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科学士绅“求真”与“喻俗”的价值冲突

科学研究在晚清社会属于非主流工作,但科学士绅依然坚守科学求真,他们的研究成果受到国内外同行的认可。由于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经世致用”思想的影响,国家需求和个人发展均出现喻俗的现象,“求真”的科学精神和“喻俗”的社会需求在现实生活中产生了价值冲突,部分科学士绅由“科学”转向“科举”。他们的分流是现代科学在中国的早期体制化过程中面临的不可避免的现象。对这一问题的探讨,是科学技术哲学必须严肃面对的主要论题之一。     

中央农业实验所与中国近代农学研究体制化

成立于1932年1月的中央农业实验所,隶属于当时国民政府实业部,为国家级农业科学研究机构及主管全国农业技术改进的农业最高机关,它的出现,标志着中国近代农学研究开始走上体制化的发展道路.中央农业实验所与国家权力之间保持彼此依赖和同构互融的关系,这反映了中国近代农学研究体制官办集中的色彩,与此同时,中央农业实验所又具有一定的独立性与自主性,国家对其研究给予了较多的尊重.中央农业实验所致力于农业科学研究活动和交流,在中国近代实验农学发展方面表现卓越,同时它还指导、联络全国农业科研组织,协助筹设各省农业改进机关和农事实验场.上述工作,有力地推动了近代中国农业科学研究的体制化发展.     

民国前期地质学体制化之特征分析

地质学是中国最早体制化的一门学科。本文以默顿和本-戴维两人为代表的科学体制化理论为历史透视的框架。以民国前期地质科的机构演变为主线，重新审视中国地质学的体制化，并从体制化进程，研究机构和教育机构的角色，维系体制化的二元价值，交流与奖励系统中的本土化和国际化等方面考察了中国地质学体制化的特征。     

晚清科学士绅的科学体制化践行

西学东渐的历史进程中,中国的学术结构悄然发生了改变,由传统学术体系逐渐向现代西学转变,在这一转向过程中,中国萌发了早期的科学家、科学学会、科学期刊、科学交流等科学体制化的标志因素,尤其"科学士绅"这一社会群体的出现推动了现代科学在中国较为广泛的传播,由此催生了科学体制化在中国的萌芽与发展。     

现代科学体制化进程的案例研究——1660-1940年英国皇家学会发展规律及其启示

英国皇家学会是迄今为止历史最为悠久而又从未间断的科学组织,通过对其会员总数、专业分布以及会员成份三百多年发展历程的实证研究,可以从一个侧面窥视现代科学体制化进程的一般规律,对于认识科学组织如何随社会发展而不断变革完善自身结构,具有积极的现实参考价值。     

抗日战争前的交通大学研究所

交通大学研究所是我国最早的大学科研机构 ,其组织和管理制度严格规范而又不乏民主精神 ,对我国高校科学研究的体制化起到了率先垂范作用。它以促进经济发展 ,提高教师学术水平 ,培养学生的研究、创新能力为其科研活动所追求的目标 ,在致力于发展应用科学及解决社会生产实际问题的同时 ,注重将科研融合于教学过程中 ,成为我国高校中最早探索教学、科研、生产三结合这一现代高等教育办学模式并取得显著成效的机构之一     

研究诚信的体制化——美国研究诚信办公室及其启示

科学研究中的不端行为愈来愈引起各界关注。在此背景下，研究诚信的体制化显得至关重要。作为应对此类问题的专门机构，美国研究诚信办公室的成立背景、早期发展和主要工作对我国相关领域具有极大的启示意义。本文对此进行了探讨，并在此基础上揭示研究诚信和研究伦理的体制化趋势。     

中国科学的体制化进程缕析——兼与西方国家的比较

从晚清时期西方科学的传入,到以中国科学社为首的民间科学社团的陆续建立,再到中央研究院等官办研究机构的诞生,中国科学的体制化逐渐形成。中国科学的体制化是包括广大留学生在内的新知识群体“扩散和移植”的结果,因此与欧美诸国有着相似的一面,带有一些模伤的痕迹。但不可否认,中国科学的体制化又有着自己的特征,这是由中国的具体国情所决定的。     

我国科学体制化过程中的认知问题及其影响

一、科学活动体制化的涵义现代科学作为一种社会体制(institution)在西方的形成,从历史的顺序来说,先是有了从其它社会活动领域脱离出来专门从事探索自然知识的科学家角色;继而是社会对科学家和他们所从事的活动给予肯定性的评价,从而使科学活动成为社会活动的一种形式;然后是科学组织的建立。科学组织在整个社会结构中发挥其功能的合法性,是通过科学体制来保证的,科学体制是由科学体制化(institutionlization)过程而形成的一种社会结构。构成社会体制的科学体制     

科学的角色与体制化

科学的体制化问题是科学社会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以色列社会学家约瑟夫·本戴维是体制化研究的权威人物,他的工作得到了同行的高度评价,在科学社会学界有广泛地影响。鉴于我国的科学社会学研究刚刚起步,体制化方面还未见到任何文章,因此介绍一下本-戴维以及他的研究工作,并对他涉及的几个重要问题进行进一步的深入讨论,相信对推动这方面的研究是有益的。     

中国妇女在科技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

中国妇女在科技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随着时代的发展而有很大的进步。古代妇女虽然在长期生产劳动中做出伟大贡献，但由于地位低下和缺乏教育，极少能够参与科技活动，对我国传统科技的发展作用相当有限。在我国引进和移植西方近代科学技术的阶段，女性最先投身于医学领域。     

