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堂雅集"与元初馆阁诗人文学活动考

论者一般认为,元代馆阁诗人群体是在“元四家”时期才形成的。但据现存“雪堂雅集”等资料考证,元世祖至元年间,一个以馆阁文人为主体的诗人群体已经形成,并开始活跃在元代诗坛之上,支撑着元初诗坛局面,维系着诗坛命脉,引领着元代诗坛的走向,延续着元代诗坛以馆阁文人为主流的发展趋向,对有元一代馆阁诗人占据诗坛主体地位具有重要的奠基之功。     

姚燧的诗论与元初南北诗学的调和

学者一般认为，姚燧是元初文坛“主气说”的代表人物，张养浩《牧庵集序》称其创作为“才驾气驱”。他既要求诗歌的“美恶风刺”作用，主张诗歌“吟咏性情”，又要求诗歌“欣戚一发乎情”。而所谓“才驾气驱”，其才其气，皆是因贯通理学而修养得来的纯粹和婉之气。姚燧的这些诗论主张，在元初北方诗坛与王恽卢挚共同开了元诗尊汉魏晋唐的先声；至宋亡，即与江南戴表元的“尊唐得古”诗论和赵孟颇的学唐复古交相辉映，不仅促进了南北诗风的融合，而且汇合成席卷延祜以后元代诗坛的诗学潮流。     

晚唐隐逸冲淡诗派初探

晚唐诗人皮日休、陆龟蒙、杜苟鹤、方干、郑谷、曹邱、司空图等人面对末世衰代，胸有大志，却无用武之地。他们尽管思想和人生态度有别，但其悲观心理与绝望情绪是一致的。他们提倡隐逸冲淡文学，书忧愤于江湖隐逸之别途，系淡漠于山水田园之致景，构成了晚唐诗坛一个涵盖面更为广泛的诗歌流派——隐逸冲淡诗派，代表了中国后期封建社会开始时代一部分士大夫文人于无奈之中消极避世的社会心态和审美情趣。     

赵孟頫的生存困境及诗意阐释

在元代诗坛，赵孟頫是一个颇具诗人气质的作家，他的诗歌艺术也堪称一流。但由于他生逢宋、元易代之际，又以故宋宗室子孙出仕元朝，受以人论诗传统观念的影响，在当时和后世，人多以其所谓的人品之“恶”，相应贬低了他诗歌的艺术成就。其实，赵孟頫诗歌“随物宛转”、“与心徘徊”的兴寄手法，和婉曲雅丽的诗风，在元代诗坛具有补阙纠偏的作用。而他诗歌的关学追求，在很大程度上源于他是在用诗阐释自己的生存困境及由之而产生的微妙复杂的心理的。     

唐宋之际清丽诗风的传承与递变

晚唐五代宋初诗歌艺术渐变转型的内在轨迹由多元曲线交织而成,清丽诗风的传承与递变特为其重要一脉.唐懿宗咸通以后,众多隐逸者用澄澹精致的诗作表达出世情怀,取得了出类拔萃的创作业绩,并为此提出了“趣味澄复”、有“韵外之致”的审美理念.五代十国时期,江南各地“不与俗接”的隐逸诗家成为清丽诗境的主要创造者.宋初林逋、潘阆等隐君又以澄澹清雅的诗篇,为整体苍白的诗坛增添了许多超逸的韵味.总之,在唐、宋诗歌艺术转型过程中,隐逸诗家唯清丽是尚的艺术探索,有着不可或缺的诗学价值.     

姚燧散文的理性特质

姚燧的散文创作从一开始就深受理学思想的影响，在他的文章中，无论写景、叙事，还是人物品评，最基本的特质就是理性化。姚燧散文的理性特质，对元代的散文创作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姚隧因之被称为“一代之宗工”；元代散文大家多承继此风，主张“文以明道”，并最终形成元文“偏于经世致用，而乏抒发情性；偏于纪事明道，而乏绘句搞章”的普遍特点。     

江湖诗人戴复古与镇江

戴复古是南宋时期江湖诗派的代表人物，在我国诗坛上也有相当大的影响。他在一生中曾三次出远门游历天下，到过许多地方。作为江南历史文化名城的镇江，亦有他的足迹和影响，可惜以往的著述中对此提及甚少。从揭示戴复古在诗坛的影响入手，可考索其与镇江的关系及对镇江人文的贡献。     

试论元人元曲批评之目录体

王国维《宋元戏剧考》称“一代有一代之文学”，元代文学以元曲创作的高度繁荣为特征，元曲不仅从数量上，而且从质量上看都占据了元代文学艺术的主流，进而成为“一代之文学”。然而与繁荣的元曲创作相比，此时却没有产生相应的元曲理论。理论著述仅见于研究歌曲与演唱的《唱论》，论制曲与曲韵的《中原音韵》，记述作家、作品、艺人并略加评论的《录鬼簿》和《青楼集》。另外还有一些象胡祗等在一些文集中专论元曲的序跋。不过，我们在研读这些理论作品的时候却发现，这些有关元曲的理论大部分采用的都是“目录体”。     

春秋战国时期贵州的古国

春秋、战国时期，大江南北诸侯国或王国处于大分裂、大组合的剧变时期，社会制度也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变。中原和江南社会的变化，多少也影响到了贵州地区。贵州原有的部落或部落联盟在缓慢发展中也日益出现了“古国”组织，有的已进入奴隶社会；大江南北的诸国或亡国之民，为防守边境或为避难也逐渐进入贵州地区，在一定程度上也推动了贵州社会经济的发展。但总的情况还是落后于中原和楚、吴、越国之区域。自楚灭越国后，“百越”之称出现，贵州亦属此“百越”之域。翁独健先生主编《中国民族关系史纲要》说：“百越这个族称始于战国时越国…     

