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当局推行“弹性外交”及其影响

1971年10月,联合国第26届“联大”通过了驱蒋的决议后,次年2月,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中美双方共同发表了“中美上海联合公报”;9月,中日宣布建交;其他一些与台湾有“外交”关系的国家也纷纷宣布与台湾断交,同我建交。至1973年,与台湾有“外交”关系的国家或地区已由1971年的66个遽减至39个。台湾当局传统的“外交”阵线处于全面崩溃的局面,其在国际上的处境日趋尴尬和困窘。为挽救“外交”颓势,蒋经国在1972年6月出任“行政院长”后,公开提出了“总体外交”的构想(即运用总体的力量来经营“外交”,如“政党外交”,“经贸外交”、“民间外交”等均为此服务),强调要采取“变”与“不变”的原则来“开创外交新局”,即在“反共复国基本国策”不变     

“相扑”运动在中国古代所表现的政治功能

“相扑”运动在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功能，主要表现两个方面：（一）中国古代“角抵”外交及其政治影响。（二）统治者身边蓄养的角抵力士；在中国古代不同的历史时期，“相扑”所表现的政治功能也不同。     

从“构象”及“词意与文化构建”探讨中国古代女性诗人诗词翻译

中国古代女性诗词在意象选择、修辞及词的运用、节奏、声律与情感的表现，以及写作方式、主题表现方面都有其独特性。女性诗人擅“白描”、重“兴象”，通过运用比兴手法，在自然景物中寄托自己的情思，以达到情与景浑、意在言外。女子诗词中“物”、“景”、“情”占据了大量位置，并成为构象的三个要素，女子诗词往往通过这三者的“叠加”、“留白”，烘托气氛，以立体思维方式构建清晰的水墨画方式来映射欲表达的意义，并以此给读者想象空间；女子含蓄而温婉，内敛而情涌的内心世界通过兴象和用词而使其思想与语言浑然一体，从而构建男子占主导地位社会中女子的精神世界。因而女性诗人诗词翻译，必须要在文字转换过程中重视象的构造，重视词意及文化构建，才能得其要领和真谛。在女性诗词翻译中若能将东西方在构象功能上各自的优势结合起来，相辅相成，那么在译文中构建一个真实立体且周全的象，力争语言文化变了，文化内涵和象不变，则未必会是件难事。最后试图从“构象”及“词意与文化构建”两个方面尝试性探索中国古代女性诗人诗词翻译理论。     

论邓小平“变”与“不变”的理论

邓小平理论中“变”的含义是：发展是变的根源；变好是变的原则；胆子大，步子稳是变的方法。不变有三个含义，第一个含义是不能变，即根本不能丢，原则立场不能变；第二个含义是变不了，即路子走对了，人民拥护，实践证明是正确的，变不了；第三个含义是稳定。变不是变质、变性，也不是反复、折腾；变中有不变；不变不是凝固，不是僵化；而是发展中的不变；变是为了不变；变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转化成不变。     

“变”与“不变”：耿林莽散文诗30年

耿林莽散文诗创作30年分为三个时期，即中年投入期、晚年变法期、耄耋化境期。耿林莽的散文诗创作求新求变，变中有不变，不变中有变，变的是形式、技术、题材、旨趣，不变的是诗中都有一个“忧郁”的内核，是悲悯情怀、深刻思想与适度先锋形式所构筑起来的忧郁美。因其“变”，耿林莽的散文诗不重复自己而不断创新，给人以日新日鲜的无穷活力；因其“不变”，耿林莽的散文诗以其主导风格的不断延续、始终如一、经久积淀，而使其“忧郁美”的内涵更加丰富、外在形式更加生动，表现出特有的风格印记。     

中国公共外交期待“多声部协奏”

自从“公共外交”四个字出现在十八大报告中之后,国内对其解读明显升温。因其内容的丰富度、形式的灵活度以及效用的持久度,公共外交能够灵动巧妙地增进一国在国际上的知名度、美誉度和认同度,被广泛视为一种“身段柔软,内心强大”的外交利器。在国际话语权竞争日益白热化、常态化的情境之下,公共外交有望成为未来五到十年拓展中国外交新局面的一个重要“抓手”。笔者则认为中国公共外交事业应该注意协同创新。     

