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数学知识的主体维度及其范式张力

柏拉图主义者和实在论者把数学知识设想为理念世界的一部分,人的认识作用被仅仅局限在发现的范围之内。然而,数学知识除了其客观性之外,还具有不可忽视的主观性品质。这种主观性显现在主体内在性和主体间性这两个维度上。前者主要凸显了个体化主体的知识建构特征,而后者与数学共同体所因循的范式紧密相关。这两个维度之间存在着复杂多样的互动和关联,数学知识的广泛空间在这一范式张力中得以展现。     

科学仪器：由工具论、实在论到现象学的范式转换

传统认识论从工具论视野出发,认为科学仪器是起“表征”作用的主客体中介工具。该认识不足以从认识论甚至本体论意义上揭示仪器的作用。对科学仪器的实在论分析表明,仪器通过“居间调节与统合”作用,构建了人类和世界的界面,人类和外在世界均被“仪器化”。对科学仪器的现象学分析表明,仪器不仅“干涉”了主体和客观世界,使主体和世界成为相互开放的现象,而且将在科学世界发觉的现象通过技术的解释“转译”到生活世界中,成为人类知觉可以理解的形式。     

从科技异化到科技人化

1.从科技异化到科技人化的必要性.当今时代,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科技异化现象愈演愈烈.所谓科技异化,是指人们利用科学技术改变过、塑造过和实践过的对象物,或者人们利用科学技术创造出来的对象物,不但不是对实践主体和科技主体的本质力量及其过程的积极肯定,而是反过来成了压抑、束缚、报复和否定主体的本质力量,不利于人类的生存和发展的一种异己性力量,它不但不是"为我"的,而是"反我"的."人类已经被一种虚幻地、自满自足地考虑实践构造的科学遗弃了;这种科学所从属并为之服务的实践,就好像某种在科学界限之外的东西一样;这种科学满足于思想与行动的分离."([1],p.229)科学技术本来是"人为"的和"为人"的,但在现代社会中则成了压抑人的异己性力量.对此,西方许多著名的哲学家、科学家、未来学家等都曾作过深刻的反省与追问,但他们大都把科技异化归源于科技自身,把科学技术看成是"原罪"、是"罪恶之源",而没有从人本身及人与科技关系对科技的制约来反思科技活动的内在根据.     

“月亮问题”引发的思考——客观性及其根源的理论探讨

月亮问题同客观性问题直接相关。认为月亮的存在与人根本无关的看法是一种绝对化的理解。马克思反对脱离主体来理解客观世界。知识的客观性的实质是一致性,这种一致性包括两个方面:主客观之间的一致性和主体间认识上的一致性,而这两方面的一致性都是由实践内含的一致性要求所决定的。知识的客观性归根到底来源于实践的社会性。     

科学话语的符号操控实践——以中国“挺转”科学家对转基因食品安全性的话语建构为例

在对中国"转基因食品安全性"的电视公开辩论进行话语分析的过程中,一方面深描了"挺转"科学家利用科学话语的符号操控功能,动员盟友来反身建构事实的实践过程;另一方面通过并置"挺转"科学家与"反转"人士的话语建构实践,进一步呈现不同话语背后网络同盟之间的较量过程,揭示科学话语存在的解释弹性空间。鉴于此,作为动员盟友的资本化铭写,科学话语同时具有局部可说明性、索引性以及反身性的特征。这样,缺少"社会强健性"的科学话语呈现出来的"过度客观性",只不过是一种修辞意义上的"弱客观性",其实质是试图在经验主义言辞的掩饰之下,利用权宜性言辞来为自身的认知和价值偏好进行辩护。     

理解的客观性

理解是一个既具有主观性又具有客观性的概念。理解的客观性首先是由对象的客观性所决定的,不管是外在于人还是内在于心,对象根本上说是客观的。理解总是主体的理解,主体总处于一定情境中,情境是客观的,所以情境中的理解是客观的。作为一种认知,理解必须遵循的一定的规则,规则是公开的、客观的,所以遵循规则是客观的,没人可以私自地遵循规则。     

美国国有科学数据共享管理机制及对我国的启示

数字化的科学数据管理是人类社会进入信息时代以来的新生事物,科学数据发展的速度常常超出科学家们预料,因此,在很多情况下人们尚未准备好很多事情就已经发生了。这种现象在发展中国家尤其突出,我国也遇到了类似的挑战。美国是世界上科学数据拥有量最多的国家,特别是在地球科学和     

科学何以蕴涵道德--对科学伦理本质的哲学思辨

科学作为关于自然界、人类社会和人类思维本质和规律性的知识体系,是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工具,与人的生存和发展的内在本性有着密切的联系.科学播撒着人性的关怀,蕴涵着道德的理性,古往今来,人们一直关注着科学的伦理本质.知识就是道德,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的这句名言,至今仍有深刻的启迪意义.资产阶级上升时期,思想家们对科学更是颂扬备至:"科学的这种改善人类的物质条件的力量,除了本身的纯属世俗的价值外,在耶稣基督的救世福音的教义看来,是一种善的力量."     

