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基本原则与普通公民的量刑决策——来自实验的证据

无罪推定原则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中国司法过程中审判人员需遵守的基本法律原则。为考察普通公民的自然正义观是否和这两项基本的法律原则具有一致性，本研究以198名非法学专业大学生为被试，要求被试对一桩故意杀人案的嫌疑人进行法律裁决。实验结果表明：在确证有罪的条件下，被试判决的刑期远远高于无证据的条件，表明被试的自然正义观和法律基本原则之间存在一定的一致性；当有较强证据但无确证的情况下，被试对嫌疑人的量刑要重于无证据的情况，违反了疑罪从无原则；当嫌疑人的身份为某官员之子时，被试对嫌疑人的量刑比当嫌疑人的身份为农民时更严重，违反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受害者的不同身份在量刑的差异上不显著。可见，普通社会成员的法律公正观有一定的主观性，对于两项基本原则的遵循存在偏差，容易受到情绪、道德观念的影响，表现出有限理性的特点。     

加强基层人民检察院量刑建议工作的设想

现阶段基层人民检察院量刑建议工作不容乐观，今后一个时期应在积极、慎重、稳妥原则的指导下，围绕思想、组织、业务、制度四个方面进行有益的探索。我们相信，随着刑事法治建设的日臻完善和司法体制改革的深入推进，量刑建议工作定能取得实质性进展和突破。     

论思想因素在定罪量刑行刑中的作用——行为无罪,除非内心邪恶

思想不犯罪,行为是现代刑法的基础。但是单纯的行为归罪亦有多方面的不足和缺陷。必须充分重视思想意志在定罪方面、量刑方面、行刑方面的必要性和重要性。犯罪构成四大要件皆与意志自由密切相关,思想因素,又称意志自由因素或主观恶性因素,是定罪所必须考虑的重要条件,在量刑与行刑方面的重要作用亦不可小视。     

定罪量刑系统的结构及其特点

文章介绍了本课题组开发的定罪量刑系统（ＤＺＬＸ）的体系结构及其工作过程，并结合人民法院定罪和量刑工作的特点，分析了刑法适用中的不确定问题，介绍了系统内知识的表达、推理和求解的方法．最后，提出了在知识处理领域中带有普遍意义的原则，可供知识系统设计者参考     

刑事被害人在定罪量刑中的意义

被害人在具体行为中的地位、作用和被害情况对加害人的行为是否构成犯罪、构成何种犯罪以及确定该行为在刑法上的责任具有重要意义.     

经济犯罪刑罚的非监禁化理念及实现途径

由经济犯罪的特征、刑罚的改革趋势决定,经济犯罪刑罚实现轻缓化应该以非监禁刑为主,确立经济犯罪非监禁化理念是实现非监禁化的前提。而完善现有的非监禁的刑罚种类、增加适应社会发展的非监禁的刑罚种类则是实现经济犯罪非监禁化的主要途径。     

新《刑事诉讼法》视野中的量刑证据

量刑证据是与定罪证据相对,用于证明刑事案件中量刑事实的材料。由于我国司法实践采用定罪量刑混合模式,"重定罪、轻量刑"成为思维定势,量刑证据得不到应有的重视。此次刑事诉讼法修正案的出台,使量刑证据与定罪证据得以区分,量刑证据的独立性得到了立法肯定。然而,新《刑事诉讼法》却没有为量刑证据的适用设立独立的量刑程序和量刑证据规则,这使量刑证据的作用大打折扣。因此,有必要借鉴国外相关制度和立法,完善我国有关量刑证据的制度构建。     

论对“绑架犯罪既遂后释放人质”的处理

绑架罪的既遂以绑架行为实际控制人质,将人质置于行为人实际支配之下为标准。因此,根据我国犯罪中止的一般理论,行为人绑架犯罪既遂以后又释放人质的不能成立犯罪中止,属于犯罪既遂后的悔罪表现。为了保障人质的生命、身体安全,鼓励犯罪人及时放弃犯罪,防止社会危害性进一步扩大,对于绑架犯罪既遂后释放人质的情形,国外刑法和我国台湾地区刑法已经将其作为减轻处罚的情节加以规定。从刑事政策和立法宗旨考虑,应当将＂释放人质＂解释为我国刑法修正案（七）规定的＂情节较轻＂的情形,但应将＂释放人质＂限定为出于行为人自愿,且必须将人质释放至安全场所。     

受贿案件中影响量刑因素的实证分析——以重庆地区为例

以重庆地区法院2016年审理的49例案件为样本,初步分析得出该地区受贿犯罪的社会危险性程度不突出,在刑罚上呈现量刑轻缓化特征的结论。通过SPSS建立回归模型分析,发现受贿金额对判处实刑具有紧密的相关性,取保候审对适用缓刑具有重要的影响力。同时,在法教义学与实证分析的双重考察下,受贿案件量刑中存在着犯罪情节虚置化、量刑过程异常化、财产刑适用模糊化等问题,通过刑事一体化的解决思路,提出了设置严密的量刑标准、构建科学的量刑方法、强化量刑说理机制的运用等解决方案,以期最终实现受贿案件量刑规范化的目的。     

略论犯罪构成要件原理对准确治罪的意义

从犯罪构成四要件，结合司法工作中定罪量刑的环节，探讨其在准确治罪上的重要意义，从而在现实生活中起到阻止或者限制法官主观上的任意判人入罪，为准确治罪确立更为客观的尺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