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文学翻译中的主客体关系

文学翻译中的主体就是指译者，而客体则包括原作者、原作、原作读者、译作、译作读者五个方面。译者要做好翻译工作，就必须处理好同这几个方面的关系。对主客体关系的正确认识是建立新翻译观的基础。     

从“传神写照”解读傅雷的翻译“神似论”

从"神似"一词的源头"传神写照"的辩证和阐释上来看,傅雷的"神似论"是建立在绘画艺术主观审美感受基础上的一种翻译评论,实际上是对译者提出了更高的美学要求。傅雷的翻译经验和主张反映了他的翻译实践与"传神写照"的理念不谋而合,印证了艺术需以"形"写"神",方能"形"、"神"兼备的必然规律。     

语用中的三元关系及其语境对翻译之影响

译事是一种三元关系，它涉及到原文作者、译者、译文读者三个对象。译者在翻译原作过程中，需反复分析原文作者的意图，注重不同语境，以达到改善译文质量，使读者与原文作者能产生共鸣的目的。     

建设节约型园林绿化要处理好 "五种关系"

本文对建设节约型园林绿化要处理好"五种关系"进行论述.     

小议"重译"

本文主要针对当前普遍流行的重译现象,就重译的必要性和重要性的进行了研究。无论从文本的特点而言,还是文学翻译的特殊性而言,重译都是十分必要的。同时,重译对于原作的理解、原作生命的拓展和译者的翻译水平都有重要的意义。作者还试图提出如何正确看待重译现象和评价重译作品的方法。     

翻译的本质浅析

翻译的本质是译者对原作的认识活动,即认识原作,从而获取信息,然后用译文重现这些信息。也可以说翻译活动是译者在对原作认识的基础上再现原作的创造性活动。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党与社会主义关系学说的重大发展

党与社会主义的关系问题,是<共产党宣言>的根本内容,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主脉,这一理论主脉一百五十多年来始终生生不息,成为各国共产党人的历史课题.新的历史时期,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面对新世纪深刻变化的国际、国内新形势,把党的建设问题与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路线、基本理论、基本纲领紧密联系起来,提出了"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层面上,实现了党的与时俱进、党的先进性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要求的内在关联,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党与社会主义关系的学说.     

接受理论视角下的文学翻译创造性叛逆

文学翻译除了要传达原作中的基本信息外,更重要的是把文学作品中的审美信息也传达出来,译者必须发挥他的艺术创造才能去接近和再现原作。而在大多数情况下,译者在达到这一主观愿望的同时客观上会造成对原作的背离,这就是我们常说的文学翻译的创造性叛逆。本文将运用接受理论中的三个核心概念——"期待视野"、"具体化"、"前理解"对文学翻译的创造性叛逆现象进行阐释。     

艺术哲学视域中的基本翻译理论问题探析

从艺术哲学的模仿、创新说与诠释学视角出发,探讨翻译的对等性、译作与原作关系以及译者的作用这些基本的翻译问题,是构建翻译学元理论的一种初步尝试。原语和目的语诸层面的差异以及文本的开放性使得翻译的完全对等性是不可能的。译者在翻译中的作用如同艺术家在艺术创作中一样,必须充分发挥主体能动性和创造力;译者的作用是画师而不是摄影师。译作与原作之关系,犹如艺术作品与自然作品之关系一样。     

论译者的读者身份

在翻译过程中,译者首先作为读者理解原作,对于原作理解的过程是一种认识过程。从现代认识论的角度对译者的读者身份进行阐述,译者作为读者经历认识活动的三个基本环节,即认知活动、评价活动以及审美活动,最终实现对原作的理解。     

从阐释的二元对立看翻译中的译者的主体性

众所周知,阐释不一定非经过翻译,但翻译一定要经过阐释,因为翻译是译者理解原作基础上对原作的再表达。翻译过程是译者主体性最为彰显的方面,由于"翻译始终是解释的过程,是翻译者对先给予他的语词所进行的解释过程"[1],作为以意义的理解和解释为中心的阐释学理论将为翻译过程中的译者主体性提供借鉴。     

