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两位诗话家对诗趣的集中论评与阐说

清代袁枚、朱庭珍对诗趣予以了集中论评与阐说。袁枚评诗推尚偏于由才性而催生出的"趣"的审美形态,他以"趣"为审美标的,以性灵为根本,以天才、真、自然为支点,建构出一个有别于他人的诗趣论系统。朱庭珍评诗反对"恶趣"、"魔趣",推尚意趣充蕴之作;他强调作诗要"培之以理趣之府",提出了"意趣活泼"的审美要求,在诗趣的生成创造上,则论及到由"情"而"趣"、由"思"而"趣",对诗中之趣语的运用也予以了界划。他们为古典诗趣论的最终深化和完善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诗的奇趣与谐趣

清代评论家黄周星认为,“一切语言文字,未有无趣而可以感人者。”这话说得极是。就诗而论,中国古代就有不少人谈及诗趣的问题。例如唐代王昌龄便倡“诗有三格之说”,即:一曰“得趣”,二曰“得理”,三曰“得势”。他把“得趣”看作三格之首。宋人严羽更力主“兴趣”说,以为“盛唐诗人惟在兴趣”……。的确,诗趣已成了许多诗人或评论家们所关注的问题。但是,究竟什么是诗趣,其审美特征是什么,以及怎样获得诗趣等等,这些问题,专题研究的著述很少。本文试图联系当今诗歌创作的实际,对它作些探讨。由于诗     

论诗的傻趣美

本文分析了傻趣之傻，异于病傻，并进一步从傻趣诗的创作和鉴赏方面提出了傻趣诗的三个特征：“反常错乱，傻趣盎然”、“借傻写真，凸现至情”、“傻中见智，借拙写，于”，为中国古代诗趣理论研究提出了不同的观照视角。     

王维诗歌的画意与禅趣

被后人尊为“诗佛”和南宗山水画宗师的王维，由于他精熟佛家教义，以禅人诗，又精通画理，融诗画于一炉，致使他的诗富有画意和禅趣，尤其是山水诗，穷山水之佳趣，参造化之神韵，以其卓尔不凡的风格在历代山水诗中独树一帜。本文就王维山水诗的画意和惮趣这一问题，提出王维是用宗教的审美理想审视自然，又用画家的眼光、手法进行剪裁、布局、塑造意境，这是诗人的宗教体验和审美体验相互作用的结果。     

钟嵘诗评文质论

“”与“质”的本来涵义是：“”谓饰，质谓质朴，它的原始形态，是早期儒家学派论夏、商、周三代化历史形态之简要表达。周、秦以降，沿着品人和论世两个分支发展。钟嵘《诗品》论诗，是这两个分支的完美融合。“体被质”犹如“质彬彬”，是诗评质论的最高审美范畴。     

浅论民歌之“趣”--以鄂南民歌为例

“趣”是中国诗学中一个范畴性的概念。民歌作为诗歌长河中的一个支流,与“趣”有千丝万缕的关联,其“趣”之侧重点也与文人诗有所不同。具体而言：（1）发生：本真生趣的自然迸发;（2）内容：活泼意趣的素朴传达;（3）技巧：奇趣、机趣、天趣的交相辉映。“趣”是对民歌的诗性审美特质的概括,它不仅是俗世百姓的轻松逗趣、自得其乐,更是超越主流社会行为规范之自由精神的张扬,甚至还代表民歌所昭示的打破森严艺术规范、回归自然的一种永恒艺术追求。     

天籁自鸣天趣足——张问陶“趣”内涵初探

张问陶是清中叶继袁枚之后性灵派重要诗人。后人探讨其性灵诗论多从性情、天性、血性入手,而忽略“性灵说”另一要素“趣”。本文从创作主体之真趣、创作过程之灵趣、创作客体之逸趣三方面揭示张问陶“趣”的内涵。     

李渔的世俗之“趣”

清初美学家李渔受明末人文主义观念的影响在日常生活与文艺创作中表现出对世俗之“趣”的崇尚：悠然闲乐的生活态度及“出自己裁”审美趣味、追求新奇与注重娱乐的文艺创作，在当代的审美语境下，李渔的“趣”论仍然具有现代性的美学意义。     

论朱彝尊的诗歌创作

朱彝尊是清代初年重要作家之一,诗、词、散文的创作都有很高成就。朱庭珍《筱园诗话》指出:“竹坨诗、古文皆成一家,兼精填词。诗尤雄视一代,品在渔洋(王士祯)、荔裳(宋琬)、愚山(施闰章)之上。”赵翼《瓯北诗话》也说:“竹坨负海内重名,至今犹朱、王并称,莫敢轩轾。”在康熙年间,他的地位与当时主盟诗坛的王士祯仿佛,有“南朱北王”之称。又有人以“朱、王”合顺冶中的施闰章和宋琬,以及行辈稍后的查慎行和赵执信,号为“清初六大家”。不过长期以来,朱彝尊的诗名似乎被词名所掩盖,对他诗歌创作的成就与影响,还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和评价。     

试论“随园第一女弟子”席佩兰的科举诗

席佩兰，清代常熟著名性灵派女诗人，被袁枚推尊为本朝第一。她有极为明显的男性意识，且伉俪能诗。其夫孙原湘与王昙、舒位合称“江左三君”，然场屋不畅，席佩兰诗中对此有所记述，该类描摹科举情状之诗颇见性灵派诗歌的特色，既具审美价值，又有认知价值。     

