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刘美家族看宋代社会

刘美,一个原以煅银为生的平民,因裙带关系进入了宋代的政治舞台,成为宋代上层官僚中的一个小人物,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使自己的家族不断壮大、兴旺发达,而从他的家族身上也能折射出宋代社会的特色,看出宋代的贞节观、世商的通婚相像以及官僚之间的政治婚姻。     

论宋代民间丧葬、祭祀礼仪与基层社会控制

礼制是制度化的伦理,扮演着社会控制的角色。丧葬与祭祀礼是形形色色的礼制规范中最重要的环节,宋代政府规范民间丧葬与祭祀礼仪,明确丧葬礼仪等级规定,以此确立民间精英及大家族的地方权力场域,形成地方社会整合的核心权力,而宋代民间大家族则通过家族墓祭与祠祭礼,团结家族成员,建构族长权力,加强对宗族成员控制。     

显赫一时:明清以来高平孝义祁氏宗族研究

高平孝义祁氏宗族,号称"山西南祁"。明季由山西洪洞迁居高平孝义。经过明清两代的发展,特别是清朝以来,家族人才辈出,地位显赫,俨然已经成为高平地区的大姓望族,官宦世家。发展到一定程度后,祁氏家族进行了一系列的实体宗族建构活动,包括修族谱,营坟墓。本文主要以高平孝义祁氏宗族为个案研究,摆脱以往宗族研究的模式,一方面从宗族建构过程出发,利用家谱、碑刻、坟墓等资料,重点关注祁氏宗族自身发展历程和宗族建构过程。另一方面,在研究过程中,注重宗族实践观的运用,探讨明清以来华北宗族自身发展的脉络,深化我们对华北宗族的重新了解和认识。     

血缘聚居与宗族管理:永定土楼客家传统宗族社会

血缘家族或宗族是中国传统社会中社群组织的基本单元和基本形式之一。由于闽西客家地区崇山峻岭、沟壑纵横,自然村落较小,客家民系形成过程中自然导致血缘聚居宗族社会的形成。永定规模宏大的方圆大土楼就是客家家族或宗族聚居的最好形式。在传统社会里,永定土楼的血缘宗族同时又是最基层的行政管理单位,宗族组织同时行使社会管理职能。永定土楼血缘聚居宗族管理社会模式的形成,既有中国传统社会封建家族伦理制度所形成的观念上的原因,又有与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物质基础原因。永定土楼客家人血缘家族聚居模式直接导致宗族管理制度的形成,也导致血缘宗族社会的形成,在长期的封建社会里发挥过积极的作用。     

浅议韦伯官僚制理论的反思和当代价值

官僚制从诞生以来,一直在各国公共管理领域中发挥着重大的作用和影响,为现代社会的组织管理提供了有效的工具。但是,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官僚制由于自身的缺陷不断受到现实的挑战和理论的批判,西方发达国家开始着手探索对传统官僚制的革新。本文试图重新审视韦伯倡导的官僚制的时代意义和当代价值,对官僚制进行重新地解析,以澄清人们对于官僚制的片面的批判。     

家族社区变迁与地方和国家的互动——以婺源西冲俞氏为中心的考察

立足中国广阔的人文历史地理背景,对区域社会中的具体家族社区进行长时段微观动态综合实证研究,对于深化将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面有机结合整体推进的社会史研究具有重要现实意义。本文以婺源西冲俞氏宗族及其家族社区为研究对象,利用民间文献资料,结合田野调查和人物访谈,全面深入考察该微观研究单元在数百年间通过与时俱进地获取国家和地方资源,通过力穑服贾、兴创文教与社会事业、参与各级市场体系建构等途径,借助以血缘、地缘、业缘为核心要素的社会资本,在自身发展变迁的同时鲜活地参与地方和国家经济文化社会体系发展变迁的全过程。     

