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两位诗话家对诗趣的集中论评与阐说

清代袁枚、朱庭珍对诗趣予以了集中论评与阐说。袁枚评诗推尚偏于由才性而催生出的“趣”的审美形态，他以“趣”为审美标的，以性灵为根本，以天才、真、自然为支点，建构出一个有别于他人的诗趣论系统。朱庭珍评诗反对“恶趣”、“魔趣”，推尚意趣充蕴之作；他强调作诗要“培之以理趣之府”，提出了“意趣活泼”的审美要求，在诗趣的生成创造上，则论及到由“情”而“趣”、由“思”而“趣”，对诗中之趣语的运用也予以了界划。他们为古典诗趣论的最终深化和完善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诗的奇趣与谐趣

清代评论家黄周星认为,“一切语言文字,未有无趣而可以感人者。”这话说得极是。就诗而论,中国古代就有不少人谈及诗趣的问题。例如唐代王昌龄便倡“诗有三格之说”,即:一曰“得趣”,二曰“得理”,三曰“得势”。他把“得趣”看作三格之首。宋人严羽更力主“兴趣”说,以为“盛唐诗人惟在兴趣”……。的确,诗趣已成了许多诗人或评论家们所关注的问题。但是,究竟什么是诗趣,其审美特征是什么,以及怎样获得诗趣等等,这些问题,专题研究的著述很少。本文试图联系当今诗歌创作的实际,对它作些探讨。由于诗     

论诗的傻趣美

本文分析了傻趣之傻，异于病傻，并进一步从傻趣诗的创作和鉴赏方面提出了傻趣诗的三个特征：“反常错乱，傻趣盎然”、“借傻写真，凸现至情”、“傻中见智，借拙写，于”，为中国古代诗趣理论研究提出了不同的观照视角。     

浅析李渔曲论中的"重机趣"

李渔曲论中的"重机趣",是李渔对戏曲语言机巧、生动、自然、幽默、风趣的重视,同时也是他对整个戏曲机巧自然、生动活泼、诙谐风趣的审美风格的要求.李渔"重机趣"的提出,受到前人的影响,甚至与晚年李贽、袁宏道等人"趣"的审美追求一脉相承.李渔"重机趣"的提出,也是对戏曲娱乐功能的重视,这对当时及后来的戏曲艺术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天籁自鸣天趣足--张问陶"趣"内涵初探

张问陶是清中叶继袁枚之后性灵派重要诗人.后人探讨其性灵诗论多从性情、天性、血性入手,而忽略"性灵说"另一要素"趣".本文从创作主体之真趣、创作过程之灵趣、创作客体之逸趣三方面揭示张问陶"趣"的内涵.     

《诗经》阐释与毛先舒《诗辩坻》之诗学观念

作为诗话诗经学的重要成果,毛先舒在《诗辩坻》中对《诗经》多有阐释,他还以《诗经》为准的,从"诗之本源""诗之法""诗之用"等方面来构建其诗学大厦。毛先舒将诗歌的本源推溯至《诗经》,即所谓"归源《风》《雅》";他以《诗经》为标准论诗法,不但对《诗经》之章法韵律推崇备至,还以此作为作诗、评诗的准绳;他强调诗歌的社会伦理功用,倡导温柔敦厚的儒家诗教观。     

王维诗歌的画意与禅趣

被后人尊为“诗佛”和南宗山水画宗师的王维，由于他精熟佛家教义，以禅人诗，又精通画理，融诗画于一炉，致使他的诗富有画意和禅趣，尤其是山水诗，穷山水之佳趣，参造化之神韵，以其卓尔不凡的风格在历代山水诗中独树一帜。本文就王维山水诗的画意和惮趣这一问题，提出王维是用宗教的审美理想审视自然，又用画家的眼光、手法进行剪裁、布局、塑造意境，这是诗人的宗教体验和审美体验相互作用的结果。     

论诗的雅趣美

中华民族是一个崇尚以雅为趣的民族,"雅趣"很早就成为我国古代重要的审美范畴和文学批评标准。本文论述了诗歌中儒道两家雅趣的审美趣尚:以正为雅和以逸为雅,并进一步论述了雅趣的本质特征以及雅趣的创作要求。     

关于随园女弟子的成员、生成与创作

随园女弟子作为女性诗歌创作群体,乃清代乾嘉诗坛袁枚性灵派之一翼,其人数可考者达四五十人。其出现于苏杭地区,与江南经济、文化的发达及思想观念的解放密切相关,也与袁枚的支持不可分。女弟子诗歌创作具有性灵派的诗的共性:抒写真情与闲适之趣;选材琐细,意象灵动、新奇、纤巧,不乏风趣,语言白描、口语化。其最大功绩是以清新的诗风冲击了诗坛流行的拟古格调诗及卖弄学问的考据诗,为诗歌回归抒发真情的轨道作出了贡献,在中国妇女诗歌史上占有地位。     