"妙悟"与"诗法"--试论唐宋以来古典诗歌理论的发展

唐宋以后，中国古典诗学在范古问题上形成了“诗法”与“妙悟”两条路线的对立与纠结。严羽“妙悟”说对后期诗学形成主导性影响，但这并没有抵消“诗法”论存在的必要性。李梦阳等人推崇严羽却又大谈“法式”的矛盾现象，说明“诗法”是研习创作的客观要求；而“妙悟”作为一种鉴赏感悟活动，固然有指向独创性的积极意义，而其对于“诗法”论的渗透，导致后期“诗法”论过分注重对格调意趣的感悟式表述，远离了“诗法”本有的创作论主旨。这两方面的事实表明，“诗法”和“妙悟”各有不同的适用方面。而“诗法”对于创作的研习尤其具有无可替代的意义。     

历代词论中的东坡论

历代词论中对于苏东坡词的评价，是我国古代文学理论审美观照发展历程的一束折影。两宋时期，由持论各异到褒扬之声占主流地位；南宋末暨金源、显露出词派论评端倪，有“豪放”并驾“婉约”曲体拓宽词作发展创造空间的理论见解，昭示苏词“以诗为词”创造意义；发展到明清，在偏重词派评论的基础上，步入“正”、“变”论辩，与诗、骚传统内在沟通，揭示出东坡词儒化的现实意义。“东坡词论”绵延数百年，日趋切要，既要苏词本身的意义决定，更反映出文学审美历史形成的 漫长曲折，我们的民族同样富有理论思维的审美创造能力。     

关于随园女弟子的成员、生成与创作

随园女弟子作为女性诗歌作群体，乃清代乾嘉坛袁枚性灵派之一翼，其人数可考者达四五十人，其出现于苏杭地区，与江南经济，文化的发达及思想观念的解放密切相关，也与袁枚的支持不可分。女弟子诗歌创作具有性灵派的诗的共性：抒写真情与闲适之趣，选材琐细，意象灵动，新奇，纤巧，不泛风趣，语言白描，口语化。其最大功绩是以清新的诗风冲击了诗坛流行的拟古格调诗及卖弄学问的考据诗，为诗歌回归抒发真情的轨道作出了贡献，在中国妇女诗歌史上占有地位。     

朱熹的美学思想述评

朱熹的美学思想主要由“文道之辨”、“理象之辨”和“诗辨”构成。朱熹认为“文”与“道”是合一的；在“理”与“象”的关系问题上则认为理为象之根本，象为理之应用；关于“诗”。朱熹情有独钟，所论涉及诗学的方方面面，并特别推崇以《诗经》、《楚辞》为代表古风古意。     

论严羽美学思想对神韵论的影响

严羽是通过以“妙悟”说为中心的审美主体论、以“兴趣”说为重心的审美特征论和以“入神”说为极致的审美理想论三大理论主干来表达自己的美学思想的。他所追求的审美情趣和境界在神韵论思潮发展演变过程中起着重要的过渡作用。历来研究严羽的人多看到其对“兴趣”说的提出对文学发展史的贡献,而很少深入去探讨他对神韵论的重要作用。笔者尝试深入探讨严羽的美学思想对神韵论的影响。     

诗的剥趣美

本阐述了诗歌中的一种创作技法“剥皮”，指出了剥皮诗的几种写作方法，并进一步分析了剥皮诗所呈现的诗趣美。     

关于随园女弟子的成员、生成与创作

随园女弟子作为女性诗歌创作群体,乃清代乾嘉诗坛袁枚性灵派之一翼,其人数可考者达四五十人。其出现于苏杭地区,与江南经济、文化的发达及思想观念的解放密切相关,也与袁枚的支持不可分。女弟子诗歌创作具有性灵派的诗的共性:抒写真情与闲适之趣;选材琐细,意象灵动、新奇、纤巧,不乏风趣,语言白描、口语化。其最大功绩是以清新的诗风冲击了诗坛流行的拟古格调诗及卖弄学问的考据诗,为诗歌回归抒发真情的轨道作出了贡献,在中国妇女诗歌史上占有地位。     

新时期"审美文论"的历史贡献与现实意义

以审美特征论、审美反映论和审美意识形态论为主要观点的审美文论,是新时期国内学人的重大理论创新。审美文论的确立与逐步深化,使文学研究由外部转向内部,由“工具论”转向“审美论”,由“他律论”转向“自律论”。文学重新回归自身。为新时期文学理论的发展开辟了广阔前景,同时对文学创作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其历史贡献与现实意义不可低估。     

道家清淡自然思想对古代花鸟画的影响

受到老庄之道影响的画家，不愿出世为官，而遁入山林，于自然为伴，求得自我的解放。他们的审美意趣是老庄的审美意趣，是朴素、自然、清淡的．古代花鸟画的发展深受这种审美意趣的影响。     

宋代诗话中的诗韵论

宋代诗话中的诗韵论主要从两个维面展开：一是作为诗法层面的诗韵论，着重探讨“韵”作为韵律、韵格之义与诗歌创作的关系；二是作为诗歌批评与理论层面的诗韵论，着重从“韵”作为风致、韵味的基础上生发，它体现出宋人对诗歌审美的本质要求及对韵作为诗歌审美范畴的认识与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