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译与翻译伦理——以张爱玲的《五四遗事》为个案

自译在很大程度上并不是翻译,而是改写,如在将Stale Mates自译成<五四遗事>时,张爱玲即在不同层面对原英文文本进行了大量的改写.在切斯特曼提出的五种翻译伦理模式中,自译首要遵循的不是再现的伦理而是基于规范的伦理.     

翻译伦理与文学名著的复译

文学作品的复译很长时间以来颇受广大学者和译者的关注,文学作品尤其是文学名著的复译本层出不穷。然而,并不是所有的文学名著复译本都是成功的,其中不乏一些粗制滥造之作,造成极大的人力和财力浪费。文学名著的复译和所有翻译一样,其质量保证有赖于翻译从业人员特别是翻译决策人员和译者遵从翻译伦理,拥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因此,加强对翻译从业人员的翻译伦理熏陶和教育有利于保证复译的质量。     

伦理学制约下的译者主体性改写

伦理学研究的对象时一定社会的基本人际关系规范及其相应的道德原则。翻译作为一种跨文化交往活动,可以说它是一种伦理行为。译者是翻译活动的实践主体,译者的主体性主要表现为改写,那么这个改写是随意的么？翻译的伦理介入对翻译主体性的改写有了一个宏观上的制约。     

西方女性主义翻译伦理观批判

西方女性主义的核心理念是差异性伦理，而其差异性伦理又与其性别伦理相辅相戍。西方女性主义译论就建立在这种伦理思想的基础上，其性别伦理视角对翻译研究的意义在于它提高了翻译的地位；指出了翻译准则的先验性；揭示了翻译行为的价值取向，从而弥补了传统翻译观的许多缺陷。但是，翻译伦理与陛别伦理并不等同，西方女性主义译论的性别伦理视角不但造成了翻译理论的泛政治化，而且抛弃了同一性伦理，甚至带有东方主义倾向。     

林语堂《英译重编传奇小说》改写研究

作为跨文化写作的成功个案,林语堂翻译作品的改写特征突出。以林译《英译重编传奇小说》为例,运用勒弗菲尔改写理论,通过文本细读的方式分析林语堂翻译中因其个人翻译观和当时接受环境对原作所做的成功改写,以期对中国典籍外译有所启发。     

钱钟书翻译理论探秘

钱钟书不仅是国学大师,而且在翻译理论方面也有独到见解。他的“诗不能译”的理论实际是一把双刃剑,不是对翻译的否定,而是对翻译的一种最高的境界要求——“化境”。     

译者主体意识对译本《佐治刍言》的操控

自翻译研究进行文化转向后,越来越多的翻译研究围绕译者展开,并用文化的眼光去看待译本对原文的“不忠”。《佐治刍言》中就有大量增译、删减和改写等一系列翻译现象,这是译者根据当时的社会、文化背景,按照一定的规范,在一定程度上对原本进行的加工和调整。在此过程中,译者的主体意识是决定翻译策略的关键。     

论西学中译的文化杂合及非文化殖民性

通过明清以来的西学中译史,论证了西学中译的文化杂合及非文化殖民性,为防止后殖民翻译外延内涵无限扩大化提供了佐证。西学中译的主流不是后殖民翻译所能涵盖的,而是属于正常的文化交流和融合。中外文化和思想的交流从来都是双向的,不但来自西方的学说深刻地改变了中国人的思相和社会面貌,而且中国思想也在西方产生影响。     

基于功能翻译理论的旅游资料英译

结合德国功能翻译理论的基本原理，对旅游资料的作用及功能进行分析。发现翻译过程中文化信息的有效传递是旅游资料英译中要解决的难题。为了最大限度地传递出原文的核心信息，应该灵活运用增译、省译、改写的翻译策略，以达到较好的沟通交流效果。     

试论翻译的无标记性对等

直译和意译是中外译界长期以来争论不休的话题,但争论的实质是对直译和意译存在着主观性和模糊性的认识。直译和意译并不是两种对立的翻译方法,翻译的过程也不是在直译和意译之间选择的过程,而是寻求译文和原文的无标记性对等的过程。     

