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协同治理的价值及其在创新农村社会治理中的运用

创新农村社会治理是创新社会治理体制和推进治理现代化的内在要求。当前,农村基层治理中存在城镇化进程加快下的民主管理被“虚置”、乡镇政府职能转变“错位”下的治理机制不完善、乡村治理资源“碎片化”下的治理功效不明显等问题。以协同治理有助于无缝隙服务政府的构建、有助于农村基层治理结构的优化、有助于激发农村治理活力、实现农村治理资源优化配置的价值特性入手分析,探索了实现农村社会治理创新的有效路径：再造公共服务流程,打造无缝隙服务政府,推进农村治理现代化;构建“一核为主、多元共治”的农村治理机制;激发治理主体活力,完善治理资源配置体系。     

分开与综合：社区体制改革的基本向度——基于深圳盐田社区体制改革的实证分析

“政府包办”和“条条管理”是中国城市基层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体制的基本特征，也是社区体制改革的逻辑原点。社区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是建立多元合作治理网络，但合作的前提是合理分工。社区体制改革的基本向度是社区行政管理与社区自治管理、社区行政管理与社区公共服务相互分开，社区行政管理和社区公共服务综合化。     

信息动态

“织网工程”创新坪山治理之路 坪山新区作为深圳市社会建设“织网工程”的唯一综合试点,以“大数据”为支撑、信息化为帮手、“智慧化”为理念,整合政府各职能部门的信息资源,通过网格化管理及队伍整合,实现了社会建设服务管理精细化、业务流程标准化、社会治理智慧化。目前,已进入全面铺开、全面实施阶段的“织网工程”正为提高地方政府社会管理绩效、优化社会治理结构、最大限度地保障和维护公民权益,     

探索中国特色的循环经济发展模式

循环经济是国际社会推进可持续发展的一种实践模式，我国循环经济的发展在理论和实践上还有待进一步深入探索。我们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优化资源利用方式为核心，以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为动力，加强法制建设，完善政策措施，形成“政府主导、企业主体、公众参与、法律规范、政策引导、市场运作、科技支撑”的运行机制，逐步形成中国特色的循环经济发展模式，推进资源节约型社会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     

浅谈网络经济下的政府角色定位

网络的出现打破了传统政府建立在“金字塔”式的原有权力结构和权力赖以存在的地域界限。提出了“以民为本”,创建“以公众为中心”的政府管理新模式。以及重塑政府管理业务处理流程的措施,指出对于任何政府而言,在网络经济形势下有效地管理与利用信息资源,实现政府与社会之间的信息交换与服务,已日益成为政府主要的、日常的职能。     

从治理视角看政府在高校管理中的角色定位

当前,政府在高校管理中存在着权限范围内与权限范围外的角色错位、多重角色与分化角色的错位等问题。根据治理理论,政府在高校管理中的角色应实现由管制型向服务型转变、由“善政”向“善治”转变、由政府单边治理向政府、社会和公民共同参与的多边治理转变。     

合作治理下政府与民间组织关系的法理探析——以宁波市政府“居家养老服务体系”项目为例

文章通过对宁波市政府“居家养老服务体系”项目运行中政府与民间组织关系的实证分析得出：在社会结构日益多元化背景下,不同类型的民间组织参与社会管理的不同形式而生成政府与民间组织不同互动关系的“合作治理”模式,需要重新定性政府与民间组织之间的法律关系;需要用“软法”来规范“合作治理”中政府和民间组织的法律行为;政府应通过提供多元的公共服务供给机制、有力的资金保障、科学的民间组织培育机制和监管评估执行来消除民间组织参与公共服务领域的制度性障碍,使民间组织更加规范,同时也使自己的行为更负责任.     

建设资源节约型社会的技术生态路径分析

建设资源节约型社会是根据我国的基本国情提出的一项重要战略举措,要求在生产、流通、消费等领域合理利用资源．保障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技术生态化能够实现资源减量化、废物资源化、消费节约化,为建设节约型社会提供支撑,是建设资源节约型社会的有效途径。建设资源节约型社会,推行技术生态化需要在全社会树立生态意识,大力推广生态技术,大力开展技术创新生态化,对传统技术进行生态化改造,加强政府调控和管理并注重市场引导作用。     

社会治理体制创新中社会组织建设——以山东省实证调查为例

基于山东省社会治理体制创新中社会组织的实证调查,探讨社会组织在社会治理体制创新中的协同作用,重点分析社会组织在山东省社会治理创新中的发展平台。山东省社会组织发展实践表明,在社会治理体制创新中,要发展社会组织,必须健全社会组织登记制度,提升社会组织自身服务能力,加强社会组织管理建设,完善政府购买公共服务制度。     

公民网络问政与社会治理创新

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重要论断,而网络问政是推动社会治理创新的必然选择.通过网络问政,可以充分收集民意,密切联系民众,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使 政府工作融入群众,更加关注民生,更接“地气”,网络问政已成为创新社会治理体制的重要途径.     

