并分析了耦合协调度的时空演变特征.结果表明,从整体态势来看,2000—2013年各市城市人居环境与新型城镇化耦合度指数均分布在0.4~0.5之间,整体上处于颉颃阶段;湖南省各市州(长沙除外)协调度指数均处在0.1~0.3之间,整体上处于低度协调阶段.从空间格局来看,耦合度指数整体上呈现东北高、西南低的空间分布格局.协调度指数呈现"一高多低"的空间格局,即以长沙为中心呈同心圆式向外扩散,长株潭地区协调度指数总体水平较高.针对上述研究结论,提出了相应的对策.     

伊犁河谷“三生”空间景观生态风险时空演变与多情景模拟

基于伊犁河谷1990-2020年土地利用数据,利用景观生态风险评价模型探析“生产-生活-生态”(“三生”)空间及景观生态风险格局时空演变特征,借助PLUS模型模拟伊犁河谷2030年生产空间优先、生活空间优先和生态空间优先3种情景下“三生”空间格局及景观生态风险分布特征。结果表明：1990-2020年,伊犁河谷“三生”空间以草地生态空间为主,草地生态空间和林地生态空间面积呈减少趋势,其余空间呈增加趋势;1990,2000,2010,2020年景观生态风险均值分别为0.035 5,0.033 1,0.034 8,0.034 6,伊犁河谷景观生态风险呈先下降后上升趋势,风险等级在空间分布上呈现梯度变化;2020-2030年3种情景的景观生态风险均呈上升趋势,景观生态风险均值从大到小为生活空间优先情景、生态空间优先情景、生产空间优先情景。     

新疆玛纳斯河流域景观生态风险评价

景观生态风险评价是基于景观形态与生态过程耦合机理,研究土地利用变化对生态系统结构、功能的风险响应,可为区域生态安全评价提供了系统模式。本文以玛纳斯河流域绿洲为研究区,以2000、2005和2015年3期TM遥感影像为数据源,通过计算景观格局指数构建生态风险评价模型,利用GIS和GS+软件对生态风险指数进行采样和空间插值,得到景观生态风险时空分布图,进一步分析景观生态风险效果及其表征。结果表明:2000-2015年玛纳斯河流域景观格局变化明显,耕地和建设用地破碎化程度降低,分离度减少,优势度不断增加;2000年流域以较低、中等生态风险区为主,高风险区分布于流域西北部的河流尾闾区,2005年较低和中等风险区范围扩大,生态环境整体呈现好转趋势,相较于2005年,2015年高风险区范围显著扩大,主要分布于河流中下游的下野地垦区,较高风险区有向东部延伸的趋势;2000-2015年,研究区生态风险等级呈降低趋势,高等级向低等级生态风险转移的面积远高于由低等级向高等级生态风险转移的面积。因此,应通过优化土地利用结构和方式,改善与治理退化的生态环境。     

石家庄市土地利用变化及其生态风险评价

以石家庄城市生态系统为研究对象,基于多时相的遥感影像,采用人工神经网络分类方法,提取研究区土地利用类型及变化信息,采用层次分析法,确定各类用地的生态风险强度参数,构建区域土地利用综合生态风险指数,结合GIS空间分析技术,编制石家庄市土地利用生态风险程度空间分布图.研究表明:石家庄市区1993,2000,2007,2010年的综合生态风险指数分别为0.25,0.27,0.30,0.30,区域生态风险程度整体增加.生态风险等级由市中心向周边郊区呈明显圈层递减分布趋势.建设开发活动是导致局部区域生态风险较高的显著因素.     

