徇私舞弊不移交刑事案件罪构成特征的若干问题

徇私舞弊不移交刑事案件罪的主体包括在行政执法机关及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行政机关委托的组织中直接从事行政执法的人员或直接受行政机关委托具体从事行政执法的人员,行政执法机关正职负责人或主持工作的负责人,公安机关工作人员,纪检人员和监察人员也可以成为本罪的主体。“徇私舞弊”不应当作为本罪的构成要件。“不移交”是指不向司法机关移交。“刑事案件”的判断应以行政案件涉嫌触犯《刑法》为标准,本罪的客体是行政执法人员依法移交刑事案件的职务行为的合法性。     

关于滥用职权罪的若干问题

滥用职权罪是现行刑法中的一个独立罪名,与玩忽职守罪在构成要件和法律适用方面有着本质的不同,值得认真研究。着重探讨了滥用职权罪的五个相关问题。     

徇私枉法罪的主观方面探疑

徇私枉法罪作为渎职犯罪案件的一个主要罪名,但由于该罪名的主观方面一直争议比较大,以致在司法实践中对该罪名的查处力度也比较弱。本文试图从徇私枉法罪主观方面进行初步探疑,通过对＂徇私＂、＂徇情＂的功能定位、明知的理解以及本罪是否存在间接故意等的阐述,进一步明确徇私枉法罪的主观构成要件,为大家在理解、规范徇私枉法罪的定义上起到一定的参考作用。     

论毒品犯罪的死刑立法控制——以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罪的罪名调整为切入点

在司法实践中,因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而被判处死刑的人数高居不下,这与我国现行的死刑政策相抵牾.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罪的社会危害性迥异,因此,应对刑法典第347条规定的罪名进行分解,实行条文单一、罪名单一化立法,配置不同的法定刑,并不能对制造毒品罪配置死刑.同时,从运输毒品的性质来看,其不应当作为独立的罪名,而应以走私、贩卖、制造毒品罪的共同犯罪或非法持有毒品罪论处.从而,毒品犯罪的死刑在立法上得以严格而合理的限制.     

论绑架罪罪名确定及其构成要件

关于新刑法第239杂的罪名确定及其构成要件，法学界存在较大分歧。司法解释虽将其罪名确定为绑架罪，但相关理论分歧远未消除。本文拟在对有关分歧深入剖析的基础上，强调认同“绑架罪”之罪名的科学性和实践可行性，并理性分析该罪的构成要件，对该法条理论理解的深化和司法实践的正确把握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论工程重大安全事故罪

工程重大安全事故罪是现行刑法新增加的罪名,文章就增设本罪的必要性,本罪的构成特征,认识本罪应注意的问题,本罪罪名的确立以及本罪的完善等问题进行了论述。     

环境监管失职罪的法定刑配置之完善建议

环境监管失职罪,是我国现行刑法的一个新增罪名,但是在研究中,笔者发现此罪在法定刑的配置上存在着一些刑度设置上的畸轻问题,本文拟从法定刑配置的角度,结合国内外的法定刑配置理论,并立足本国法律实践,力图从立法实践上,给本罪依法定型设置予以完善。     

食品监管渎职罪的罪状与类罪分析

食品监管渎职罪在刑法条文中以简明罪状的形式进行了规定。与商检徇私舞弊罪、商检失职罪及动植物检疫徇私舞弊罪、动植物检疫失职罪等犯罪在罪状表述内容上有所不同,食品监管渎职罪以一般渎职犯罪的基本表现形式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为行为特征,直观地看,其特殊之处仅在于,该罪是特定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在食品监管领域的渎职犯罪。这种条文规定过于简略又高度概括,与其他类罪在条文内容不完全对称,增加了理解适用的难度,同时在司法实践中,该罪与相近或相似类罪上也会产生认识上的分歧,需要结合相关法律规定与司法解释正确分辨。     

催收非法债务罪与他罪关系之阐释

《刑法修正案(十一)》增设“催收非法债务罪”是对当下我国民间借贷、套路贷等行为所引发犯罪问题的立法回应,充分体现了当前积极的刑事立法观。但该罪设立实施后所带来的司法适用难题,如法益保护范围界定上的模糊、罪状规定理解上的歧义,以及与他罪关系不够明晰等问题有待解决。基于对刑法条文规定构成要件的检视,催收非法债务罪所保护的应为社会公共管理秩序和个人人身权利双重法益。在犯罪主观层面,需具备催收非法债务这一主观违法性要素。在与他罪关系的厘清中,本罪与非法拘禁罪、故意伤害罪、非法侵入住宅罪均存在不同程度的竞合,与寻衅滋事罪则属对立关系,在司法实践中应择一适用。     

论组织未成年人进行违反治安管理活动罪

组织未成年人进行违反治安管理活动罪是刑法修正案(七)规定的新罪名。组织行为的对象只要未满十八周岁即可,年龄不应该有下限要求,组织残疾人进行违反治安管理的也应该规定为该罪;组织未成年人从事的活动应包括一切"违反治安管理的"行为,而不能将其仅理解为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行为;精神病人或者未达到刑事责任年龄的人实施的有严重危害后果之行为,当然属于本罪组织行为的内容;本罪与那些把未成年人当成工具实施的犯罪之间是法条竞合或者想象竞合的关系;本罪侵犯的客体应该是复杂客体,建议将本罪规定在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一章。     