简论“先锋派”小说

“先锋派”小说在新时期小说主潮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它最显著的特征就是创新性:形式上主要表现为将创作重心移向小说本身,释放作家与文本对话的欲望;思想上的创新则表现出一种后现代“解构主义”。这两个方面为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提供了宝贵的经验。但与此同时,“先锋派”小说的创作还存在一定的局限,即创作形式的极端主义和思想倾向的虚无主义。     

“公共外交”去哪儿了

<正>习近平在中央外事工作会议发表重要讲话,总结了新的外交理念和发展方向,对于中国外交具有指向标意义。细心的人们会发现,习近平在关于"深化和拓展外交战略布局"的要求中,同十八大报告中相对应的内容相比,在表述上有了一些细微的变化。习近平谈到了"正确义利观"和"维护海外利益"两个问题。而在十八大报告中这部分内容为"扎实推进公共外交和人文交流,维护我国海外合法权益","开展同各国政党和政治组织的友好往来,加强人大、政协、地方、民间团体的对外交     

“山东问题”中的铁路问题与五四运动

五四运动爆发的起因是巴黎和会中国外交的失败，而巴黎和会中国外交的失败，与“二十一条”和济顺、高徐两铁路借款大有关系，办理这两次外交事务的具体当事人曹汝霖、章宗祥和陆宗舆也因此被认定为卖国贼。而他们后来在抗战时期的不光彩表现，也证明了被认定为卖国贼并非冤枉.     

中国为什么要“伴”而不盟

在大学里教书,对国际关系总能获得最新鲜的视角。习近平作为国家主席首次出访,女学生关注“丽媛style”,进而有滋有味地研究起“夫人外交”;而男学生则经常争论完全不同的另外一个问题：“中国会和饿罗斯结盟吗？”     

金元诗歌变唐的特色与成就

学唐而变唐,是使诗歌形成自己风格与特色的最有效手段之一。金、元诗歌的变唐,是循着历史的脚步而行进的,因此从总的方面讲,可用“特色鲜明,成就突出”八字进行概括。金代诗人因变唐,而使其诗歌形成了三个表现在艺术方面的明显特点;金、元易代之际以元好问为代表的一批遗民诗人的变唐,则重点是“善学唐”于杜甫诗歌的思想与精神内涵方面;元代诗歌在初、中、晚三个时期之变唐,因时代不同而特点各异,并确立了其在诗史上的地位。     

“地形”与“地貌”辨异

“地形”与“地貌”是两个常用的地学术语.诸多文章、教材、甚至辞书中,有时互相替换;有时则作为两个不同的概念出现。如新编“辞海”中,它们被列为两个条目,其释义为,“地形”:在地理学中.‘地形’即‘地貌’,在测绘工作中,对地表面起伏(地貌)和位于地表面所有固定物体(地物)的总称”(辞海1979年版缩印本518页);“地貌:在地理学中也叫‘地形’,地表各种形态的总称,由内力和外力相互作用而成…….”(辞海1979年版缩印本519页).以上可见,两者互为释义而未辨其异同之所在.这两个专业术语在实际使用中的随意性也很大.有的“混用”,认为地形即地貌,可以互相替代;有的则“连用”,常见,××     

董仲舒“不变”和“变”的理论议

董仲舒是西汉的大儒,为《公羊》学派,汉武帝当政时,应贤良对策,上“天人三策”,在策中提出了“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命题。对于这一命题,论者都说是形而上学,而在“文化大革命”以后,首先有严北溟提出,这个命题实还包括“天变,道亦变”的反命题,从而否定其为形而上学的论断。自此以后,附和这一说的纷至沓来,角度虽或不同,其归趋却是同一的。这一新观点的提出,实有打破禁区的用意,就这一点来说,无疑是值得欣幸的。不过,如作为学术问题来对待,则还有必要实事求是地进行探讨。对这样的观点,我曾写过两     