日本1868—1945年科学的发展

这是一篇描述日本科学发展史的文章。日本科学的发展,起始于日本步入近代国家的１８６８年,成熟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时。文章主要阐述了５个方面的内容：（１）１８６８年以前,在日本流行的汉学研究,对日本后来接受西学的重要作用,日本人把汉字有效地运用的创造科学专业术语;（２）受益于聘请的大批外国专家的帮助,日本在最初引入西学的３０年中,采取的是强行灌输西方科学技术的手段,这在世界近现代史中是罕见的;（３）     

“科学共同体”在近代中西方的形成与比较

该文首先对西方科学哲学家托玛斯·库恩提出的“科学共同体”概念作了分析,然后讨论了“科学共同体”在近代西方（欧洲）的形成以及它的作用,同时对这一时期中国与西方的情况进行了比较,进而指明“科学共同体”未能于明末清初出现是中国科学技术在近代落后的内在原因之一,最后以中国科学技术在20世纪10～40年代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为例,得出“科学共同体”是将科学技术向前推进的有力杠杆的结论。     

论康熙科学政策的失误

文章以新的视角,对清代康熙帝予以重新评价,认为他虽然勤奋地学习过数学,天文学和医学,著有《几暇格物编》,但最多只能算是一位科学爱好者,作为一国之君不但与同时代的法国路易十四和俄国彼得大帝相比,就是比与他早１００年的明末科学家兼宰相徐光启相比,也显得他在发展科学方面没有采取重要措施,而且有一系列的政策失误,诸如用人不当,不培养人才,不建立学术机构,不制造望远镜,把中外交流局限于宫廷之内,倡导“西学中     

试论中国科学功利主义的消解

科学功利主义产生的根本原因是科学在近代中国传播和发展的社会逻辑前提引起的,这个逻辑前提包括:为什么要在中国传播科学,科学的基本功能是什么,怎样才能更好地在中国传播科学,科学与中国传统文化比较有什么不同特点等内容。科学功利主义从科学在中国传播的一开始就已经出现,到目前为止,虽然有许多学者反对科学功利主义,但是,由于没有完全改变科学在中国存在和发展的社会逻辑前提,所以不可能取得成功。消解科学功利主义的根本方法有三条:重新解释科学的功能,建立科学的理论标准和发展中国社会的民间力量。     

论《史记》反映的中国古代科学思想传统

《史记》是一部史学巨著，其中包含了许多科学技术内容。该文从科学思想的角度探讨评述司马迁在《史记》中对中国古代人天关系的创造性理解和运用，以及司马迁在批判继承前人思想基础上的独到的见解和发挥，并对《史记》中记载的一些科学技术史实进行了研究，指出它们为科学技术史的研究提供了线索。     

李约瑟的生平及其贡献

英国杰出的生物化学家，研究中国科学文化史的权威和中国人民的忠实朋友李约瑟博士最近逝世。他的逝世对中国和中国人民而言是重大损失，我们因此科学史和中英友好事业的贡献。特别讨论了他从三十年代以来对中国文化的皈依过程和他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的意义。还指出，李博士的形象和精神为我们提供一个现成的学习榜样。     

传统宗教意识和中国科学发展

冯友兰提过一种看法：中国哲学家不需要现代科学。这种观点从未得到过学术界的讨论。本文旨在通过对中国自然观念的存在分析来进行这样的考证。文中以《庄子》和《中庸》为基础，对道家和儒家中国式的存在关怀以及它们为何对现代科学观念下的科学研究不感兴趣进行考察，并支持这样一种观点：这两部著作中包含了一种终极关怀；这种终极关怀与作为现代科学基础的终极关怀完全不同。为了佐证这一观点，文中对徐光启和伽利略进行了简要比较，并提出这样一个议题：为了更好地理解中国现代科学的发展，我们不得不透视作为现代科学基础的宗教意识。     

对"李约瑟难题"质疑的再反思

“李约瑟难题”有其合理性。质疑难题的“无科学说”、“伪问题说”和“有毛病说”涉及到历史观、科学观、科学史观和方法论等深层次的问题，如“无科学说”只承认中国古代有技术而不承认有科学，否认中国古代科学的光辉成就，是科学史上的一种西方中心论；“伪问题说”反对科学的连贯性和普遍性，是一种科学特殊论和唯近现代科学论，带有“辉格”的色彩；“有毛病说”反对假设的和逆史实的编史学，是一种狭隘的历史观，不利于历史学的现代化。以上诸说在方法论上有一个共同点，都陷入了形而上学的误区，反对李约瑟创立的中西科学史研究的比较法。“李约瑟难题”是李约瑟中西科学史研究比较法的杰作，对中西科学发展史作了共时性的横向比较和历时性的纵向比较，从而抓住了其中的主要矛盾，具有高度的辩证性，对于揭示中西科学发展的历史规律是很有益的。因此，应以辩证的观点和方法来研究中西科学发展史和理解“李约瑟难题”。     

研究型大学与政府科研机构的关系--国际比较研究

研究型大学与政府科研机构在国家科研体制中的定位与分工是影响一个国家科技资源配置的重要因素。本文概括了世界主要国家研究型大学与政府科研机构的关系模式，并着重探讨了美英模式和德法模式国家两者合作的经验，从而结合我国的国情，对如何实现我国研究型大学与政府科研机构的关系重建提出了若干建设性的对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