边境地区旅游流空间场效应的时空动态及其影响因素——以云南省边境市州为例

基于地理集中指数、重心模型及旅游经济联系强度对2000—2016年云南省边境地区旅游流空间场效应的时空动态进行综合探究,并结合相关性系数法分析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云南省边境各市州旅游场强层级区际差异显著,总体呈现以红河州为中心的单核分布模式;(2)旅游流重心总体呈现在波动中向东南方向偏移的态势,偏移速度总体呈现先快后慢的特征,各市州对旅游流吸引力的波动程度渐趋降低,但旅游吸引力空间差异在持续扩大;(3)西双版纳、普洱、红河及文山等市州形成了旅游经济联系高强度集聚区,怒江州与其他市州的旅游经济联系均较弱;各市州旅游经济联系总量表现出明显的"核心—边缘"式空间发展格局;(4)旅游资源禀赋、信息化水平、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交通通达性及旅游接待服务能力对旅游流空间场效应演化的影响程度依次递减,对外开放程度的影响程度最低.     

基于土地利用变化的长江经济带生态风险研究

基于长江经济带1980、2000、2015年3期土地利用格局变化,构建生态风险指数,分析生态风险的时空变化及其对土地利用的响应特征．1980—2015年,长江经济带土地利用变化的主要表现为建设用地剧增,增加了38 454.79 km2,主要源于耕地转化;耕地、草地锐减,分别减少37 358.50、9008.57 km2．长江经济带生态风险与土地利用呈较显著的空间正相关特征,土地利用生态风险时空分异较明显:上游、下游地区以低生态风险区为主,中游地区中生态风险分布较广;上游地区生态风险集聚趋势增强,高风险集聚自相关区长期较为分散且无显著变化;中游地区2000年后生态风险集聚趋势减弱,高风险集聚自相关区集中于洞庭湖、鄱阳湖区域,其他时期较为分散;下游地区生态风险集聚趋势增强,时空变化特征明显,低风险集聚自相关区分布较广,高风险集聚自相关区较少．本文基于土地利用变化的长江经济带生态风险分析,为开展国土整治与修复、推动土地可持续利用提供了针对性、差异化的思路和建议．      

鄂西生态文化旅游圈生态足迹动态分析

在对Landsat TM影像进行监督分类得到土地利用利用现状数据的基础上,利用生态足迹模型,通过对湖北省鄂西生态文化旅游圈8个市(区)2000年、2007年、2012年三个年份的生态消费量和承载量进行了计算,分析数据得出2000-2012年鄂西圈生态变化的整体趋势.研究表明,生态足迹与GDP相关系数为0.775,呈显著正相关;与人口的相关系数为0.937,为高度正相关;鄂西圈各市(区)的GDP与人口的相关系数为0.733,也呈显著正相关.因此可以推测鄂西圈各市(区)产业模式主要为劳动密集型、资源消耗型,这将不利于区域的可持续发展.同时,鄂西圈各市生态足迹大体呈逐年增长趋势,而生态承载力各年基本保持不变状态.且鄂西圈各个市(区)均呈生态赤字,生态压力大,并且有赤字逐年加大的情况.     

四川省土地生态经济系统稳定性时空格局

运用熵权TOPSIS法和ArcGIS空间分析等方法,对四川省21个省市(州)2005—2014年的土地生态经济系统稳定性状况进行评价,结果表明:1)在2005—2014年间,四川省各市(州)的土地生态经济系统稳定性都逐渐提升,省平均水平由2005年的0.293增长到2014年的0.579;2)各市(州)土地生态经济系统稳定性绝对差异有所增大,但相对差异逐渐减小,且空间自相关性不明显;3)四川省土地生态经济系统稳定性空间分布格局在不断演变,由2005年川东一个高值区演变为2008年川东和川南2个高值区,且以川南为首.     

中国建设用地利用强度时空演化及其驱动机制分析

以中国4个五年发展战略的截止年份为时间节点, 基于径向函数(RBF)神经网络模型测度2000, 2005, 2010和2015年中国337个市级行政单元(不含港澳台地区)建设用地的利用强度, 并利用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模型(ESDA)分析其时空演变格局, 运用地理加权回归模型(GWR)分析中国建设用地利用强度时空分异的主要驱动因素。结果表明: 1) 2000—2015年, 中国建设用地利用强度整体上呈上升趋势, 且空间差异显著, 高强度的利用水平集中在环渤海经济区、各大沿海城市和省会城市; 2) 中国建设用地利用强度呈现空间自相关性, 且全局分异格局与冷热点分布格局及空间异质性的态势基本上吻合; 3) 中国建设用地利用强度的空间格局演变主要受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城市化水平以及政府经济调控4 种因素影响, 影响程度的排序为城市化水平<产业结构<经济发展水平<政府经济调控。     

