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性科学"与"后现代科学"之概念勘元

自后现代思潮染指科学界以后，有关“现代性科学”和“后现代科学”的争论从未间断过。本文在驻足历史、解读经典的基础上，除了对“现代性科学”和“后现代科学”加以正名外，指认了“现代性科学”产生的真正缘由及其形上基础，因而科学朝向有机论、建构论、价值论和返魅化等后现代疆域布展，已成历史的必然。     

后现代的科学哲学研究

作为后现代科学哲学研究的不同“定位”，强调研究范式的转变与惟一注重新论题的引进相比是更为恰当的。对于“现代科学”，特别是相关世界观的自觉反思被看成“后现代科学哲学”的一个主要内容，就“后现代科学”的建设而言，又不应集中于某一种具体的观点，而应更加强调它的开放性，变化性和多元性。     

基础研究与良序科学

当前我国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和新型举国体制都要求发展和革新面向未来的基础研究。构建“前瞻性”的基础研究需要处理好：研究方向和重点领域的选择问题、长期稳定的知识供给问题、公共价值的充分代表问题及如何符合人类道德规范的问题。“良序科学”作为科学哲学家所论证的关于现代科学形态的理想模型，提供了一种扩展科学多样性的思路，可以从认知多样性和价值多样性的角度分别回应上述的基础研究的认知需求和价值需求，为解决“前瞻性”基础研究的现实难题提供了启发。     

现代科学哲学的基本进路

作为一种理智探索活动，科学哲学从古希腊业已开始；但是，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科学哲学则是20世纪的产物。“科学哲学”（PhilosophyofScience）这一命名方式既揭示了该学科的研究对象是科学，也揭示了该学科的学科类型是哲学。在科学哲学共同体内，对科学作了三点至关重要的区分：（）一般科学与特殊科学的区分；（2）经验科学与形式科学的区分；（3）科学理论体系与科学探索活动的区分。按区分（l），科学哲学研究可以分为两类：一般科学方法论（狭义的科学哲学）和特殊科学（如物理学。生物学。心理学、经济学等）的哲学问题研究。按…     

科普宁：苏联科学认识论和科学逻辑的拓荒者

2022年是苏联著名科学哲学家科普宁诞辰100周年。科普宁是马克思主义传统的科学哲学家和逻辑学家，科学哲学“基辅学派”的创始人，他关于科学认识论和科学逻辑的研究成为苏联哲学中最富有创造性的成果之一。科普宁是坚定的认识论主义者，反对哲学是关于“整个世界”的科学；他促进了苏联科学哲学从本体论向认识论的转向，指出科学研究就是科学认识的过程，即感性与理性、经验与理论、知性与理性的辩证统一；他坚持辩证法、逻辑和认识论“三者一致”的思想，创造性地提出了“科学研究的逻辑”和“观念”的范畴，与波普尔的“科学发现的逻辑”和库恩的“范式”概念相得益彰。在任何艰险的环境之下始终坚持独立思考而不是随波逐流，是科普宁留给我们最宝贵的哲学遗产。     

论科学人文主义

科学人文主义可以界定为当代所有的关于对科学的人文主义理解的观点的总称。这些观点大致可区分为三种类型：（1）“传统型”或“正统型”；（2）“激进型”或“反叛型”；（3）“中间型”或“折衷型”。这三种科学人文主义都从不同的角度体现了科学与人文主义的融合，都有我们应当加以认真总结、借鉴和吸取的合理因素，但都存在着各种各样的缺陷与偏颇。对科学人文主义的研究，不仅有助于加深对科学与人文主义及其相互关系的认识，而且有助于切实推进科学与人文两种文化的相互融合。     

