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性科学"与"后现代科学"之概念勘元

自后现代思潮染指科学界以后，有关“现代性科学”和“后现代科学”的争论从未间断过。本文在驻足历史、解读经典的基础上，除了对“现代性科学”和“后现代科学”加以正名外，指认了“现代性科学”产生的真正缘由及其形上基础，因而科学朝向有机论、建构论、价值论和返魅化等后现代疆域布展，已成历史的必然。     

科学的"计划"与"自由"发展:争论及其影响

20世纪以来，围绕科学的“计划”与“自由”发展这一主题，科学家、政治家、人文学者与社会民众展开了三次热烈的争论。在争论中，人们逐步达成一致的观点：政府应主导和组织科学发展，科学发展最终要体现国家目标。这些观点对知识经济时代的国家科学政策产生了深刻影响。     

科学传统与科学革命

在科学史上,“革命”一词最早出现于哥白尼的《天体运行论》。《天体运行论》的拉丁文原名是De Revolutionibus,其中的revolutionibus一词原意指“运行”、“转动”。由于哥白尼学说一反以往的科学传统,掀起了科学史上的一场大革命,所以revolutionibus一词逐渐又具有了“革命”的新义。自那以来,“科学革命”便为科学史研究的一个课题。什么样的变化才构成一场科学革命?科学革命的本质和引起的后果是什么?很久以前,西方科学史家们主要持一种内史论观点,即认为科学革命是科学理论自身发展的逻辑结果,或至     

论亚里士多德的科学划界观

作者通过解读《物理学》、《工具论》、《形而上学》等著作，梳理出亚里士多德的科学划界观。这既是对劳丹观点的深化和修正，也是我们试图揭示有关科学划界问题在其认识发展史上既存的某种“神圣的思想链条”之一环。     

科学哲学的"新时代"——后现代科学哲学及其理论要旨

本文论述了后现代科学哲学产生的理论背景和理论要旨，从而表明，语境论既避免了严格的科学主义和形式主义同时也避免了相对主义，因此这是“后实在论时代的重要的哲学形态”，为科学哲学的重构提供了基本的方法论基底。     

"科学论"对科学技术哲学的丰富与发展

哥白尼革命以来的科学发展 (包括以科学为基础的技术进步 )彻底改变了人类社会的面貌 ,使这段历史成为人类历史上最辉煌、最难以忘怀 ,也最富有挑战性的一段历史过程。“这一过程常常引起巨大的震动 ,无论是对科学本身 ,还是对科学家本人 ,以至对整个社会都会产生深远的影响”(R M 克朗 系统分析和政策科学〔M〕 商务印书馆 ,1986年 ,第 7页 )。特别是二战以来 ,科学得到迅猛发展以及对社会的巨大影响激发了人们对科学的研究热潮———“科学论”(ScienceStudies)的出现。哲学家、历史学家、社会学家、人类学家、科学学家以及伦理学家等…     

心理世界的“新大陆”——当代西方心灵哲学围绕感受性质的争论及其思考

本文围绕当代西方心灵哲学中的前沿问题－－感受性质及其所引发的有关争论，首先探讨了坟观特性假说对感受性质的存在，结构与作用的论证以及以此为基础提出的“主观的观点”和反唯物主义结论，然后分别评价了功能主义，物理主义同一论对感受性质这一“新反常”的同化和反唯物主义结论的反批判，讨论了取消论对感受性质的排解，最后提出了一些初步的思考，认为：感受性质是心理世界中不可漠视的存在，所引发的有关争论深化和拓展了人     

对"李约瑟难题"质疑的再反思

“李约瑟难题”有其合理性。质疑难题的“无科学说”、“伪问题说”和“有毛病说”涉及到历史观、科学观、科学史观和方法论等深层次的问题，如“无科学说”只承认中国古代有技术而不承认有科学，否认中国古代科学的光辉成就，是科学史上的一种西方中心论；“伪问题说”反对科学的连贯性和普遍性，是一种科学特殊论和唯近现代科学论，带有“辉格”的色彩；“有毛病说”反对假设的和逆史实的编史学，是一种狭隘的历史观，不利于历史学的现代化。以上诸说在方法论上有一个共同点，都陷入了形而上学的误区，反对李约瑟创立的中西科学史研究的比较法。“李约瑟难题”是李约瑟中西科学史研究比较法的杰作，对中西科学发展史作了共时性的横向比较和历时性的纵向比较，从而抓住了其中的主要矛盾，具有高度的辩证性，对于揭示中西科学发展的历史规律是很有益的。因此，应以辩证的观点和方法来研究中西科学发展史和理解“李约瑟难题”。     

对库恩的两种解读

如何所谓“后库恩”的科学论基上都是从解读库恩的《科学革命的结构》出发衍生出来的。在晚期,库恩本人也尝试着重新解读自己。他发现自己的理论实质上是一种解释学。库恩并未套用而紧自己的方式达到了解释学的观念。本文赞同Ｊ．劳斯对对库恩的两种解读,他认为真正的“库恩”实际上把科学理解为我们都参与其中的实践形式。     

库恩在科学哲学中首次使用了"范式"(paradigm)术语吗?

10年前，我发表了一篇论文《库恩在科学哲学中首次使用了“不可通约的”术语吗？》。在那篇论文中，我对所提出的问题做了否定性的回答。因为爱因斯坦在1946年撰写、1949年发表的“自述”中，马赫在1905年出版的《认识与谬误》、可能在1895／1896年的系列讲演“探究的心理学和逻辑”中，都曾经在科学哲学的意义上使用了“不可通约的”（incommensurable，inkommensurabler）术语——先于库恩1962年出版的《科学革命的结构》。在本文，我拟通过手头的资料论证，库恩也不是在科学哲学（和科学社会学）的意义上首次使用“范式”（paradigm）术语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