论我国地方环境资源治理法治困境的解决之道

纵观我国地方环境资源治理实践,长期存在着地方环境资源治理体制缺陷、地方环境资源治理法律制度漏洞、公众参与机制不健全以及地方性知识资源供给不足等突出问题;而多中心治理模式为化解我国当下地方环境资源治理的困境提出了切实可行的理论脉络,具体而言,多元共治格局作为解决我国地方环境资源治理的新路径具有实施的可能性以及其特殊的价值;构建我国地方环境资源治理多元共治格局要求通过转变政府环境管理职能、建构多元化的治理主体以及多元化的制度工具,从而使地方环境资源治理走出困境,走向多元共治。     

北京“吹哨报到”机制对兰州基层治理的启示——基于史密斯政策执行过程模型的分析

北京市在治理环境污染、安全生产、违章违建等长期存在社区管理困境的过程中，逐步探索出了“街巷吹哨、部门报到”工作机制，有助于破解基层治理中的“最后一公里”难题。为解决兰州目前基层治理仍存在的诸多问题，进一步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基层治理体制机制创新的宝贵经验，本研究将北京市的相关实践结合兰州市“三社联动”治理中存在的问题，通过功能分析法，分析基层治理所涉及的各主体如何回应社会系统的需要。最后提出应当发挥党建引领作用，为基层治理提供物资基础以及组织力量的支撑，做到不同级别与不同部门网络协调治理，实现政府与社会共同治理的新格局。     

转变政府职能与强化政府能力必须同时并进

目前我国的经济体制正在由原来的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政府也由“万能政府”逐步向“有限政府”转型．其职能也要由“主导”向“管理”转变。本文从经济体制改革的观点,分析了转变政府职能、强化政府能力是建立和完善市场经济体制的客观要求,并从明确政府职能、强化政府行为模式和政府行为削度化等方面,对转变政府职能与强化政府能力的关系及其实现途径进行了初步探讨。     

公共治理视角下社会组织管理体制创新研究

自党的十八大以来,以社会团体为核心的社会组织迎来了新的发展阶段。尤其是在大众政治参与意识不断成熟,志愿服务精神日益普及的影响下,社会组织获得了良好的发展空间。但是就当前社会组织管理体制现状看,其中存在诸多问题,比如政府与社会组织之间的协作不足,社会组织自身缺乏积极参与公共治理的意识等等。因此,在解决我国社会组织管理活动中所出现的各种问题时,需要我们引入公共治理这一视角来完善社会治理体制,从公共治理的内涵角度出发,探究社会组织管理体制的问题困境,尝试为该体制发展寻找到创新之路。     

大数据时代下的政府治理思维创新

正大数据作为政府治理现代化的一种技术支撑,它具有催生管理革命和服务模式创新的效果,必将给政府职能转变和机构改革带来新的气象。我国政府拥有大量的公共数据资源,为激发数据活力,政府应调整自身的运作机制,创新政府理念,在领导意识、组织文化、组织结构和工作流程上大胆改革创新。当前,大数据在公共安全、卫生、交通、社会管理和环境保护等领域已有较好的应用,政府应尽快将已有的管理决策模式变为数据驱动模式,让领导意识、     

基层政府在村民选举中的舆论调控和引导

改革开放后,国家权力对乡村社会的影响出现了结构性变化：国家权力在汲取乡村资源方面一度呈强化趋势;在乡村公共事务管理中所承担的功能却不断弱化。这种变化直接影响基层政府、候选人和普通村民之间的信息传播互动模式。基层政府对乡村社会政治信息传播,尤其是官方政治信息传播的内容、渠道和路径的控制力越来越强,并在“家国框架”中建构起叙事逻辑。然而,在政府主导的信息传播通道内,“虚拟选举”与“现实选举”的巨大反差,正在使选举传播的公信力受到广大农民的质疑。     

人工智能时代人大监督助推社会风险智治的演化路径与协同创新

伴随人工智能技术在社会各领域的广泛应用与创新实践,社会风险治理迎来了重大变革的机遇与挑战,并在人大监督下推动着政府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进程。要把握人工智能在风险智治过程中的“人工智能+技术升级”、“人工智能+体制转型”、“人工智能+多维视角”、“人工智能+生态优化”等机遇优势,就需通过人大监督手段着力破除人工智能在实践过程中出现的理念困境、伦理冲突、法律问题、技术更迭、民生矛盾、安全漏洞等问题与挑战,构建人工智能风险智治的思维理念与框架逻辑、打造人工智能风险智治的技术协同与互动融通体系、优化人工智能风险智治的三方博弈均衡机制、完善人工智能风险智治的道德伦理与法治规约,从而加快形成人工智能风险智治的“善治”体系及“善智”能力的“良性互构”,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转型升级。     

数字政府建设与政府治理能力现代化——以“e龙岩”建设为例

数字政府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标志和组成部分,政府治理数字化变革,是治理理念、流程管控与运行机制的全程性革新,其本质是以数字化改革来支撑治理体系的改革,其目的在于实现“公共服务的便民化”“社会治理的精准化”“经济决策的科学化”。数字政府建设作为一项系统工程建设,要注意其技术、管理、服务、安全、法治等五个向度。当前急需从提升数字领导力、建立多元共治的协同治理格局、提升数据安全治理能力等三个方面提升政府数字治理能力。     

高等教育治理中利益相关者的角色再造

高等教育治理是政府、高校和社会之间控制、协调和权力分配的方式。政府中心化模式导致了资源浪费、高等教育发展与社会需求脱节,教育产出同质化严重。利益相关者角色再造意味着政府由教育提供者和操作者转变为教育质量的保证者和监督者;高校坚守学术研究,融入社会发展,成为具有学术属性和社会属性的独立法人;社会积极参与到高校的投资、创立及管理中。政府、高校和社会之间相互依存,和谐共生。     

中国政府发展生态政治建设的困境

改革开放后，我国采取了市场经济体制和有效的经济发展政策，经济进入了前所未有的高速发展时期，但我国的经济增长模式是高投入、低效率的粗放型的发展模式，走的是一条“边治理边破坏、治理与破坏同步、破坏大于治理”的道路，给环境带来了巨大的压力与破坏。尤其是进入到21世纪后，自然环境的状况成为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巨大瓶颈。我国目前的生态治理体制、政策和政府结构与职能有其内在问题与矛盾，成为中国政府生态政治建设发展的最主要的制约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