环境哲学中科学认知主义的真美善统一问题

如何贯通环境科学、环境审美和环境伦理是追求规范性和客观性的科学认知主义所难以解决的一个棘手问题。造成这一问题的根本原因在于科学认知主义者所秉持的认识论科学观。这种认识论科学观具有确定性、客观性、规范性等特点,但其事实和价值的二分与主体和客体的二分却割裂了人与环境的整体关系,造成了关于环境的真、美、善分离。经验自然主义的科学概念对摆脱这一困境具有启发性。科学所具有的情境性、工具性和人文性特点决定了作为求真的科学可以连带出来审美和伦理的意蕴。由此出发,我们就可以在某种意义上把关于环境的真、美、善统一起来,并最终走向知行合一的实践性环境哲学。     

从“科学救国”到“科学不能救国”——近代中国“科学救国”思潮的演进

以魏源"师夷长技以制夷"为序幕的"科学救国"思潮,在甲午战争之后让位于"改良"与"革命"的"政治救国"浪潮。民国建立后,在实业建国和"政治并不能救国"的影响下,"科学救国"思潮再次勃兴,并促成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兴起与发展。但就在五四新文化运动高涨之际,"科学不能救国"的声音出现,表现为三个方面:一是中西文化论争中,科学成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祸首";二是在政治革命实践如火如荼影响下,政治革命再次取代科学成为救国的工具;第三,随着中国科学的发展与社会历史的变动,国人逐渐认识到科学不仅仅是救国工具,它自身还具有丰富的内涵,其本质是扩展人类知识视野,科学终于完成了从救国工具向追求真理的学术事业转变,回归科学本身。"科学救国"思潮在近代中国的演化,展现了学术与政治的一种关系:如果不是因为学术本身而是其他因素诸如外敌入侵或意识形态等外在力量使学术成为某种工具,那么,一旦这种外在因素与条件不存在了,学术作为工具的作用也就消失,最终恢复其本身的面目,其发展也就步入正轨。但吊诡的是,学术在中国大多时候总是作为一种工具被利用,不能显现其本来的面目。     

情境化知识--唐娜·哈拉维眼中的"客观性"解读

在科学的客观性问题上,以往主要有两种代表性的观点:一是客观性是科学合理性的产物;二是客观性是社会与境的产物.哈拉维的"情境化知识"是在后一种路径上发展出的对客观性的解读,主要有三个特征,即局部的视角、负责的科学和发展的辨证法.这一理论丰富了我们对客观性的理解,开启了身体与意义关系研究的新节点,并具有政治和伦理意义.     

SSK对科学人文主义的叛逆--SSK对科学知识的解蔽及其后果

波兰尼的意会认知理论指出,人类知识大多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个人知识”,这种知识是“两种文化”的桥梁,它的“支援成分”是不可解蔽的。波兰尼的理论是有缺陷的,解蔽科学知识不仅必要且有可能,SSK试图沿着波兰尼的线路把这种可能变为现实。然而,其结果却导致了“科学知识只是一种社会建构”的结论,科学的客观性和真理性因此被彻底消解了。这种解蔽显然是过犹不及的,其后果是在客观上对萨顿、波兰尼等人倡导和实践的科学人文主义的叛逆与反动。     

科学何以必定有"必然"效用?

科学未必是真理，事实上却必定有“必然”效用。何以如此?对这一问题的解答，有赖于探明科学的本性，有助于深刻地认识科学。从科学的对象、目标、方法和结果看，科学具有经验和超验双重性格，且其超验始终以经验为基础并受着经验的严格约束；而作为科学成果的科学定律等的获取、运用及其效果的确定，都是在同一经验现实中进行的。科学的这种“基于经验而超越经验”的品性，或者说科学的“经验超验”的实质，正是未必是真理的科学必定有“必然”效用的根据和保证。     

"全球化"视野下发达国家科技政策的特点及其启示

“全球化”是一个随着人类科学技术的进步而不断推进的历史过程,而“全球化”的发展又必然会对人类科学技术发展的未来产生重大的影响。在“全球化”和科学技术日益跃进的今天,西方发达国家对科学技术的认知已经进入到了全新的思想领域并采取了相应的科学技术发展政策。西方国家在实践科技政策过程中取得的经验,为中国科学技术事业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借鉴。     

