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工具主义的特征、危害及其克服

法律工具主义认为法律只是统治阶级治理国家、实现一定社会目标的手段和工具。不仅无任何目的意义与价值意义,且与现代依法建设社会主义法治的思想理念不一致,其给我国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目标进程中带来了消极影响。因此,我们应从理论与实践、主观与客观两个层面上,彻底摒弃与克服法律工具主义,以求得更有效率地实现法治,在整个社会树立起法律信仰主义旗帜。     

“以德治国”浅说

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总目标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制体系和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并指出实现这一目标必须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以德治国"作为我们党治理国家的一种基本方略,根源于"德治"思想。实行"以德治国"具有历史和现实的双重考量,同时必须注意防止"人治"和处理好与"依法治国"的关系。     

权力政治与地方自治：20世纪30年代的“康人治康”运动

文章通过对发生在20世纪30年代，曾经震撼了当时西康政坛的一系列康人自治事件的探讨，揭示了这一时期国民政府势力介入康区的过程及其与四川军阀刘文辉所发生的权力争夺，以及与这一时期康区的其他诸种政治力量的交织情形。     

论法治与人治

法治和人治的争论由来已久，古代西方和中国对法治和人治都有各自的论述，他们之间有许多相同的理念，也有许多差别，比较中西方关于法治与人治的思想，得出法治内含的平等、正义、自由等社会价值。通过分析法治与人治之间存在的内在关系，吸取其法治精华成分，借鉴人治中的“德治”思想，通过当下发生的几起引人深思的案例，分析德治发展的社会基础，以及对现代中国法治进程建设的重要意义。     

依法治国是中国跨入现代化社会的重要保障

在我们党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带领全国人民向现代化社会是军的征途中，深入学习和研究江泽民同志提出的“依法治国是社会进步，社会文明的一个重要标志，是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必然要求”这一观点，有着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从孔子人性论看中国古代德治

孔子提出德治的政治主张,并把其德治主张无法施行的原因归结为统治者好色不如好德。在这一模式下国家治理的好坏依赖于统治者个人对道德的认识和理解,缺乏稳定的制度保障,这实际上是人治的表现。因此,中国古代的德治在实质上是人治,法仅仅做为外在的统治工具。     

激战巴士拉：伊拉克总理虎口拔牙

巴士拉上空响起的枪声，是“一个负责任的政府”为谋求“一个稳定的伊拉克”所做的军事努力？还是马利基为树立威信、打击萨德尔和其他派别武装所做的政治尝试？或者，是美军逐渐淡出。实现“伊人治伊”的初步试探？     

反思传统 突破传统——黄宗羲法治思想别议

黄宗羲的个人经历和学术造诣使得他在面对明末清初的高度集权专制的政治法律制度时能够在反思中国传统的基础上提出一些突破传统的观点,其代表作《明夷待访录》中的法治思想的渊源其实来自中国传统思想,但同时暗合了一些近代西方法治思想。在法治和人治的关系上,他明确提出"有治法而后有治人";他认为善法是"天下之法",而"一家之法"非法,即恶法非法;然后又主张君与臣平等,"贵不在朝廷,贱不在草莽"的平等观,并设想了设置宰相和学校议政两个具体的制度。他的法治思想有时代进步性,认为必须限制权力、分散权力,制衡权力,这样的权力才能为"天下万民"服务,才不至于成为谋"一姓之私"的工具。但也体现了局限性。本文试图对黄宗羲的法治思想作别一解读。     

"川人治川"的余音——熊国炳任川陕省苏维埃政府主席的宪政史背景解读

熊国炳并没有起到他作为川陕苏区重要领导人所应起的作用,许多著述把熊国炳由农民而一夜之间成为川陕省苏维埃政府主席的原因仅仅归结于"左"的影响.事实上,把它放到更广泛的历史条件下去考虑,它和中国政史上20世纪前半叶的地方自治运动所造成的社会影响有关,是与中国宪政运动的发展相关联的一个历史事件."联省自治"对中国政治的影响与作用,不但在当时是正负互见的,而且对于日后中国的影响,也是广泛而深远的.从文本上看,"贿选宪法"中关于地方制度的规定有其进步意义,对此应加以肯定.     

以德治国的历史思考

从历史的角度考察了以德治国的思想,提出了德治的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