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秦汉至唐时期封建王朝的治边方略

对秦汉至唐宋时期历朝的治边方略进行考察,可以发现,历朝的治边方略呈现出“守势政策”的特点.这一“守势政策”在不同王朝或同一王朝的不同时期具有不同的表现内容,大体可概括为两种类型,一为积极“守势政策”,一为消极“守势政策”.二者虽然在内容的表现形式上有差异,但本质上均含有保持中原王朝文化优势的“以夏变夷”的思想内容.受封建统治者思想认识水平及民族构成的影响,不同朝代对边疆少数民族或民族政权的认识具有差异性.     

关于近年来盛世才研究现状的考察

目前学术界对盛世才的研究，主要集中于盛世才与苏联、中共的关系，盛世才与南京国民党中央政府的关系，以及关于盛世才执政新疆的政策及其它相关评价等方面。关于盛世才的研究取得了相当成绩，值得肯定。从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的角度进行分析研究，并运用历史比较方法来考察盛世才执掌新疆时期的政治行为、思想观念等，有利于推动和加强盛世才研究的进一步深入。     

论杨增新开发新疆的思想

杨增新统治新疆时期,他重视新疆农业的发展,倡导开渠垦荒,新疆农业得到了发展。他倡导兴办实业,并提倡实学。他整顿新疆吏治,改革新疆旧有陋规弊制,为新疆社会稳定做出了贡献,为经济发展提供了条件。他的开发新疆思想,具有局限性。一方面,是受其思想认知本身的限制,一方面,受到新疆当时具体时代环境的制约。     

民国时期西南边疆的社会政治生态

民国时期中国实现了由传统王朝国家政治体制向近代民主政治体制的跨越,中国边疆地区的社会政治形态也相应地发生着改变。西南边疆的社会政治生态在这一时期也经历了复杂的演变。由于列强对西南边疆的贪觊,不断地向西南边疆进行政治、经济、文化渗透,西南边疆问题被迫卷入了国际化因素,这也是近代中国边疆问题的一个突出特征。西南边疆地区的民族与宗教庞杂,存在着政教合一、土司制度等政治制度,增加了西南边疆问题的复杂性。民国时期西南边疆复杂的社会政治生态是近代以来中国边疆社会政治形势不断变化、演变的表现,也是近代中国边疆问题的缩影。通过对西南边疆复杂社会政治生态的分析、总结,对于深刻认识近代西南乃至中国边疆问题的复杂与严重有着重要意义,有助于形成对近代中国民族国家构筑历程的理性认识。     

20世纪30年代中国边疆研究的内容与特点——以《边事研究》为中心

《边事研究》系20世纪30年代中国边疆研究的代表性刊物,其刊载旨趣很大程度上反映了这一时期中国边疆研究的内容取向。这一时期的边疆研究,重视对边疆地区的自然环境、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军事、边疆国际关系等的探索;并呈现出边疆研究与国家命运紧密联系、政府组织与推动边疆研究、重视对国际政治经济关系的考察、研究专业化趋势进一步增强等特点。虽然这一时期的边疆研究取得了较大成就,但尚未形成具有代表性或系统性的专门的边疆研究理论与方法,并且研究的深度不够。这一时期边疆研究的内容及其特征体现了近代中国边疆研究的发展大势,同时也是诸多因素作用的结果。     

清代经营西部政策述论

清代对西部地区的经营，通过消除割据各地的对手或其他少数民族的政治势力，结束了中国历史上北方游牧民族政权或势力与中原王朝对立存在的基本政治格局，第一次真正明晰了中国的疆域范围，其政治上的影响是深远的。但清王朝依旧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封建王朝，其对西部地区的经营，是对历代王朝经营西部成就的一种继承和发展，并未能突破传统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窠臼。     

民国前期新疆现代化的历史审视——以杨增新统治时期（1912～1928）为中心

自清末“新政”以来，新疆开始了其早期的现代化。民国时期，统治新疆的军阀在自觉与不自觉中继续着新疆的现代化历程。新疆资金的缺乏，复杂的民族宗教关系，落后的交通路政设施等，都是制约其现代化进程的重要内部因素。俄、英等外国势力在新疆的存在，也一定程度上影响着新疆地区的现代化进程。另外，中央政府权威的衰弱，实际控制新疆的地方统治者自身现代化认知水平的局限也影响着新疆现代化的发展。     

清代开发西部述评

历史是延续的，清代的西部开发是中国自先秦以来开发西部的集大成者。借古筹今，研究清代的西部开发，将对我们今天的西部开发有着资鉴作用。文章分清代中前期和后期两个阶段，对清朝的西部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开发作了论析。     

试论宋元明清时期封建王朝的治边方略

与以往相比,宋元明清诸王朝的治边方略大致呈现出一种波动起伏的特点。两宋奉行“守内虚外”、强干弱枝的方略,在具体的边疆政策上,体现为明显的消极“守势政策”,然其传统夷狄观念甚为强烈。元朝尤其是前期秉承草原游牧民族的习性,对开疆拓土十分积极,同时,元朝对传统的“华夷之辨”观念较为淡薄,但其民族政策开明与落后并存。明朝治边方略核心是“守在四夷”,其重点是防范北部边疆的蒙古势力,在南方地区,其策略则是守境安民,达到稳定的目的。清代前期的治边方略仍是“守中治边”,但对边疆地区持有积极态度,后期治边思想与方略的局限性逐步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