春秋战国时期三种士的形象

在春秋战国这样一个乱世，出现了三种颇具代表性的人，即逆时之士、隐逸之士与顺时之士。他们在历史舞台上扮演了不同的角色：逆时之士不满于现实，不愿与世沉浮，他们固守着自己的道，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隐逸之士虽然对现实不满，但不同的是，他们能够超然物外，或游于精神世界，或躬耕于田园；顺时之士与此二者恰恰相反，他们顺应历史发展潮流，追求个人价值的实现，从而成为那个时代的主角。     

论元文人画对山水小令的影响

诗歌和绘画是相互影响的姐妹艺术。元代，文人画成熟了，它对山水小令的创作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文人画的取材使小令以描写江南的景色为主；文人画的审美倾向使小令追求简逸、空灵之美；文人画的布局使小令更重视景物的层次感。     

论陈继儒游记散文之趣

陈继儒一生游历之处较多,其文学创作也颇得江山之助。陈继儒的游记散文具有趣味性,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即自由随性的轻狂之趣、颇具思辨的机理之趣以及闲适雅化的隐逸之趣。     

关于随园女弟子的成员、生成与创作

随园女弟子作为女性诗歌创作群体,乃清代乾嘉诗坛袁枚性灵派之一翼,其人数可考者达四五十人。其出现于苏杭地区,与江南经济、文化的发达及思想观念的解放密切相关,也与袁枚的支持不可分。女弟子诗歌创作具有性灵派的诗的共性:抒写真情与闲适之趣;选材琐细,意象灵动、新奇、纤巧,不乏风趣,语言白描、口语化。其最大功绩是以清新的诗风冲击了诗坛流行的拟古格调诗及卖弄学问的考据诗,为诗歌回归抒发真情的轨道作出了贡献,在中国妇女诗歌史上占有地位。     

隐遁和隐逸：陶渊明归隐的两个阶段

隐遁和隐逸：陶渊明归隐的两个阶段石先进归隐是古代文人的一种重要生活方式，但过去的正史野史只记“隐途传”“逸士传”，忽视了归隐有隐通和隐逸之分，似乎把问题简单化了。这既掩盖了事物的真相，又不利于研究的深入。被称为“古今隐逸诗人之宗”的陶渊明，就以从隐遁...     

淡然至极 众美从之——汪曾祺小说的文化品格浅析

汪曾祺小说文化品格表现在以下方面:1、在哲学底蕴上是以“儒家思想”为内核,“厚德载物,刚健自行”;以“庄禅精神”为风骨,“清净淡泊,闲适自然”;2、在艺术风格上向传统诗学精神皈依;和谐、淳真、平淡;3、在文化认同上是对平民精神的理解和阐发。     

论元代绘画中的士气精神

元代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由异族统治的时代。统治阶级对汉族的压迫，对知识分子的漠视，使整个社会都处于矛盾的洪流中，这些都给文化艺术造成了深刻的影响。使绘画从“无我之境”转到“有我之境”；由“以物观物”到“以我观物”，也导致个人的自我意识加强，使绘画成为文人士大夫的心绪表达方式：借绘画的形式抒胸中之气、发心中之慨。     

戴表元诗论浅说

对全元文的整理过程,也是我们发现元文特色、总结元文发展规律、总体把握元文的过程。元代散文家多受程朱理学影响,一些著名作家或本身就是理学家,或与理学家有着师友渊源,所以元代散文理学气浓重,重道轻文现象突出,这也是元文为历代评论家们诟病的一个最主要原因。身处江南教书授徒的戴表元,却以其“清深雅洁”之文为当时文坛带来一股新风;其散文中颇为离经叛道的诗论,更使人耳目一新。本文谨从戴表元散文中表现的“宗唐得古”“性情说”“清言说”等诗论作一浅说,分析其对元代文坛的影响。     

白居易《池上篇》考

在白居易的诗歌中，闲适诗是一个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其中以“知足保和”情趣的“池上篇”闲适系列作品是他“独善之义”思想的反映。本文从“池上篇”系列作品入手，对白居易的诗歌中的闲适作品做深层次的分析考察。     

《李长吉歌诗解读》前言

李长吉诗非“无理”、“少理”、“无补于用”，实乃辞理兼胜、理在言外，长吉处元和新、旧乐府平易浅俗风靡诗坛之时，绝去翰墨畦径，呕心不经人道语，骨劲而神秀，奇不入诞，丽不入纤。然初读长吉诗，每喜其才，而感其涩，盖未谙长吉诗之艺术创新：一用字用词多以生语替代习熟之辞；二多以冷僻奇诡之意象入诗；三诗句之间或离合跌宕，或翻转透跃，脉络婉曲；四立意谋篇多比兴暗示，诗义多重旨复意。     

各还命脉各精神--元杂剧女性形象类型抽样分析

北曲杂剧创作的最辉煌的时代在元代，因成就杰出而与“唐诗”、“宋词”并称为一代之文学，而元杂剧女性形象的塑造为元杂剧赢得了很高的声名。本文通过对元杂剧女性形象的抽样分析，揭示出元杂剧女性形象对前代文学形象的超越以及形成元杂剧女性形象性格特征的社会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