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法政到政法——由近代以来法学教育机构名称演变所引发的思考

从清末直隶法政学堂的建立开始,中国法学教育巴逾百年,其问专门法学教育机构名称中"政""法"二字的顺序变化深刻反映了政治与法律之间的相互关系,折射出了法律工具主义对中国法治进程所造成的影响,这种变化及影响对确立现阶段法治建设的理念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清末民初少数民族文字“白话报”初解

文章以清王朝末年到民国初年在西藏、新疆和北京地区创办的民族文字白话报为样本,试图厘清这一时期民族文字报刊的发展轨迹,探究它们对国家民族事务的积极意义,解析其传播模式,确定其在中国民族新闻传播事业历史进程中的应有地位。     

试论清末驻藏大臣对近代西藏政局的影响

清朝是中国封建社会最后一个中央王朝,在治理西藏的过程中,根据西藏局势的变化,不断调整政策。清朝末年,54名驻藏大臣在如何反对外国侵略的问题上,由于清朝中央政府确定的对外“妥协退让”的政治策略,使驻藏大臣在执行中央“妥协退让”政策上与西藏地方政府的坚决抗英出现了严重裂痕,这不仅给英、俄帝国主义挑拨离间,培养民族分裂势力提供了历史契机,而且也使坚决抵制外国侵略的西藏地方政府一度产生过向外寻求政治依靠的倾向。后来,由于清朝中央政府为抵制帝国主义侵略,挽救危局,让驻藏大臣在西藏推行了一系列近代化改革,这种改革又影响和威胁到达赖喇嘛的统治地位。在这个过程中,驻藏大臣在维护国家统一、民族团结和反对民族分裂方面,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文章从清朝末期帝国主义入侵的角度入手,分析和阐述清末驻藏大臣对近代西藏政局的影响。     

中国化的学术理念场域——"求是"与"致用"之间的"视域融合"

“求是”与“致用”，作为学术研究的两种理念，它们之间究竟何者更为根本，一直是学术界的一个“剪不断”的话题。不难看出，近代以来，中国学人关于学术理念的探讨一直在这两者之间左右摇摆：或主张学术研究就是“为学术而学术”，学术研究的目的就是纯粹“求是”，学者要“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或主张学术研究必须“学以致用”，求真只是手段，致用才是目的，学者要“为生民立命，为万世开太平”。清末时期章太炎的“实事求是”与康有为的“通经致用”之争就是这两种学术理念的典型代表。当然，这种极端的观点必然逃不脱被扬弃的命运。梁启超曾主张把两者结合起来，他给“学术”下的那个定义——学也者，观察事物而发明其真理者也；术也者，取所发明之真理而致诸用者也，就是对康梁学派过于强调“致用”而“借经术缘饰其政论”致使“其业不昌”的反思的结果。     

西俗还是西学：论清末小说中的“食牛”

在中国古典小说中，牛很早即被赋予神圣的地位，“食牛”是一种禁忌。而到了清末，“食牛”这一源自西方的习俗在西学框架中得到正面的文化阐释。在这一时期的小说中，食牛者往往拥有西学背景，拒绝接受“食牛”的角色要么充当了旧学代表，要么尚处于刚开始学习西学的阶段。小说中的“食牛”行为已不再是简单的西俗，而是上升到西学的层面。这正是清末中西“学战”在小说中留下的痕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