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屏风上》中的中国文人

《在中国屏风上》是毛姆一部比较重要的散文集，是作家在中国旅游时的所见所闻所感，他以他深邃的观察力和优美而犀利的文笔，描写了在中国接触到的人物、风景和某些偶然事件，构筑了一个别样的中国形象。在书中，毛姆用工笔画般的手法着力刻画了两个中国文人，文化保守主义者辜鸿铭和现代戏剧学者宋春舫。重点探讨作者对这两位中国文人形象的描述，可梳理出决定性影响毛姆所建构此形象的深层文化原因。     

鲁迅与辜鸿铭相异的翻译思想及相似的文化禀性

鲁迅提倡“拿来”的“异化”翻译法，辜鸿铭推崇“送出”的“归化”翻译法。通过对他们两位的翻译思想和文化禀性的阐述，可以发现两位大家翻译思想虽相异，却有着相似的文化禀性：强烈的爱国精神和豁达的学术胸怀。     

从译者主体性看辜鸿铭英译诗歌中归化策略的选择

以原著中心论和语言转换观为核心的传统翻译观轻视甚至是忽略了翻译主体和主体性,然而译者的主体性贯穿于翻译活动的全过程,当代翻译观倡导对译者的研究不能单纯地从语言层面来评价其译作的优劣,而应从文学、文化多维度地予以评介。本文拟从译者的主体性在翻译活动中的表现,分析辜鸿铭在其诗歌译作《赠卫八处士》中归化策略的选择。笔者认为,辜氏在译作中充分发挥了译者主体的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主动选取归化策略,实现了翻译中的再创造。     

辜鸿铭与儒家典籍英译:一种后殖民视角

清朝末期,"怪杰"辜鸿铭在国内知识分子大量引进国外论著的热潮中做出了翻译儒家典籍的"怪举"。这与众不同的翻译行为并非辜鸿铭的无意之举,而是在当时社会政治背景影响下的一种爱国行为。以后殖民翻译理论为基础,梳理辜鸿铭翻译儒经的前因后果及其采用的翻译策略,探讨辜鸿铭的儒经英译在中国文化身份的建构中所起的独特作用,可以为后殖民翻译理论研究和中国典籍英译带来一些新的启示。     

儒家核心术语的翻译——以《论语》多种英译本为例

通过考察对比理雅各、辜鸿铭等不同文化身份的译者对中国儒家经典《论语》中的儒家核心术语"仁"和"德"的英译,可以发现翻译并不是传统翻译研究以为的是从一种语言到另一种语言的文字转换,而是一个斗争之域,其中充斥着各种势力的交锋,既有殖民者对弱势文化的改写,也有弱势文化译者对殖民主义的文化抵抗。     

游子归乡与文人传教——辜鸿铭林语堂对外文化介绍的同与异

辜鸿铭林语堂两位学者曾以全力投注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对外绍介工作 ,他们以文化保守主义为视点 ,以西方近现代文化为参照 ,批驳西方歧视与偏见 ,致力构筑中国传统文化在西方的良好形象 ,为中西文化实现平等对话作出了贡献。本文在分析二人对外绍介同与异的基础上指出其对外绍介的特色     

辜鸿铭《论语》译本“杂合”特征解读

以后殖民主义理论中的"杂合"概念解读辜鸿铭的《论语》译本,指出辜鸿铭的译本体现了一种杂合特征,展示了他在特定历史语境中抵制西方文化中心主义,构建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间平等对话的良苦用心。     

辜鸿铭的翻译观:英译儒经中的会通思想

辜鸿铭是清末民初的文化大师,他曾把中国的传统典籍即儒家的《论语》和《中庸》翻译成英文,从而使得中国的传统文化走向了世界。在英译的儒经中,体现了辜鸿铭的翻译观,即会通思想。辜鸿铭的翻译工作得到了后世的充分肯定。     

高贵的长辫

1912年3月5日,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发布通令《令内务部晓示人民一律剪辫文》。通令要求国民"限二十日一律剪除净尽,有不遵者违法论"。"剪辫"遂成为"革命"和"向新"的标志,成为一种时尚。然而在举国上下大兴"剪辫"之际,有学人却反其道而行之,依然不依不饶地留着一条长辫子。     

辜鸿铭、杜亚泉、梁漱溟中西文化观之比较

二十世纪初，中国经历了前所未有的震荡与激变，强势的西方文化把整个中国都卷入到“西化”的浪潮中。面对民族和文化的双重危机，以辜鸿铭、杜亚泉、梁漱溟为代表的文化保守主义，高举中国传统文化，以复兴传统文化来振兴民族精神。他们与新文化派展开了一系列的论战。中西文化之争便成了世纪之初我们民族精神生命层面的主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