浅论民歌之“趣”--以鄂南民歌为例

“趣”是中国诗学中一个范畴性的概念。民歌作为诗歌长河中的一个支流,与“趣”有千丝万缕的关联,其“趣”之侧重点也与文人诗有所不同。具体而言：（1）发生：本真生趣的自然迸发;（2）内容：活泼意趣的素朴传达;（3）技巧：奇趣、机趣、天趣的交相辉映。“趣”是对民歌的诗性审美特质的概括,它不仅是俗世百姓的轻松逗趣、自得其乐,更是超越主流社会行为规范之自由精神的张扬,甚至还代表民歌所昭示的打破森严艺术规范、回归自然的一种永恒艺术追求。     

贾谊首用骚体“吊屈”及其开拓性意义

贾谊《吊屈原文》首用骚体"吊屈",其创作模式影响了两汉作家的文学创作。他从自身政治遭遇出发,在精神上与屈原达到高度共鸣,发愤抒情,首吊屈原,在新的大一统历史背景下对屈原及其作品作了历时性的文学阐释。他所开创的"吊屈"之先河,成为后世作家"吊屈"创作主题的优良传统。     

关于秦观绝句的评价

自元好问《论诗》绝句中对秦观发出“始知渠是女郎诗”的说法后,前人对秦观的诗颇有贬意,以为过于柔弱。本文通过对秦观七绝诗的评析,认为苏轼“以诗入词”受到赞扬,扩大了词的境界,而秦观“以词入诗”亦未尝不可,在宋诗中独树一帜,丰富了宋诗的艺术风格。故此文一反传统习见,借评价秦观七绝诗的同时,对其“以词入诗”从积极的意义上进行了肯定。     

论儒学义利之辨及其当代启示

儒学的义利之辨对中国的历史和现实关系重大。所谓叶适“功利之说”实出于后人的误解,叶适、朱熹的分歧在于：叶适强调义利的统一,朱熹强调义利的冲突,而朱叶所据以争辩的董仲舒的名言“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系班固改作,班固的贬利观念是从反面受荀况、韩非影响。孟子“何必日利”,孔子“罕言利”自有深意,但孔子将义,利割裂,导致后世的中国社会向“义”与“利”绝对的两极分化。当代社会讲义不计利或讲利不重义这两种倾向都是值得反省的,问题最终归结为价值观。     

《授时历草》“立天元—求矢术”复原

本文根据《梅氏丛书辑要》《赤水遗珍》(1761)中梅钰成关于“授时历立天元一求矢术”的记录,恢复了《授时历草》(1281)这一段珍贵史料,分析了它与李治、朱世杰所用天元术的异同之处,并且指出《授时历》作者是直接套用沈括会圆术,利用全弧背来推导出割圆求关术的。     

《楚辞》中的后羿与河伯神话形象研究

后羿神话虚构和历史真实的身份交织,是屈原内心矛盾的纽结。而他对河伯形象的反传统创造,则是屈原追求精神慰藉的手段。二者的形象在屈原诗赋世界里互相交织,构成了既互相补充、又互相冲突的矛盾形象。     

吕凤子先生所创正则学校之“正则”涵义发微

“正则”是吕凤子先生为他所创办的学校的命名,源于屈原诗作《离骚》,吕凤子先生之所以取屈原的这个“名字”为校名,是缘于吕凤子先生对屈原的人格和品质的景仰.因此,要理解正则的深刻含义,就应当从屈原的人格、品质对吕凤子先生的影响以及吕凤子先生的追求和作为中去把握.     

从人格、诗作论屈原对余光中的影响

余光中和屈原，一位是誉满中外的当代诗人，一位是流芳千古的文人骚客。虽身处不同的时代，二者却在诗歌创作上有着某种潜在的渊源。本文将对屈原和余光中在诗品、爱国恋乡情怀、诗歌的美学内涵等方面进行研究，进而探讨屈原对余光中的影响。     

平淡论诗学观之管窥—兼论“滋味＂说与“平淡＂论的异同

在诗学评论中，批评家们都非常推崇钟嵘提出的“滋味说”，认为诗歌的最高境界就是“风力”和“丹采”的融合统一。而宋代梅尧臣却持诗歌贵“平淡”的诗学观点。梅尧臣和钟嵘的主张同是诗歌的审美理想但却相反，这乃是源自他们主张的侧重点各有不同。梅尧臣所说的“平淡”更侧重关注人自身内心深处的终极关怀，是一种返观自我的冷静谛视，是人生的一种更为成熟的心态。     

论袁枚对“情”范畴的拓展

清代的袁枚对于“情”的认识明显比前人更深刻,在重“情”方面也大大超过了他们。不过,在这一点上,学者们仍然注意不够。他们往往只是从“性灵”的角度来论述他的诗学理论,使他的诗论中“情”的意义在相当程度上仍然局限在传统范围之内,而忽略了其中创新的内涵。其实,袁枚诗论中的“情”在前人的基础上有了很大的拓展,主要表现为：以“情”代“志”;以“情”求“性”。袁枚的这种理论对后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旨淡骨独清:南宋“上饶二泉”的生平、创作与诗学略论

南宋中后期诗人赵蕃和韩淲被人们并称为"上饶二泉"。他们不但创作非常丰富,而且在诗学和思想上受到江西诗派较深的影响,诗歌创作、道德修养皆达到了很高的造诣,受到杨万里、戴复古、刘克庄和方回等人的赞扬,在当时产生了较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