中国学术和教育：存在问题与救治之方（六）——中国科学：亟需从规范走向创新

1942年，美国科学社会学家默顿针对纳粹德国出现的“科学政治化”运动对科学自主性所造成的危害提出四条“科学规范”，即普遍主义、公有主义、无私利性和有理性的怀疑主义，意在防止和抑制特定的社会因素对科学活动的干扰和侵蚀，“扩展被证实了的知识”，促进科学事业的健康持续发展。2000年以来，我国科学界的一些有识之士开始意识到“科学行政化”对科学自主性的负面影响，强烈要求变革科技体制、重建学术规范、重振科学的“精神气质”、“以科学的方法管理科学”。     

科学边缘的他者--从《永动机与歌德巴赫猜想》说起

人类学家试图“通过边缘来理解中心的缺失”，这种“他者的目光”，以及“离我远去”的态度，向我们展示了“文化的互为主体性”。科学被幻化成文化符号具有其深刻的社会文化基础。当我们走到主流科学体系之外，切换视角，努力做到站在他者的立场上看待他者的文化、以及作为一种亚文化的科学，的确可以悟出很多令人瞠目的事实。将人类学与科学史结合起来进行研究，为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领域的学者展示了一种新工具、新方法，提供了考察科学的新角度、新视野。     

Science概念汉译和接受史考辨

概念是人类思想和价值观的载体，词语是概念的语言表达形式，概念译名是思想在异域传播的集中体现，而概念译名的递嬗则是概念所承载的思想观念转变的外化表征。通过对science概念汉译从“格致”到“科学”的译名演变过程展开描写研究，发现其汉译名的变迁并非语汇层面的简单更迭，实则体现了国人从功利地追求科学的“经世致用”性的科学观向理性地追求科学的真理性的现代科学观的转变。文章同时还揭橥了翻译和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     

科学价值论转向过程中的几个疑难--兼评:科学→价值"的科学进步模式

本文就科学价值论转向过程中“科学→价值”的科学进步模式进行分析，指出了这一模式所面临的困境，首先是“科学进步”概念的混乱；其次是这一模式从科学认识论到社会价值论的不可通约；再有科学技术在应用过程中的被动性及其价值的隐性特点，决定了科学技术和专家不能对科学技术的应用后果负责。这种转向过程中所面临的疑难不仅迫切要求科学哲学走出传统狭隘的认识论研究视野，还应对科学哲学、技术哲学、科技史学、科学社会学等元科学进行合理的裁剪与整合。     

科学知识话语的空间转向与科学地理学

本文在当今学术话语空间转向的背景下，分析了科学风格和科学现场空间化研究的情况，认为科学知识空间化导向的科学地理学研究相对于“普遍主义”对科学知识的理解是一个进步，但因为它强调社会化的空间概念，所又有着强烈的否定科学理性的“特殊主义”色彩。     

新著《科学价值论》最近出版

“科学价值”与“科学的价值”具有不同的含义。后者是一个以科学为价值客体的概念，指“科学（对于人和社会来说）有什么意义，它包含了科学的多种可能的价值系列或集合。“科学价值”则相反，它是一个以科学为主体的概念，是以科学的需要和尺度为标准所作的价值判断，其确切涵义应该解释为“对于科学的价值”或“在科学上的价值”，即（包括人和社会的活动在内）任何事物“对于科学来说的价值”或“在科学上的价值”，即（包括人和社会的活动在内）任何事物“对于科学来说有什么意义”，它们“是否适合于科学的尺度、满足科学的需要、为科学服务”。     

香山科学会议第344-347次学术讨论会简述

2009年3月17日至4月16日，香山科学会议先后召开了主题为“个体化诊疗”、“工程研究与国家战略”、“心血管健康信息学的重大科学前沿”和“非晶合金材料与物理”的第344—347次学术讨论会。     

香山科学会议第410-414次学术讨论会简述

2011年10月16日-11月17日，香山科学会议先后召开了主题为“中国慢性病防治中的科学问题”、“仿生材料与器件：结构、力学与功能”、“纳米材料应用中的关键问题”、“GPCR与重大疾病——研究与应用”、“准静态磁场研究及应用”的第410-414次学术讨论会。     