从螺江陈氏家谱和清代硃卷看宗族士绅化

宗族、科举、士绅这三者有很密切的互动关系,宗族通过科举不断的向上流动,产生了许多拥有功名和官职的士绅。而士绅在取得了较高的社会地位后,反过来又加强宗族的建设,帮助族人提高科举能力,将自己的荣誉通过朝廷的封赠制度封赠给自己的父祖辈,使得宗族的社会地位不断提高,获得更多的社会资源。当宗族建设完成后,其科举成绩不断提高,宗族逐渐完成士绅化,宗族的士绅化使得家族、宗族制度逐渐成为传统中国王权政治的广泛和重要的社会基础。     

宋代福建路的财婚现象

随着宋代门阀制度的衰落以及封建商品经济的高度发展，婚姻论财成为当时一种非常普遍的社会现象。在这种大环境的影响下，福建路的财婚现象相当突出。这种婚姻陋俗给福建路带来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引起了官僚士大夫们对它的关注和批评并采取了一些纠正措施。     

小姓大家族——万安县潞田村衷姓家族文化研究

家族是中国传统乡村社会的基本单元,江西万安县潞田村衷姓就是一个这样的家族代表。他们唐代从福建迁来,至宋明,已从一小姓发展为大家族。究其发展史,其最初与附近大族联姻、重耕兴教、经商购产,有了坚实的经济基础;在这同时,加强了宗族文化建设,如修族谱、建宗祠、定族训、弘善举、甚至婚丧嫁娶,增强了宗族内部凝聚力,扩展了衷姓在地方的势力与影响。     

社会转型期家族与现代性的交互性生长——安徽省宅坦村调查

家族组织曾是中国农村国家和农民之间必经之中介。新中国成立后,家族受到严格抑制和打击,家族组织存在的合法性在体制和制度的层面被彻底剥夺。然而,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农村经济改革和现代化的进程,作为传统社会重要因子的家族组织,在农村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进程中再次显现。对历史上典型的宗族村落——安徽省宅坦村进行的田野调查和文献调查显示:虽然社会转型期中国农村社会家族组织结构功能发生了变迁,中国农村社会家族的重构也已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家族组织,但是大量事实证明,家族组织赖以存系的3个基本维持机制并未消除,在农村现代性与传统性的二元体中,家族组织不断嬗变并与现代化因素交互生长。     

实事求是:文化人类学的追求——人类学学者访谈录之十一

人类学首要的目标是反映社会事实 ,多做田野调查能使我们的对社会的认识和理解更贴近社会事实。以对中国南方的宗族组织为例 ,田野作业的成果显示 ,宗族组织的等级结构应该是 :家庭、家族、房支、宗族四个层次 ;宗族组织的功能首先是协作功能 ,其次才是政治功能 ;2 0世纪 50年代以后 ,宗族组织实际上一直存在着 ,改革开放后它则从隐性转向显性。这样的表述可能会更接近社会事实     

论中国古代家族法的发展脉络及其重要内容

家族法是古代中国宗法制度发展的产物,作为封建国家法律的重要补充,起着管理宗族、辅助国家治理的重要作用。家族法有其自身的发展脉络,起源于宗法浓厚的奴隶社会,三国两晋南北朝时出现了家族法的雏形,隋唐以后至清代逐步成熟直至完备。家族法的重要内容：主要包括封建伦常秩序、财产关系、婚姻继承、祭祀、族谱及惩罚等。     

官僚制面临的挑战及其应对的路径选择

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官僚制适应并且推动了历史的进步,但在今天这个信息革命和知识经济时代,人的个性全面发展,利益需求多元化;民主和平等的呼声越来越高;社会信息化程度不断加强。官僚制面临着时代的挑战,其内在缺陷和不足日益突出。因此,文章对官僚制所面临的挑战进行分析,并结合我国国情,进一步探讨其应对挑战的路径选择,以期能为我国当前的行政体制改革提供一些积极的参考价值。     

论中国古代家族法的发展脉络及其重要内容

家族法是古代中国宗法制度发展的产物,作为封建国家法律的重要补充,起着管理宗族、辅助国家治理的重要作用.家族法有其自身的发展脉络,起源于宗法浓厚的奴隶社会,三国两晋南北朝时出现了家族法的雏形,隋唐以后至清代逐步成熟直至完备.家族法的重要内容:主要包括封建伦常秩序、财产关系、婚姻继承、祭祀、族谱及惩罚等.     