女性主义翻译的伦理解读——以赛珍珠译《水浒传》为例

国内外翻译伦理的研究队伍日益壮大,其内涵亦不断深化。美国学者道格拉斯·罗宾逊观察了各种翻译伦理的归纳与描述后,在翻译身体学基础上,通过改造含有vert-词根的概念,提出了自己的翻译伦理,其核心思想又与女性主义翻译的精髓不谋而合。以赛珍珠译《水浒传》中三位女性形象的相关素材为例,发现颠覆的伦理和多样化的伦理既是女性主义翻译家从事翻译活动时所遵循的规范,亦是她们所采用的方法。     

勒菲弗尔操纵理论视角下《追风筝的人》李继宏版中译本的翻译研究

文章、作品的翻译不是单一的语言转变,会受到背景、文化以及译者能力等多方面的制约。安德烈·勒菲弗尔作为"文化转向"的发起人之一,提出了"操纵理论",也被称之为"改写",意指译者对于原作进行"加工",为达到某种目的而对文本改写,同时译者会受到意识形态以及主观诗学两方面的限制,即译文受到"操纵";还提出翻译中的三要素"意识形态、诗学观和赞助人"。以李继宏中译版本《追风筝的人》分析译文中受到上述两方面的影响。     

功能目的论在旅游文本英译中的应用

旅游文本属信息类加宣传鼓动类语篇,语篇功能是传达信息和诱导行动,其翻译的目的在于激发外国游客参观景点的兴趣或选择入住某酒店宾馆。在旅游文本英译过程中,译者应从汉英旅游文体风格差异、文化差异和语用差异出发,灵活运用改写、增删、类比、语用调整等各种翻译方法,从而达到旅游文本英译的营销目的。     

翻译的“达意”与“得意”

将索绪尔的语言学理论、现代信息论思想与我国古人老子、王弼关于“象”、“言”、“意”关系之论述相结合，提出了“达意”与“得意”的概念。“达意”是就非原母语译的释而言的，其前提是译对原评议的理解；翻译的最终目的不是将原翻译，而是要让译的读领会原作所传达的信息，即“得意”。所以“达意”是对译的要求，而“得意”则是对译读的要求。     

了解中西文化差异 提高英汉翻译能力

在国际交往日趋频繁的今天,翻译作为跨文化交际的手段,其作用也越来越突出。而很多翻译过程中出现的误译,漏译或不恰当翻译现象往往不是因为译者的语言技能不过关,而是因为对中西方文化的差异缺乏了解而造成的。本文从中西方在历史文化、心理文化、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等方面存在的差异入手,通过理论和实例相结合说明如何恰当地处理翻译中的文化差异现象,以求帮助译者达到较理想的翻译效果。     

儒家核心术语的翻译——以《论语》多种英译本为例

通过考察对比理雅各、辜鸿铭等不同文化身份的译者对中国儒家经典《论语》中的儒家核心术语"仁"和"德"的英译,可以发现翻译并不是传统翻译研究以为的是从一种语言到另一种语言的文字转换,而是一个斗争之域,其中充斥着各种势力的交锋,既有殖民者对弱势文化的改写,也有弱势文化译者对殖民主义的文化抵抗。     

文化语境中的文学经典复译——以《名利场》的两个中译本为例

随着语言和文化的发展,对翻译文学经典进行复译也是不可避免的。以杨必和彭长江两位译者对《名利场》的翻译为例,应用安德烈.勒菲弗尔的改写理论,具体考察50年文化语境和当代文化语境对两位译者翻译策略的操纵,寻找译本中意识形态,诗学,赞助人等诸因素与译者个人翻译策略的关系。     

浅析《京华烟云》的自译特征

本文试图从自译理论的角度,结合<京华烟云>中所传达的中国传统文化意蕴,在理论和语料的支撑下剖析<京华烟云>的自译特征并讨论创作和翻译之间的界限,力图突破翻译的界定范围,为翻译研究提供新的尝试.     

操控论视角下《安妮日记》的改写与翻译

操控论使翻译研究超越了翻译标准和文本对比讨论的局限,转向了对语言因素之外的文化和政治等宏观因素的关注。以操控论的视角对《安妮日记》进行观照,可以发现该作的改写与中译行为深受社会意识形态、赞助人和诗学这三个方面的影响与制约。     

隐形的操控者——论意识形态对翻译的操控

翻译从一开始就不只是语言层面简单的双语转换,而是一种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种因素相互作用下的实践活动。本文主要从译者选材及对译本的改写两方面研究了意识形态对翻译的操控作用,有助于我们从文化层面更深层次理解翻译的本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