另一种“科学”——论社会科学的科学本质

社会科学的发展过程面临着自然科学所不曾遇到的三个“科学”困境，即本体论困境、认识论困境和方法论困境。实证主义、解释学和批判理论是社会科学摆脱困境而成为“科学”的三种选择，它们对社会科学的“科学”本质分别持不同观点。由于现代科学方法论的影响，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成为“共同”科学呈现出新的可能性。     

论科学精神

本文认为，科学精神是科学文化的核心要素，默顿从社会关系视角提出的“科学的精神气质”概念， 能作为科学文化的核心即科学精神的全部内容。本文对科学精神的研究从社会关系视角拓展到文化人类学视角，从文视角提出了科学精神的层次结构概念，认为科学精神是由认识论层次、１社会关系层次和价值观层次等三个层次构成的逐步递进的有机整体，而第一层次有着相应的具体规范，并由此构成科学文化的核心结构，本文最后就科学精神对科学     

"分子生物学革命"探析--为DNA双螺旋发现50周年而作

本文在比较分析了分子生物学“革命论”和“非革命论”的观点的基础上，考察了1953年前分子生物学的研究成果，尤其是艾夫里的研究工作，根据库恩的“科学革命”理论，提出了分子生物学革命发生于1944年及分子生物学革命可分为形成期、高潮期、收获期三个阶段的观点。     

视角转换：第谷天堡及其三重空间意义的重新发现

第谷天堡与天文学革命密切相关，却成为科学史叙事的“边缘”。19世纪末以来，天堡被德伊尔等学者重新发现，三重空间意义逐渐凸显。一为科学实践空间。索伦等人重现了天堡的空间布局与观测仪器，体现出第谷的经验主义哲学转向。二为新旧交替的制度创新空间。克里斯蒂安森等人指出，天堡尽管脱胎于中世纪修道院，却成为王权支持下的“国家科学院”，形成了以精确科学为纲领的新科学共同体。三为艺术修辞赋予的神圣空间。天堡既有南欧的维特鲁威主义艺术风格，又与北欧的圣瓦西里大教堂同源，为科学革命的多源性留下想象空间。天堡负载的多重意义体现着科学与人文的统一。随着编史学视角的转换，天堡研究由隐及显、愈加丰富，为“边缘”地带的科学史研究提供了诸多启发。     

库恩在科学哲学中首次使用了"范式"(paradigm)术语吗?

10年前，我发表了一篇论文《库恩在科学哲学中首次使用了“不可通约的”术语吗？》。在那篇论文中，我对所提出的问题做了否定性的回答。因为爱因斯坦在1946年撰写、1949年发表的“自述”中，马赫在1905年出版的《认识与谬误》、可能在1895／1896年的系列讲演“探究的心理学和逻辑”中，都曾经在科学哲学的意义上使用了“不可通约的”（incommensurable，inkommensurabler）术语——先于库恩1962年出版的《科学革命的结构》。在本文，我拟通过手头的资料论证，库恩也不是在科学哲学（和科学社会学）的意义上首次使用“范式”（paradigm）术语的人。     

研究科学发现问题由热到冷的反思

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中期,国内外相继兴起过科学发现问题研究的热潮。这一研究热潮激动人心之处在于,它一反逻辑经验主义关于科学的发现与发明的二分法,将科学发现纳人哲学认识论的研究范围。这就抓住了科学哲学的中心问题,因为“科学方法论的中心问题有两个方面：如何发现和如何证明？”（江天驻）国内外探讨科学发现问题采取了大致相同的策略：国外“发现之友”们十分重视案例研究,因为他们遵循“科学实际上是怎样的”方法论原则（历史主义学派）,而抛弃了“科学应当怎样”的方法论原则（波普尔）。国内学者则更明确地提出：先作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