“中国年”的效应

2005年的中国外交,是从对2004年底印度洋海啸灾区的救援行动开始的。这预示着这一年中国外交将出现一个新的主题:救援。这年的中国外交的确说得上是异彩纷呈,曲星把它们归结为“六个关键词”:和谐、合作、对话、发展、文化、救援。这一年,中国的发展受到全球前所未有的关注,其中一个引人注目的特点是国内国际到处都在谈论“中国崛起”,并对“崛起”这个概念展开热烈讨论甚至激烈争论。在《世界知识》上,读者就会发现不同的观点同时存在。在这一年,“中国威胁论”也在继续发酵。就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开展了一系列充满善意的外交行动,并提出…     

“一国两制”的构想是对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创造性构想,即在一个中国的前提下,国家的主体是坚持社会主义制度,香港、澳门、台湾保持原有的资本主义制度长期不变,按照这个原则来推进祖国和平统一大业的完成。这是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一个主要内容。是对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一国两制”的科学构想     

“人权外交”剖析

随着人权问题成为当今世界的热门话题,“人权外交”也成了一个颇为时髦的字眼。什么是“人权外交”?它有广义、狭义两种含义:一是泛指美国和某些西方国家所奉行的以“人权问题”作为其对外关系基石的一项外交政策;二是特指美国自卡特总统任职以来所推行的将“人权原则”作为“美国对外政策的灵魂”的外交政策。本文主要是讲后者。形成过程“人权外交”这一名词,是美国前副国务卿戴维·D·纽瑟姆在1966年出版的《人权外交》一书中提出来的,作为一项外交政策,则是卡特政府制定     

论邓小平外交思想的创新

邓小平的外交思想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他继承了毛泽东外交思想的精髓，是与之一脉相承的科学理论体系。同时，他又在时代主题和国际局势、维护国家利益、“韬光养晦，有所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方式四个方面进行了创新发展，形成了具有鲜明时代特色的邓小平外交理论，从而有力的促进了中国对外关系的新发展。     

由读者的“二度创造”说到意境的完整释义

创作是作者由内（内心）而外（作品）;鉴赏,则是读者由外而内,由双向活动是一个完整的艺术活动的两上方面,缺一不可,由作者的创造和读者的二度创造所共同构成的这一“艺术活动”,正是在主体与客体的多次双向逆反运动中“发生”的。“二度创造”表现为一是在原创作品形象的基础上,进行由此及彼的联想;二是对原创作品进行思想和艺术的评价,而意境即应该包括艺术创作和艺术欣赏两个方面。     

“兴”与“隐喻”:中西方诗学思维方式的比较探究

“兴”与“隐喻”作为中西方诗学中极为重要的两个概念,代表了中西方两种不同的诗学思维。从文学层面看,中国诗学中的“兴”所阐发的是一种“含蓄蕴藉”的审美效果;西方诗学中的“隐喻”则通过“异质远距”的原则给人带来一种新奇陌生的审美效果。从心理层面而言,“兴”是触物起情,强调内心对客观事物的感性触发;“隐喻”更重视理性的作用以及客观事物的具体对应。中国诗学中特有的“意境”“意象”等概念,多强调心与物之间的相互感应,追求一种“神与物游”的诗学境界,是由外在走向内在的哲学体现;而西方“绝对隐喻”的出现,使得“隐喻”不仅作为一种修辞手段,更是用已知呈现未知,以有限指向无限,从内在走向外在的思维方式与哲学命题的表现。     

人文领域研究路向的反思——以“对普遍性的概括与追寻”研究路向为例

人文研究领域存在“追问真相”和“意义建构”两大研究路向，二者相辅相成，前者为基础，后者为生发。“追问真相”的研究路径之三个方面：知识性的发掘与梳理、对普遍性的概括与追寻和对深层意蕴的探究与揭示，三者皆以对“真相”的探寻为研究目的；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和层次揭示了对象“是什么”、“为什么”、“有何影响”以及“何以如此”等问题。其中对普遍性的概括与追寻与人类认知过程和思想观念的发展密切相关，其在西方传统中主要表现为对“逻辑的普遍性”之追寻，而中国古人则更倾向于追求“经验的普遍性”。两种普遍性各有其特点，在中西方传统中皆有所体现，只是各自有所侧重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