李约瑟的世界和世界的李约瑟

中国人的“李约瑟情结”主要表现在３个方面：（１）将李约瑟的贡献片面地理解成为中国古代科技成就树碑立传；（２）将其写作《中国的科学与文明》的最终目的理解成回答“中国何以未能产生近代科学”的问题；（３）为中国的历史由外国人书写的事实感到不安。因此，要想对这位当代文艺复兴式的学者有一更清楚的认识，就必须跳出中国的圈子来审视他的思想和工作；而要想看清“世界的李约瑟”，就得对“李约瑟的世界”有所了解。 所谓“李约瑟问题”并非始于李约瑟，早年来华的耶稣会士和欧洲一些启蒙思想家就已关注到中国社会与科技的“落后”问题，任鸿隽１９１５年的文章《说中国无科学之原因》首开中国知识界讨论这一问题的先声，２０世纪 ４０年代李约瑟与中国知识分子的讨论互相启发，构成他日后写作《中国的科学与文明》的一个重要动力。 受到生物进化论和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影响，李约瑟成为一个“科学进步论”的坚定信奉者。他与当时在剑桥的一批左翼知识分子一样，对社会问题倾注了极大的热情，并相信科学是一种推进社会进步的强大力量。这导致他投身反法西斯运动来到中国领导中英科学合作馆，其后又担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科学部的首任主席。但是李约瑟又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基督教的博爱精神     

国内科学文化研究与欧美后SSK“科学的文化研究”之比较

国内的科学文化研究是在不改变科学的客观性、真理性和表象论的前提下,把科学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和文化过程来研究,可划归为大众理解科学的科学传播视域。欧美后SSK的科学的文化研究是SSK从科学的社会研究扩展到科学实践的文化研究,是从科学知识的社会建构论转向科学实践的文化建构论,是对科学客观性和表象论的进一步背离和消解,强化和放大了各种异质性文化因素对制造科学的作用;背离了科学家的真实立场和科学的核心问题,成了反科学的帮凶,不会结出真正的果实。二者在研究内容、方法、理念和科学观上是根本不同的,他们都有自己亟需解决的问题。     

科学精英的角色重构:钱三强晚年的科学活动与贡献

钱三强晚年为中国科技事业的发展做出了独特的贡献:一方面,从管理和体制的层面,推动中国科学规范制度的完善;另一方面,积极支持和推动中国软科学事业的建制化,亲自主持组建了多个软科学组织。像钱三强这样的科学精英,由于多种因素,其角色往往由科学家转换为战略家。由科学精英挂帅推进科学的社会建制化工作,已成为中国科技体制的显著特点。钱三强等中国科学精英的角色重构,不仅为中国科学社会学的理论创新提供了坚实的案例支撑,同时也为理解新中国科技体制的起源与发展,提供了一个生动而深刻的切入点。     

认真对待“现象”——意识科学中的“纯粹经验”及其哲学意义

在认知科学中,"现象"一词指人类在感知外部事物或内在状态时,于意识中直接呈现的纯粹经验。受到一种可以称之为"概念全能主义"的观念影响,当代哲学和认知科学普遍坚持,现象的存在必须依赖其他更重要的认知能力,也即注意力或概念能力,纯粹现象因而遭到否定。然而通过对"斯佩林-兰德曼实验"的数据与结果进行分析权衡,可以在经验科学的意义上证明纯粹现象的存在,进而揭露概念全能主义的谬误。纯粹现象及其证明过程揭示出:处在人类认知界限之外的经验与世界是不能被摒弃和偷换的,它们是实在论链条的必要环节,并且能够在经验科学中得到认真的研究和对待。     

20世纪对西方占星术的科学检验

20世纪,一些学者和科学家试图用已有的科学理论和哲学分析将西方占星术(astrology)①排除在科学之外,但真正让西方占星术目前仍没能走入主流科学里的,却是近30年来的几百个对占星术有效性的科学检验.今天从哲学上看,无论是证伪主义所表述的科学是理性的,还是历史主义所表述的科学是非理性的都一致地把占星术拒斥在科学之外.占星术之所以又会在大众中盛行起来,是缘于在20世纪初人们开始对科学万能发生质疑,同时对主要是涉及精神领域的占星术,至今仍没有能很好替代它的科学学科,正如化学、核物理学可以很好地替代炼金术那样.     

科学融合与哲学形态和功能的转换

科学和哲学具有内在的关联，它们在形态上有着高度的似同性，在功能上则互为补充。随着科学融合的兴起及科学形态和功能的转换，与之相关联的哲学将面临有史以来最严峻的挑战，领地丧失、替代危机、趋向困惑、自身缺陷是身处科学融合的“大科学”时代的哲学必须正视的根本性问题。历史上，哲学曾经适应科学的转型实现过形态和功能的转换，今天，面对科学融合的重大挑战，哲学要展现出新的生机和活力，必须通过哲学观的变革实现自身在形态和功能上的新转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