甘肃省生态文明水平时空演变趋势及协调性分析

通过构造生态文明建设指标评价体系,结合甘肃省14个市州2010—2016年数据,从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基础保障和生态质量4个维度测度甘肃省14个市州当前生态文明的建设情况,构建耦合协调度模型测度甘肃省生态文明的协调度情况,并借助ArcGis 10.0软件进行可视化分析,得到如下结论:1) 2010—2016年,甘肃省14个市州生态文明建设总体呈现上升趋势; 2)生态文明聚类特征由微弱的正相关向较强的集聚倾向演变,且2016年集聚倾向最为明显; 3)甘肃省各市州生态文明发展差异较大,且空间分布不均衡,生态文明水平大体上呈现出集群化、梯度化、极差化的分异特征; 4)甘肃省14个市州生态文明建设离高水平协调发展的目标仍然存在较大的差距,河西走廊地区整体协调性较好,陇东南地区和民族地区协调性较差.根据研究结果提出相应的发展策略:1)生态文明建设分区治理; 2)加强陇中地区、陇东地区、陇东南地区和民族地区的协调性建设,借助政策支持、城市合作等提高区域协调性水平; 3)借助优越的地理区位和有力的政策支持促进区域生态文明建设.     

云南省耕地变化的自相关分析

分析了1996—2008年间,云南省各个县级行政区的耕地变化情况。运用GIS地统计的自相关性分析,得出云南省耕地变化的时空特性,为我们理解云南耕地状况提供了新的视角。全省的全局自相关系数Moran’s Index=0.299 5,显示云南省县级行政区的耕地变化率有较弱的正相关性。局域自相关系数空间分布图,显示云南省县级行政区的耕地变化有六种模式。最后得出结论,每种模式都是经济利益与政策双重影响下的结果。     

滇中城市群景观格局及生态环境效应研究

滇中城市发展面临资源环境人均拥有不足、资源分配不均以及生态环境脆弱等各种压力。选取1990年、2000年、2010年、2018年四期美国4～5号陆地卫星专题制图仪扫描影像(thematic mapper, TM)所获取的多波段。影像,研究滇中城市群土地利用时空变化及其景观格局演变特征和生态环境效应。结果表明：除建设用地外其他用地破碎度逐步增加,形状变得复杂,随着城市的发展,除建设用地景观类型连接度增加,其余用地降低且破碎化程度增加;滇中城市群地均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整体表现为降低、空间上表现为东低西高,区县间差异大,生态环境整体趋于恶化趋势,引起生态环境改善的因素是林地、水域与耕地转为建设用地;当坡度小于3度时,水文调节废物处理值较大,当坡度大于3度时,生物多样性保护与土壤形成与保护值较高,而食物生产与美学景观值较低。林地、水域聚集的地区集聚类型表现为高-高聚类,建设用地聚集的地区集聚类型表现为低-低聚类;滇中城市群内有约59%的区县生态环境质量下降,有32%的地区上升。滇中城市群的发展要侧重改善用地结构和效能,加大环境保护力度。     

基于ESDA的山西省人口分布空间变化特征研究

以山西省县域为研究单元,选取1982-1985,1985-1991,1991-1995,1995-2000,2000-2005和2005-2010年6个时段年均人口增长率作为研究指标,采用ESDA方法,对全省人口分布空间变化格局进行研究,以揭示改革开放以来山西省人口分布演化的规律.结果表明,2005年以前山西省人口分布呈现明显的空间集聚,县域单元在西部偏南地区形成人口增长率高的空间集聚分布,而在中东部地区形成了人口增长率低的空间集聚分布.2005-2010年这种空间集聚程度正在不断降低,各县域的空间关系呈现随机分布的趋势.     

