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善我国反贿赂犯罪之刑法立法的若干思考——来自国际反贿赂犯罪立法发展的借鉴

面对贿赂犯罪表现形式日趋多样,跨国贿赂、赃款向境外转移、贪官外逃现象日益严重的严峻局势,国际社会在立法上做出积极而迅速的反应。我国作为国际社会的一员,在贿赂犯罪问题上也面临相同的威胁,但我国刑法的相关规定却落后于国际反贿赂犯罪立法的发展。因此,我们应当借鉴国外立法的成功经验,在贿赂犯罪的范围、行为对象、刑罚种类等方面完善我国的刑法规范。     

商业贿赂的公司治理

商业贿赂作为一种负面经济现象,严重损害了国家利益,污染了社会风气。如何遏制商业贿赂已成为举国关注的头等大事。可以从公司治理的角度对其加以遏制,如完善现行会计法律法规、建立会计信用监督体系、制定举报奖励制度、实行财务公开制度等。     

完善治理商业贿赂法规探析

分析中国法律法规中有关明令禁止商业贿赂行为方面存在的局限并找出解决的对策:认为治理商业贿赂是一项复杂而艰巨的任务,当前有效治理商业贿赂的根本保障就是要制定专门的《反商业贿赂法》,同时抓住重点行业和重点领域,对突出的商业贿赂现象依法进行专项重点治理。     

贪污贿赂犯罪涉案人员如实作证的障碍及其突破方法

随着近几年来我国惩治腐败力度的不断加大，贪污贿赂案件的侦查起诉成为人民检察院工作的重申之重。然而，在侦查取证的过程中，涉案人员如实作证的环节却因为法律保障不到位、各种私利权衡以及地域交叉取证困难等原因而产生了诸多障碍，严重阻碍了反贪侦查工作的顺利进行。因而，在保护证人作证制度的立法不断完善的同时，要认真研究取证对象，采取全方位措施教化和促使涉案人员如实作证。     

论非财产性利益贿赂入罪

近年来,贪官落马的案件不断冲击人们的眼球。其中以非财产性利益贿赂的现象最为严重,但现行刑法规定的贿赂范围却难以应对当前花样繁多的贿赂犯罪。非财产性利益贿赂在一定程度上对社会危害性和持续性远远超过了财物贿赂,更容易滋生腐败。笔者认为非财产性利益贿赂符合犯罪的本质特征,将其立法是大势所趋。     

刑法规制商业贿赂行为的若干问题

从与贪污贿赂罪区分的角度,阐述了商业贿赂罪的概念。探讨了商务贿赂犯罪的危害,主要是破坏正常的经济秩序,妨碍政府的廉洁运作。对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和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的修订进行了分析:改变了犯罪构成的层次,扩大了打击的范围,强调了国内企业应遵循的国际义务,以保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     

受贿罪本质视野下的利益要件检视

以受贿罪的本质检视我国受贿罪中"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规定,可以发现这一要件在受贿罪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然而利益要件所担当的重要功能,不仅使刑法理论对这一要件的解读陷入了困境,也造成了司法适用的混乱。通过对比国外的立法经验,我国应弱化利益要件的功能,使其逐渐淡出刑法规范;丰富职务要件的内涵,使其承担起受贿罪的理论使命。     

基于节点权重的DPoS共识算法

针对委托权益证明（delegated proof of stake,DPoS）共识机制中节点作恶以及如何降低恶意节点成为代表节点可能性的问题,结合埃欧塔（IOTA）共识机制在安全性和稳定性方面的优势建立了节点之间的信任关系,提出了一种基于节点权重的DPoS（delegated proofof stake based on node weight,NW-DPoS）共识算法。将节点历史行为信息、自身权重值和在线状态作为计算认可度的因素,选取累积认可度高的节点作为区块生产者;根据节点行为表现并以降低节点累积认可度的方式惩罚有恶意行为的节点。仿真实验和分析表明： NW-DPoS共识算法能够明显降低恶意节点成为代表节点的概率,并且在抵御双花攻击和贿赂攻击方面比DPoS共识机制更可靠,从而提高了系统的安全性。     

招投标商业贿赂的防范与治理

文章阐述了招投标过程中存在违法规避招标、规避公开招标、通过编制招标文件事先确定中标单位、泄露评委名单、串通投标、挂靠企业资质投标、招标后随意变更合同等违规现象,分析了招投标过程中的商业贿赂出现了利用合法交易的幌子受贿、未实际出资而享有收益型受贿、期货交易型受贿、非财产性利益贿赂、利用特定关系人收受贿赂等新形式,提出应当完善招投标制度,加强对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行为的惩处力度,并扩大对商业贿赂犯罪圈的认定范围。     

收受财物后退还或者上交与受贿罪的认定——对“两高”受贿罪司法解释第9条的反思

针对司法实践中查处受贿犯罪时经常遇到的疑难、复杂问题,“两高”发布了及时查处、依法惩治新类型受贿犯罪的司法解释。细加分析“两高”受贿罪司法解释第9条的规定,不难发现其立场有违刑法受贿罪的规定,并且条文中“及时”、“掩饰犯罪”之用语不明确、欠严谨。因此,对“两高”受贿罪司法解释第9条进行反思,有助于厘清异议,正确适用刑法和司法解释解决受贿罪定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