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学术研究方法的近代转型--兼及严复对传统学术研究方法近代转型的贡献

19～20世纪之交,中国传统学术研究方法面临着极大挑战;当时的思想家表现出了较积极的态度：吸纳西学方法并推动了中国学术研究方法的近代转型;传统学术研究方法的近代转型主要表现在：研究内容由“虚”到“实”的转变、研究程序由臆测到实证的转变、研究品格由依附到独立的转变等。严复在这一重大学术事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王夫之与儒家道德的转型

本文以王夫之对儒家道德的诠释与检讨为案例,考察、分析儒家道德在明清之际所发生的异动情形。王夫之通过对"理"、"气"关系的调整,推动了儒家道德本体的转换;王夫之通过对权利与义务、理与欲、义与利、知识与道德等关系检讨与调整,推动了儒家道德价值的转换。王夫之学术实践,不仅开启了前所未有的道德启蒙运动,而且提示了道德本体建构的正确方向。     

文化的价值构成与文化继承方法

文化的继承方法应从文化的价值构成中推出。文化的价值系统可视由生活价值、方法价值、精神价值和负价值四项构成；而由此文化价值的显性与隐性、生活性与发展性、相对性与绝对性等形式，可推导出由文化贮藏、文化实践和文化创新有机组合的文化继承方法     

社会科学研究中的马克思主义方法归位及其启示

20世纪后20年,学术界从学科特性、研究方法差异等角度对马克思主义方法在社会科学研究中的位置进行了反思与检讨。这种检讨的结论是：马克思主义方法在社会科学研究中的作用是有确定的边界的;马克思主义方法的正确使用必须有科学的方法意识;只有把握了马克思主义方法在社会科学研究中应用的边界和建立起科学的方法意识,才可避免马克思主义在学术研究中的教条化现象。     

社会科学研究中的马克思主义方法归位及其启示

20世纪后20年,学术界从学科特性、研究方法差异等角度对马克思主义方法在社会科学研究中的位置进行了反思与检讨。这种检讨的结论是:马克思主义方法在社会科学研究中的作用是有确定的边界的;马克思主义方法的正确使用必须有科学的方法意识;只有把握了马克思主义方法在社会科学研究中应用的边界和建立起科学的方法意识,才可避免马克思主义在学术研究中的教条化现象。     

王韬、严复文化观比较──兼与袁时伟先生商榷

１９世纪９０年代的严复、谭嗣同等对“中体西用”论的批评，包含着对这一文化结合模式的超越；“体用并举”的文化结合模式是比“中体西用”更理想的文化结合模式；近代中国学习西方三个阶段递深的观点基本上是可以接受的，但必须考虑到学习过程中的复杂性、多姿多彩性。     

“孝”之历史嬗变及其现代启示

“孝”作为一种德性，在中国伦理思想史上有一个发展、演变的过程。其消极、积极意义之显现都与社会制度有着密切关联。现代社会对“孝”价值的选择，一方面基于对“孝”文本意义的发掘，另一方面则取决社会制度自身的健康状况     

胡适认知老子“道”的三种路径

胡适认知、理解、解释老子的"道"应用了三种路径,即科学主义、实用主义、进化主义.因为此三种路径的应用,胡适提出了一些独特而新颖的观点:"道"是一种假设、"道"是一种过程、"道"意味着"天人不同类"等;也因为此三种路径的应用,胡适关于老子"道"的理解和解释存在诸多的偏颇:"道"含有阻碍科学发展的特性、"道"具有"重虚轻实"的特性、"道"具有"尚古淡今"的特性、"道"及其德性是无法证实的虚名等.因此,胡适关于"道"的认知、理解和解释,完全是科学主义方法的实践,而在科学主义方法应用过程中,"道"的人文内涵被无情地消解.     

“中体西用”与“体用不二”──近代两种中西文化结合模式之比较

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史上曾存在两种差别甚巨的文化结合模式即中体西用与作用不二。"中体西用"是第一个处理中西文化关系的方法，但它不是贯穿中国近代史唯一处理中西文化关系之方法模式，也不能简单地称之为"符合中国国情的进步思想"；"体用不二"承继了"中体西用"的合理内容，它是适应变化了的社会历史而产生的优于"中体西用"的文化结合模式。     

宋儒处理儒、佛关系的策略——叶适的一个检讨

今人研判宋儒对佛教的态度不外三种：一是排佛,二是吸佛,三是表面上排佛、背地里吸佛。而叶适认为,宋儒的佛教态度实际上也是一种处理佛教与儒学关系问题的策略,它具体表现为三个方面：“望而非之”“尽用其学”“以其意立言”。叶适对宋儒处理儒佛关系策略的检讨不仅展示了自己思想观念的独特性、健康性和智慧性,而且为理解周孔以后的儒学纯正性、宋儒在整合儒佛关系中的作用及限度、儒学与佛教在宋代新儒学中结合的形式和程度等重大学术问题提供了新的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