宋代文学创作主体和主流文学特质的整体观照

准确把握一个时代学创作主体和主流学的特质，是学研究的基本条件。宋代政治、经济和化的主要特质，决定着宋代人的社会地位和精神风貌；这种特质和风貌，孕育出宋代主流学的艺术特质、创作规律和总体成就。这些特色、规律和成就，冲破了封建正统学思想的束缚，依照学自身的发展规律演进，在古代学史上铸就了光耀千古的辉煌。     

论宋代社会与文化发展的不平衡性

宋代的文化繁荣时代并不是与社会的一般发展相适应的,因而也不是与那构成社会组织骨干的社会物质相适应的。其社会特征已是无可挽回地滑向了下坡路的后期时代。从总体上看,宋代的统一,并不像汉唐是在经过大规模农民暴动冲击了封建生产关系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而是靠陈桥驿事变和“杯酒释兵权”的权术起家的,宋王朝并未真正触动封建社会制度本身的痼疾,其生产关系和社会结构关系,基本上是延续或部分发展了唐代既有的政治经济成果,加以其封建专制机构的老化和运转、指挥不灵,更增强了其社会衰落的趋向。宋代文化的繁荣,并不是封建专制制度本身所必由派生。其主要原因是由于封建后期的社会结构变化(如庶族地主阶层占主导统治地位)和社会关系变化,以及文化自身发展规律所致,特别是人民大众兴起的新思想、新内涵如“均贫富、等贵贱”的平等自由取向和个性解放思想以及庶族士子诗词文中的关心民瘼、抨击时弊和爱国思想的酿成。     

宗族的功能及其历史变迁

中国农村传统宗族具有组织、协调、教育和文化等诸方面的功能；宗族功能有正负两方面的双重社会效应，其功能的发挥受到诸多因素的制约；新中国成立后，宗族的功能经历了超强社会控制与单一权威格局下宗族功能的萎缩、社会转型与多种权威互动格局中宗族功能的复兴、工业化城市化进程加快背景下宗族功能向城市延伸的历史变迁；对宗族的功能要有正确的认识，在此基础上积极引导，使其与构建和谐社会的节奏合拍。     

农村政治发展视野下的宗族和宗族文化分析——以武陵山区农村为例

宗族是我国农村社会普遍存在的现象,宗族一旦被赋予种种文化内涵后一定会对社会发展产生重要作用。宗族势力是宗族和宗族文化偏离正常轨道的产物,对农村村民自治、农村基层政权及农村法制建设具有不利影响。正确看待宗族和宗族文化问题,对宗族在农村生产和农民生活中所起的互助作用要给予肯定;对宗族组织传承民族民间文化资源的行为要进行辩证分析;对农村宗族势力对农村政治生活的不当干预要加以有效遏制。推进农村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转变,逐步消除宗族势力存在的经济根源;及时掌握宗族和宗族文化动态,化解宗族矛盾和纠纷。     

乡村宗族变异与现代社会的适应——以武鸣县横塘人为例

随着20世纪80年代社会的转型,宗族发展也进入到一个新的拐点。文章通过对武鸣县汉族的一个支系——横塘人（平话人）的宗族进行调查发现,尽管现代宗族的传统物质要素缺失严重,但是族人关注更多的是宗族文化的发展。进而认为这是建立在旧宗族形态基础上的变异体,并长期适应着现代社会的变迁。     

清代桐城麻溪姚氏闺阁诗歌繁兴的文化因素

桐城麻溪姚氏是有清一代闻名海内的文化望族,闺秀是构筑其家族文化的重要力量。姚氏闺秀不仅诗人辈出,而且诗歌成绩斐然。姚氏闺秀诗歌的繁荣,与家族的平等意识、家族良好的文化氛围以及女性自身的主体情怀等因素有着紧密的联系。麻溪姚氏闺阁诗歌的兴盛,是文学因素、文化因素和社会因素交相作用下的结果,具有多重观照意义,为解读女性、解读家族历史、解读时代文化提供了一个重要的窗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