滇中高原山地城市群空间格局演变及驱动机制

云南省作为典型高原山地区域,地质环境多样,生态环境脆弱,自然资源约束明显,山区城镇化的快速发展引发的空间结构问题突出。结合滇中高原山地地理环境和城市发展特点,从空间结构、空间联系和用地扩展三方面,构建高原山地城市空间综合评价模型,研究1994、2002、2010、2018年滇中城市群的空间格局演变特征及驱动机制。结果表明：1994-2018年期间,城市群逐渐呈现出高首位度、高紧凑度的“单核结构”关系,城市用地扩展则呈现出“快速规则扩展—快速不规则扩展—慢速规则扩展”的用地变化过程,用地的形态特征也对应呈“单点外延—多点外延—单点填充”的三阶段。城市群由“单中心”向“一主多副”的等级结构转变。城市群空间格局的演变主要受地形、交通道路网络、经济产业结构和政府调控因素的影响,呈现出政府主导、经济驱动、环境约束的特征。应倡导创新发展理念,建设创新型经济综合体;重整、优化道路空间资源,加强资源要素流动;完善刚性生态保护规划以增强约束,强化“三线”的统筹管控。     

基于GIS的河北平原地下水位时空变化动态分析

根据1975、1980、1985、1990、1995、2000年的地下水位观测资料,利用 GIS技术,采用Kriging插值方法,分析了近25年来河北平原地下水位的动态变化过程,揭示了地下水位的时空演变规律,并探讨了地下水位下降的原因。1975—2000年,河北平原浅层地下水位下降10.2m,年均下降速率为0.41m/a,其中以1990—1995年下降速率最大,达0.74m/a。深层地下水位下降30.2m,年均下降速率1.21m/a,其中以1980—1985年下降速率最大,达1.83m/a。在区域分布上,自山前平原至滨海平原,浅层地下水位和下降幅度逐渐减小,而深层地下水位和下降幅度逐渐增大。降水和地表径流的减少以及地下水的严重超采是引起地下水位下降的主要原因。     

新疆产业空间结构差异的综合分析

产业空间结构是指国民经济各产业的生产力在地域空间上的分布与组合。具体的讲，它是指各产业资产的综合生产能力的地区分布及其与其它要素的结合情况。产业空间结构从产业的地区结构方面反映了一国经济发展的规模与水平。本从产业结构和区域发展的角度，选取产业结构效果指数、区域竞争效果指数、三次产业比例、非农业人口比例、人均GDP等经济指标，采用新疆87个县市73个行业的1990年和2000年的在业人数，各县市的人均GDP、非农业人口、2001年各地州三次产业比例等数据，主要采用，偏离一份额分析，同时辅助区位熵、人均GDP标准值等计量方法进行新疆各地州市产业空间结构的差异分析与探讨。     

冀北山区“三生”空间识别与演化特征分析——以张家口市为例

以冀北山区中心城市张家口为研究区, 运用土地利用转移矩阵、土地利用动态度和景观格局指数等方法, 从空间布局、数量结构、垂直梯度和景观格局4个方面, 剖析1990—2015年张家口市“三生”空间的分布格局和演化特征, 得到如下结论。1) 张家口市“三生”空间分布的区域差异显著, 生态空间主要分布于东部的燕山余脉和南部的太行山区, 生产–生活空间和生产–生态空间集中分布于洋河河谷盆地、桑干河和壶流河流域, 潜在空间散布在中部和西部的生产–生活空间周边。2) 张家口市“三生”空间均有不同程度的相互转化, 其中以生态空间和生产–生态空间的相互转化为主要特征。与1990—2000年相比, 2000—2015年“三生”空间的相互转变更为频繁。3) 在垂直带谱上, 中低山和缓坡区域的“三生”空间类型更加多样性。研究时段的生态空间向高海拔、高坡度地带扩展, 生产–生态空间向低海拔、低坡度地带转移。4) 张家口市“三生”空间的景观格局趋于破碎化和复杂化。5) 自然地理背景是“三生”空间分布的自然基础和空间载体, 工业化、城镇化、社会经济发展和政策因素是张家口市“三生”空间格局变化的主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