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GIS的郑东新区绿色空间指数演变研究

景观格局一般指景观的空间格局,是大小、形状、属性不一的景观空间单元(斑块)在空间上的分布与组合规律。本文选取最大斑块指数(LPI)和景观形状指数(LSI)两个指标,分析郑东新区2007—2019年城市化进程中的景观格局演变。     

南城县景观生态风险评价及预测研究

基于南城县2010年、2013年、2016年与2019年4期遥感解译数据,将土地利用类型重分类为8类,利用Fragstats4.2软件计算景观指数,分析景观生态风险时空变化特征,并基于FLUS模型预测南城县土地利用结构,进行南城县景观生态风险预测研究.     

文化景观视角下非遗创新发展策略研究——以漳州非遗传承景观化建设为例

非遗传承景观化是当前研究的热点,对促进城市文化景观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本文以漳州非遗传承景观化建设为例,从文化景观视角论述了非遗与城市景观建设的关联耦合,诠释了非遗文化传承景观化的实践策略,最后提出了创刊漳州非遗创新发展的有效策略,并在文化形态呈现方面提出了原型重现、要素整合、形态置换、意境关联等观点。以期为促进城市景观文化内涵的提升与非遗传承的可持续发展提供理论依据。     

小浪底大坝对黄河中下游农业景观格局的影响

小浪底大坝所处地理位置和运用方式特殊,改变了黄河的地表径流,而黄河的脉动又牵动着该区农业景观的格局和过程,影响着黄河中下游农业生态系统服务的形成和维持。本文运用景观生态学的理论和方法,分析小浪底大坝对黄河中下游农业景观格局的影响。结果表明:小浪底大坝建成后,水田面积不断减少,破碎化明显;河渠和湿地变得零星,部分转变为旱地和建设用地。林地面积和斑块个数都有所增加,建设用地不断扩张。旱地景观、林地景观、建设用地景观、河渠景观复杂程度增加,斑块变得离散和不规则。各景观组成的分维数的波动变化说明其在空间上不断交错、渗透的动态变化过程。小浪底大坝建成初期,景观趋于均匀分布,整体上景观优势组成没有明显变化。     

认知生成主义的方法论意义

生成主义是认知生态学奉行的认知研究纲领,它超越了传统的认知主义和联结主义。作为一种全新的认知哲学观,它在方法论上超越了传统的客观主义和建构主义,它自身蕴涵了以欧陆现象学和东方佛学静心修持传统为代表的第一人称方法,以生物学方法和动力学方法为代表的第三人称方法,以及基于一三人称整合的、以丹尼特的异类现象学和瓦雷拉的神经现象学为代表的第二人称方法,这是它特有的三种方法论。     

黄平县古梯田景观格局与坡改梯策略分析

古梯田的形成与发展充分证实了坡改梯工程是山区水土保持的一项重要措施。通过无人机遥感技术获得分辨率为0.1~0.5m的遥感影像,利用Arc GIS等地理信息系统软件进行数据处理,结合景观软件Fragstats3.3计算特征指标,对贵州省黄平县4个古梯田景观格局进行研究。结果显示:研究区梯田景观和林地景观约占整个景观的80%,其中梯田约占30%,林地约占50%;单块田块平均面积多集中在100~200m2、高度0.7~1.7m、宽度0.5~0.6m;所在坡度为5~25°的梯田最多,约占总田块数的70%。运用古梯田中蕴含的水土保持思想,为坡改梯工程以及坡耕地水土流失治理提供借鉴。     

高校校园的植物景观配置探讨--以湖北科技学院为例

实地调查了湖北科技学院校园植物景观配置情况，讨论了校园植物景观的配置原则与功能，对湖北科技学院的校园植物景观情况进行了分析与讨论，并提出改进建议。     

县域景观特征管理单元划分方法——以武胜县为例

为了解决目前国内景观特征研究多以大尺度为主且以自然条件为基础, 缺少实际管理意义的问题, 尝试从县域层面进行景观特征单元的划分, 并与现有行政管理单元相结合, 提出发展建议。依据武胜县30 m高程、坡度和土地利用数据, 将武胜县域划分为100 m×100 m的栅格网络, 利用 ArcGIS和SPSS进行二阶聚类分析。结果显示, 武胜县可以划分为7类景观特征管理单元, 单元内部自然地理特征相似, 组间差异显著。将武胜县按聚类结果划分为较单一镇域、较单一村域和较复杂村域 3 种不同的管理模式, 并分析较复杂村域的成因, 提出管理策略。最后, 从景观特征保护出发, 对武胜县 7 处建成区提出规划管理建议。     

生态学实验时空尺度认识的基本原则——实验对象的操作尺度与其自身尺度相契合

 时间和空间存在，尺度存在，生态学实验对象的时空尺度（本体论意义上的，又叫“本征尺度”）也存在。对生态学实验对象的时空尺度认识的基本原则是让“生态学实验对象的时空操作尺度”（方法论意义上的，又叫“表征尺度”）与生态学实验对象的时空尺度相契合（认识论意义上的）。这是生态学实验时空尺度关联实在论。在具体的生态学实验过程中，有些生态学家或坚持生态学实验对象的时空尺度不存在，或坚持其虽然存在但是不可认识，从而走向工具论和经验建构论（反实在论）。这种立场与生态学认识的基本宗旨--认识自然界中存在的生物与环境之间的关系相违背，应该抛弃。而且，某些生态学家或出于生态学实验对象的时空尺度本身认识的困难，或出于“不发表便出局”及其他原因，一是将生态学实验对象的时空尺度之时空简化为牛顿的绝对时空观，而没有考虑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时空观、普里戈金的“内时间”乃至引伸出来的“内空间”时空观，以及莱布尼兹的关系“空间观”乃至引伸出来的关系“时间观”，二是没有选择恰当的“粒度”和“幅度”进行实验，造成“用度失当”之误，三是没有进行充分的多尺度分析，造成“聚集偏差”，四是没有建构合适的模型，造成“鼠夹捕象”现象，五是没有正确识别“特征尺度”，造成“生态学谬误”。生态学实验者应针对上述不足，坚持正确的时空观，采取各种措施，以获得对生态学实验对象尺度的正确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