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强法律推理在审判实践中的运用

法律推理作为逻辑学界和法学界共同关注的问题,正在受到越来越多学者的重视。在司法实践中法律推理的作用日益突出,审判中法官正确恰当地运用法律推理无疑能够增强司法判决的一致性和正当性。对法律推理的深入研究,特别是与审判实践紧密结合能够使法官加强法律推理能力及运用逻辑思维进行理性、科学的司法裁判。熟练地掌握和运用法律推理,会对法官裁判案件大有帮助。但目前,我国的法律推理研究还不够深入,在司法实践中尤其是与法官裁判活动的结合不够紧密,未取得令人乐观的实质性进展,加强法律推理在审判实践中的运用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必需的。     

事实、规范与价值——法律推理体系重心定位

法律推理常处于一个由外部推理和内部推理织就的复杂网络中。法律推理作为一种有目的的实践活动,必须以法律事实为逻辑起点、以法律规范为准则、以法律价值为衡平,要求具备客观性、可预见性和一致性。法律事实认定、法律规范识别、法律价值论证是一个系统化的进程,价值原则始终作为主线贯串其中,不仅制约着推理体系的内在结构和逻辑关联,而且事关法律方法的活力与法治技术的发展。法律推理体系重心应定位于对案件事实的认定、对法律规范的选择以及在合法性与合理性张力下对法律价值的追寻。     

法律推理中的辩证推理与实践推理刍议

共识认为，在法律推理时仅仅依靠形式法律推理是不够的。但不同的法学家对如何弥补“不够”并不一致。本文针对辩证推理与实践推理两个理论的要义进行比较，以期找到在中国法律制度下的法律推理的理论模式。     

法律推理中的辩证推理与实践推理刍议

共识认为 ,在法律推理时仅仅依靠形式法律推理是不够的。但不同的法学家对如何弥补“不够”并不一致。本文针对辩证推理与实践推理两个理论的要义进行比较 ,以期找到在中国法律制度下的法律推理的理论模式。     

论法律推理的有效性特征

法律推理是以法律规定和事实材料为前提推导和论证法律结论的过程.这一过程在司法实践中广泛应用,而法律推理的有效性问题一直被理论界所关注,本文就其进行了探讨.     

论审判活动中的法律假言推理

法律假言推理是诉讼活动中的重要推理，分析和探讨审判活动中法律假言推理的特征及其结构形式，旨在阐明为了获得可靠，准确的审判结论；除了要具备相关的法律知识以外，还需具备法律逻辑的基础知识，在逻辑的层面上来理解和把握法律规定，进行有效的法律推理，力审判结论提供思维保证。     

论法律推理中的主体因素——兼谈法律逻辑学的研究视角

适用法律的推理,既要遵从和运用人类思维共通的逻辑规则,也需考虑诸多与推理相关的实质性问题。在这一过程中,人的主体因素必定会渗入其间,并影响最终的推理结果。多重主体因素渗入法律推理过程,有正反两方面的效应,但这是排除不了、甚至不可缺少的。因此,对法律推理的研究,应将推理涉及的实质内容和人的主体因素及其影响纳入视野,建立起人的研究维度。法律逻辑学研究视角的调整,对其自身乃至整个现代逻辑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法律推理从“逻辑独白”到“实践对话”的位移

法律推理过程包含着权力与利益、应然与实然、确定性与妥当性、客观解释与主观解释、逻辑与价值、语言与事件、思维与表达、认知与行动等诸多矛盾。在司法能动主义与司法克制主义、自然法学与分析法学、实证主义与现实主义、分析哲学与经验哲学的碰撞中,法律已经由文本所体现的规范层面转向法律施行的实践层面,法律推理已经由"逻辑独白"位移到"实践理性"。     

Why the Charm of Law Cannot Withstand the Temptation of Social Effects?——Reflecting on the Unity of Social Effects and Legal Effects

法律的规则、程序和权威构成了人们思考法治的基本形式.法律的抽象性、形式性意义等构造了意义稳定的法律世界,使行为具有了可预测性.如果人们认真对待规则和程序,就有了接近法治的思路.根据法律的思考引发了对法治功能的很多想象,展现了法律的无限魅力.然而,一般性的法律毕竟要遭遇案件,在法律形式上所反映的社会关系和一般正义的诉求,很可能与个别正义、案件的情境因素等会出现一些不吻合之处,再加上社会的发展和稳定的法律之间也可能发生冲突,因而需要进行方法论上的协调.但这绝不是否定形式法治的理由,两个效果以及实质与形式法治的统一论,属于法哲学认识论层面的问题,不可能把它当成方法来解决法治的难题,那样只能带来司法的混乱以及法治的危机.     