试论文学翻译的再创造

在文学翻译中进行再创造 ,必须从语言学和翻译的关系切入 ,才能使文学翻译在深入剖析原文的基础上对原作的思想感情、艺术形象进行再创造 ,并充分发挥译者的想象力和创造力 ,最终使译作超越原作。     

创造性叛逆:对翻译主体的忠实而非背离

创造性叛逆经常应用于许多翻译尤其是文学翻译中。有些学者会认为创造性叛逆是对原作的背离和对忠实标准的背叛。本文通过分析创造性叛逆与忠实的关系及对作者、译者和读者的忠实论证了创造性叛逆不仅不是对翻译主体的背离,而是对原作深层次的忠实。     

勒菲弗尔操纵理论视角下《追风筝的人》李继宏版中译本的翻译研究

文章、作品的翻译不是单一的语言转变,会受到背景、文化以及译者能力等多方面的制约。安德烈·勒菲弗尔作为"文化转向"的发起人之一,提出了"操纵理论",也被称之为"改写",意指译者对于原作进行"加工",为达到某种目的而对文本改写,同时译者会受到意识形态以及主观诗学两方面的限制,即译文受到"操纵";还提出翻译中的三要素"意识形态、诗学观和赞助人"。以李继宏中译版本《追风筝的人》分析译文中受到上述两方面的影响。     

论原作之隐形

翻译文学创作过程中的＂原作之隐形＂或＂译作之不忠＂现象一直是中国译界研究的敏感区域。本文作者试图以勒菲弗尔的＂三要素＂论来分析这一隐形现象存在的必然性,从文化的角度阐述了隐形与译者地位、隐形与翻译学科建设以及隐形与翻译评介的关系。     

文学语言风格的和谐翻译

语言风格的翻译是否成功是决定一部文学译著是否具有生命力的关键,对于风格翻译的二元争论有必要对文学翻译的译者"本色"和翻译活动的性质重新从哲学层次上获得新认识。译者只有从哲学思辨充分认识到"自我"风格发挥的有度性,通过风格调整的翻译策略,"动态忠信"于原作语言风格,而不是肆意"对抗"或"反叛"原作的语言风格,才能在两者之间达到语言风格的"和谐翻译"。     

试论文学理论发展对《红楼梦》英译本形成的影响

《红楼梦》是中国古典文学创作的颠峰之作。从1830年至今出现了多种《红楼梦》英译本。从历史的角度看,相关文学理论的发展会极大地影响译者对原作的理解,从而导致译者"叛逆"行为的产生,这是限制译者主体性发挥的主要原因。     

试论把握好译文发挥的"度"

忠实于原作是翻译的基本原则，译者应努力再现原作者的创作个性，而不应在主观上企图表现自己的个性。在保持原作风貌的大前提下，充分发挥译入语在表现形式上的种种长处，以求译文顺畅，这是翻译实践的可取途径。     

浅议文学作品翻译中风格的再现

文学作品的风格是文学作品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上各种特点的综合表现,是作家的思想修养、创作个性在其作品中的集中反映,是文学作品的灵魂。风格对作品的重要性要求译者应尽可能地再现原作的风格,但语言文化的差异又使得风格的传达有一定的局限性,因此,译文风格实际上是原作风格与译者风格的结合。但在翻译文学作品时,译者应尽最大可能地传达原作的风格。     

“司马牛之叹”是“叹”还是“怨”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尤其是文学作品中文化意象的使用包含着更为广阔、更为深沉的内涵,这就要求译者不但要译出原作的语义信息,而且还要译出原作内在的文化信息。通过对比分析霍克斯及杨宪益、戴乃迭对"司马牛之叹"中"叹"字的不同翻译方法,说明译者只有正确理解原语词义及其文化意蕴,才能更加全面、准确地传达文本及其蕴含的文化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