罪刑法定原则新论

现行刑法确立了“罪刑法定”的基本原则,贯彻实施罪刑法定原则不仅仅是一个立法技术问题,而且是一次深刻的刑法观念大变革,是刑法价值观念的重塑过程。笔者先阐述罪刑法定原则的思想渊源及其基本内涵,接着分析了其在我国的实践缺陷,最后提出了完善该原则的几点建议。     

香港与内地贿赂犯罪之比较分析

香港政府在打击贿赂犯罪方面有着自己独特的手段与方法,为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通过介绍两地的立法情况,比较分析贿赂犯罪的构成,并提出完善内地贿赂犯罪的刑事立法建议,以使反腐工作更深入地开展。     

试论我国反“洗钱”刑事立法的完善

我国现行反“洗钱”刑事立法有需要继续完善之处:洗钱罪的立法相对滞后,影响了对洗钱犯罪的打击;“洗钱”范围限定的过于狭窄,不利于对洗钱犯罪的惩处;与洗钱罪相关的法律规定不配套,惩治洗钱犯罪的效果不明显。本文建议对洗钱罪立法在以下方面加以改进:一是对洗钱罪进行修改,使其具有超前性;二是合理界定洗钱罪的行为方式,严密刑事法网;三是完善配套法律制度。     

人口老龄化背景下保健品欺诈的刑法规制

在人口老龄化形势日趋严峻的背景之下,针对老年人的保健品欺诈行为越来越多。对于这一社会问题,当前的法律更多是从行政责任或者民事责任的角度来加以约束,而这种约束的形式较为单一,且缺乏有效性。基于当前法律规制的困境,并结合保健品欺诈的常见类型,应从刑法角度以诈骗罪、生产及销售假药罪、生产及销售伪劣产品罪对该行为进行规制。在诈骗行为与其他犯罪行为发生竞合的场合,应以想象竞合犯来处理。此外,行刑衔接问题是当前刑法规制的前提性障碍,可以通过建立专案专办机制及严格把握罪与非罪之间的界限来加以解决。     

论洗钱罪的刑法调控

洗钱犯罪是一种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的复杂的高智商犯罪,对洗钱罪的刑法调控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尽管我国刑法对洗钱犯罪进行了明确立法,但由于缺乏相关经验,所以我国关于洗钱罪的刑事立法相对简单。因此,深入系统地研究反洗钱犯罪立法的经验,完善反洗钱刑事立法,显得尤为重要。     

论侵犯商业秘密犯罪的刑法调整

侵犯商业秘密已成为独立的经济犯罪类型。而刑法的立法调整是预防侵犯商业秘密犯罪的根本途径。商业秘密的界定对研究侵犯商业秘密罪至关重要,更是刑事立法调整的主要依据。虽然世界上许多国家都采用了刑法的方法保护商业秘密,我国刑法也在商业秘密的刑法保护上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是在法律适用、司法实践等方面仍然存在很大不足。从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保障公平竞争的角度出发,有必要参照和借鉴国外立法的成功经验,进一步完善我国的商业秘密刑事立法。     

单位犯罪中行、刑两种性质的交叉关系

1997年弄法典确立的单位犯罪,大都在触犯刑律的同时又违反了行政法规范的规定,表现出明显的“双违性”特征。这一现象究竟是立法上的一种偶然,还是有其内在的客观必然性?本文通过引入行政犯罪的概念,从理论上探究了单位犯罪中行政违法的普遍性根源,充分阐述了单位犯罪中行、刑两种法律性质的交叉关系及其法律特征,旨在为法律实践中全面、客观、公正、准确地落实单位犯罪的全部法律责任,以切实有效地预防和打击单位犯罪提供科学的理论依据。     

国际刑事法院被害人参与审前程序探析——以检察官诉卢班加案为例

国际刑事法院开启了国际犯罪被害人独立参加诉讼活动的先河。《罗马规约》构建了比较全面的被害人参与审前程序体制,并在检察官诉卢班加案中获得初步实践。控辩双方、被害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在审前程序参与资格、方式、作用等方面存在明显争议,预审法庭在被害人参与情势调查阶段与确认指控听讯阶段的过程中具有较大的自由裁量权。我国应当借鉴国际刑事法院预审机制,建立被害人援助机构,保障被害人的诉讼权利。     

帮助型犯罪问题研究

刑法把部分为实现实行行为而存在的帮助行为规定为单独的犯罪,是帮助型犯罪.帮助型犯罪因与共同犯罪存在交叉,因而在刑法理论上比较特殊.帮助行为既构成单独犯罪,又与实行行为成立共同犯罪的情形,不属于想象竞合犯也不是法规竞合,应属于总则与分则条文之间的关系,应按分则所定罪名处理.刑法把部分帮助行为规定为帮助型犯罪的作法与法理不符.     

存在与认识：德日刑法定罪理论的逻辑困境

定罪论是犯罪存在论和认识论的统一。德日刑法定罪理论的存在论与认识论都有深刻逻辑矛盾,存在论是构成要件与违法性和有责性之间关系的矛盾,认识论是构成要件与符合构成要件事实之间关系的矛盾。这些矛盾的直接原因,是德日刑法的形式化犯罪定义。其哲学实质,是混淆了存在论与认识论的性质和功能。德日刑法定罪论根本特征,是三要件的形式化犯罪存在论与二分式的对抗性犯罪认识论相结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