法律推理研究述评

近年来,随着法学研究的转向,有关法学方法、法律方法的研究逐渐成为法学研究中的“显学”。而在法律方法研究中,法律推理越来越受到学者的关注。本文就我国学者对法律推理问题的研究进行评述,目的是清晰人们对法律推理的认识。     

比较法的造法功能：比较方法角度

比较法的造法功能体现在司法和立法两个方面。在司法上，比较法能通过学理或原则、立法或司法直接承认比较法等方式成为一国法源。比较法的结构方法系法学方法论上的体系方法，是有效的法律解释和法律漏洞填补手段；比较法的诠释学方法在一国实在法下虽超越了法律解释的限度，但仍可用于填补实在法漏洞；功能比较法在法律发现中是一种后果论证、是实质推理，具有特定限度。为发挥比较法的造法功能，研究者须根据研究目的、研究对象的特征、研究方法的要求，决定选取宏观/微观、内部/外部、共性/差异、概念/类型视角；明确方法的局限；以融贯性作为验证研究结论的标准。     

涉外民商事司法裁判的可接受性追求

可接受性是衡量涉外民商事司法裁判效果的重要标准。涉外民商事司法裁判的裁判受众还包括外国的裁判受众;接受对象的合法性和合理性的考量更加复杂。涉外民商事案件的复杂性、国际和谐秩序观念、形式正义与实质正义兼顾等决定了裁判的可接受性追求在涉外民商事司法中有着特殊意义。法律规定是否完善、管辖权是否合理、司法程序是否公正、判决书说理是否严谨透彻等,是影响涉外民商事司法裁判的可接受性实现的重要因素。     

“两个效果统一”论在审理新类型案件中的运用

“两个效果统一”不仅成为法官审理新类型案件的要求和考虑因素,而且成为社会各方面评判案件质量的“度量衡”,但存在不同认识。审理新类型案件运用“两个效果统一”论的法理基础是法社会学和利益法学,主要是为了解决法律与社会现实相脱节的问题,其评判行为是多元的。审理新类型案件要实现“两个效果的统一”,应当强化政治意识、制定司法政策进行指引、增强案件审理的透明性与正面效应、加大调解协调力度、正确运用法律方法进行自由裁量、正视司法的“有限性”并借助多元力量。     

同案不同判问题反思——基于法律适用的视角

在民事诉讼关系中,司法实践可能对同一案件存在两种不同的认定标准,即存在"同案不同判"现象。由于法官找法、法律适用、法律解释的不同,难免会产生司法裁判的差异。尽管在民事裁判中采用"高度盖然性"的审判标准,但对该标准的适用应尽可能符合法理原理,应以法律价值、法律目的、人权保障、案件公平为指引。     

法律语言——一种司法对弱势群体实质不公平的来源

由于法律语言的规范性、权威性、复杂性、抽象性等特征,法律语言远离社会普通生活．这使得在法律纠纷的解决过程中,社会中的弱势群体处于更加不利的地位,立法上的形式公平在司法层面往往造成了对弱势群体的实质不公平。法律语言的非通俗化有其必要的原因,但是我们应当在法律语言的专业性与易读性之间寻求平衡,并且通过社会整体视角来改变社会中的弱势群体在司法中的不利地位。     

对我国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的评价

一、对我国知识产权保护的法律制度的评价(一)我国目前知识产权保护的法律制度框架 从下表,我们可以看到我国已经初步建立起有关知识产权保护的法律体系。与此同时,有关知识产权的司法审判制度也日趋完善,如北京、上海、广东、福建和海南等地的高院已经建立了知识产权审判庭,这有利于提高知识产权案件的司法效率。     

三一集团诉奥巴马政府案若干法律问题探究

三一集团诉奥巴马政府一案，是美国历史上外国投资者首次对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和美国总统的决定提出司法审查的案件。本文针对该案涉及的具体法律问题，从司法审查的范围、美国总统是否可以成为适格被告、法律程序正当性三个方面进行了理论性探究。该案对于我国企业在走出去的过程中如何运用外国的法律来保护自身利益具有指导意义，同时也对我国司法机关今后处理同类案件具有参考和借鉴价值。     

晚清司法改革实践与反思

通过借鉴、移植国外司法制度,晚清政府进行了建立新式司法制度的司法改革,并取得一系列的成果.然而,由于晚清司法改革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进行的,司法改革更多的是注重在法律形式方面与外国接轨而忽视本国的实际,因此,这必然导致司法改革无法达到预期的效果.但是,晚清司法改革实践为眼下法律移植提供了宝贵的历史经验.     

法律修辞方法对构建法治意识形态的意义

法律修辞方法是指综合运用各种法律方法,在谋篇布局的基础上,以寻找言说关键词进行说服的思维活动。由于法律修辞方法主要是“把法律作为修辞”以此进行说服,因而法治意识形态的属性比较明显。只要人们在思维过程中“把法律作为修辞”,那么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中,法律就有了话语权。然而,由于法律修辞方法以说服、信服为目标,因而不能刚性地依据逻辑的推论,或片面地以权力进行压服。法律修辞方法所寻求的,是以形式法治为主,并附之以实质法治的方法;旨在思维的形式和实质两个层面推进法治中国建设。与传统的政治意识形态比较,目前进行的法治意识形态建构,主要是矫正片面的权力思维或实质主义思维的弊端,理顺实质法治与形式法治的关系。在权力政治言辞过剩的情况下,倡导“把法律作为修辞”的说服方法。这对法治意识形态构建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对侵占罪犯罪对象是否包括公共财物的法理分析

针对关于侵占罪的犯罪对象是否包括公共财物存在争议的现状，本文从法理学的视角，试图从法律规范的自身特点以及法律解释、法律推理和类推等角度对此进行剖析，认为我国侵占罪的犯罪对象应然及实然地包括了公共财物，并提出相应司法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