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两汉魏晋南北朝正史中的神异叙事

分析了两汉魏晋南北朝正史中的神异叙事,认为主要表现为四种类型：其一,对以阴阳灾异、感生神话、谶纬之术等为基本形态的＂政治神学＂进行集中展示;其二,对神仙、方术以及人仙遇合传说进行不同程度地叙述;其三,对佛教神话或者反映佛教信仰文化的＂人佛感通＂灵验进行宗教演绎;其四,对各种神、民间鬼神以及人神交通之事进行重点记载。如此种种,既是周秦之际史传创作传统的历史延续,同时又吸收了中古造神运动的时代成果。其文化效应,在于参与并影响着我国早期叙事的文学建构。     

论汉魏六朝志怪的预叙叙事

汉魏六朝志怪的预叙,最先源自以《左传》、《国语》等为代表的史学叙事中的梦预,继而在谶纬神学、神仙思潮、佛教信仰的多重影响下,呈现出复杂多样、相融相摄的特色。预叙叙事对志怪小说的重要意义,还在于通过世代累积和文学演绎,形成“预验休咎”的故事类型,它一方面凸显出“神道设教”的传统内涵,另一方面展示出佛道“自神其教”的叙事策略;而从根本意义上看,它表达出了人们探知命运和前途的生命渴望。     

论曹魏杜恕的政治思想

曹魏中期,杜恕力倡儒学,坚持儒家德礼为本的政治思想,既反映了当时现实政治的需要,也说明传统的儒家政治思想的统治地位已经难以撼动。杜恕继承了先秦儒家思想的精华,摒弃了汉代儒家思想中的天人感应学说,在中国思想史上值得肯定。在君臣关系和君民关系上,杜恕不片面强调君的绝对主导地位,对居于统治地位的君提出了种种行事准则,其核心就是要求君对臣民宽厚;在选举和司法等具体的政治问题上,也提出了一些重要原则。这些思想对于抑制君权的过度膨胀有一定积极作用,在客观上也有利于民众。     

《三国演义》原著成书于元代—以《三国演义》正文中的典制和俗语为中心

本文通过考析《三国演义》正文中的“密州”、“中山府”、“滑州”等元代地名,“太史院”、“太常院”、“枢密院”等元代官制,以及“的实”、“军士不打”等元代俗语,论证《三国演义》原著必成书于元代。因为这众多例证表明,作者最熟悉的是元代社会生活;同时,假如《三国演义》为明代成书,那么作者不可能再使用这些早已废除的元代典制和早已过时的元代俗语。     

钧窑名由及钧瓷源起刍议

窑以地名,钧窑名称之由来与＂古钧台＂关系密切。钧瓷之源起,除与＂唐花瓷＂等渊源至深外,更离不开＂柴窑＂匠师的精工绝技。正是在＂唐钧＂乳光蓝斑工艺的基础上,借鉴柴窑＂雨过天晴＂釉等精湛的制瓷工艺,才烧出了宋初的钧蓝釉（天青、天蓝）等分相乳光釉,钧瓷创烧才得以成功。     

元代婺州路科举初探

蒙元时期活跃于浙东的几代文人,其活动中心多在婺州路,他们当中涌现出了一批批杰出的文学家和理学家。元代婺州路文化的发达与元代短暂的科举有着密切联系。科举的实行促进了该地区理学的繁荣和理学“流而为文”的转变,被称之为浙东“正学”。科举的兴盛还推动了教育的发展,进而促成了以金华为中心的浙东文人圈的形成。     

词是易安人道韫——论明清鼎革之际江南才媛徐灿

江南才媛徐灿,以目睹社会现实的板荡与人生经历的坎凛为触发点,呕血泣吟,将国破家亡的感慨与起伏不平的遭际写入词中,直面描写所发生的历史悲剧,真实抒写个人在明清鼎革之际沧桑巨变中的内心矛盾与双重情感,并以博通古今的学识与真知灼见的才情将这种“缘事而发”的情感表达得淋漓尽致。其词悲情痛悼,立意深邃高远,风格沉郁清雅,突破女性闺阁生活的纤细感受,彰显出景情理兼备且活化历史经典而磅礴八极的表达。     

唐代进士试诗中的谈理悟道诗

唐代进士试诗一般是指由尚书省主试的诗歌,是唐代科举的常考之体。其谈理悟道诗,表达对天地人生的感悟,是进士试诗中较有特点的思想内容之一．具有较大的思想价值和文化价值。     

论南宋建炎中兴及江南民生

宋室南渡后在治国精神方面延续着中央集权国家的实质,这是中兴时期官集团领导成就的主要标志。另一方面,中兴时期的江南虽然被大规模开发,但要长期保持宋朝国家统治在江南的有效性已经没有可能。因此,统一的中国也就成了求生法则下民众对于国体的必然选择。民族的所谓“正统”反而退居其次。     

西安韩森寨元代墓室壁画数字化修复方法

西安韩森寨元代墓室壁画是西安地区元代时期唯一的墓室壁画资料,因诸多原因受到了严重的损坏。为了给相关学科研究提供更为直观的壁画资料和类似壁画的修复方法参考,从图像信息损失程度及损失信息与已知信息的关联性角度,对韩森寨元代墓室壁画的损坏情况和类型进行了分析,针对性地提出了一种数字化人工和自动修复相结合的壁画数字化修复方法,并基于图像块和稀疏表示模型实现了壁画的数字化自动修复算法,最终选取韩森寨甬道西壁散乐图局部作为修复实例进行了数字化修复。验证结果表明,所提方法在修复效果、修复效率、可操作性等方面均有较好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