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科学哲学到科学文化哲学

20世纪西方科学哲学的发展经历了三次转向：社会一历史的转向,文化的转向,后现代的转向。就现代主义科学哲学而言,从逻辑主义到历史主义,这是20世纪西方科学哲学发展的第一次转向。逻辑主义着眼于科学理论的逻辑分析,追求科学语言的清晰性和准确性,其代表为逻辑经验主义。波普尔及其学派可以看作是从逻辑主义到历史主义的过渡和中介。历史主义超越了传统的科学哲学作为“科学的逻辑”的定位,认为单靠逻辑的解剖刀必定歪曲科学,因而把焦点聚集在对科学的社会一历史考察上,更多地关注科学的实际发展,试图建立历史的模型,不可避免地…     

论作为后现代科学哲学家的费耶阿本德

在中国学术界,把对作为科学哲学家的费耶阿本德的形象一直当作科学历史主义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来予以接受,而较少有人提及费耶阿本德科学哲学中的后现代主义因素.佟立所著的<西方后现代主义哲学思潮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一书中把自波普尔之后的科学哲学全部当作后现代科学哲学来处理,在我看来这一标尺虽然放得太宽了一点,但是也有一定的合理性.我认为波普尔不仅开创了科学文化哲学的先河,而且也是西方20世纪少有的体系性哲学家.     

俄罗斯科学哲学的社会文化导向

从社会文化角度探讨科学的发展机制问题,是20世纪中叶以来俄罗斯科学哲学的显著特点,这不仅是受到西方科学哲学的影响,更主要的还取决于苏联哲学和科学发展的总体特征.俄罗斯科学哲学的这一研究导向具有现实的意义,值得我们参考和借鉴.     

新中国成立后西方科学哲学的中国化:历程、问题与启示

西方科学哲学在新中国成立后大约经历了四个阶段的传播,在20世纪西方哲学东渐史上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在基本把握了西方科学哲学的基础理论与前沿动态之后,国内学者试图注入中国特色的元素,实现西方科学哲学的"中国化",它是抽象真理具体化、情境化的必然要求和必然产物。要形成中国特色或中国化的科学哲学,国内科学哲学界有必要加强中国哲学史学研究,从中获取思想资源;科学哲学研究主体的科学素养及对中国科学发展的了解需进一步提高;应形成既和西方科学哲学研究具有内在一致性又不同于西方的具有"特殊性"的科学哲学研究方式;摒弃对西方科学哲学研究简单的"路径依赖"与"等距离追赶",重视哲学研究中比较方法的运用。从研究主体而言,应尽早培育出一批拥有理论自信、具备足够自然科学知识积淀,且长于内在性哲学分析而又敢于"独立门户"的科学哲学研究群体。     

吴彤教授新著《复归科学实践——一种科学哲学的新反思》出版

本会复杂性与系统科学专业委员会副理事长、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所所长吴彤教授所著《复归科学实践——一种科学哲学的新反思》一书最近由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是一部以20世纪80年代在西方兴起的科学实践哲学的研究为主题的科学哲学反思性著作,是清华大学科学哲学团队多年来悉心研究的成果,体现了一种与传统科学哲学非常不同的路向。     

吴彤教授新著《复归科学实践——一种科学哲学的新反思》出版

本会复杂性与系统科学专业委员会副理事长、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所所长吴彤教授所著《复归科学实践--一种科学哲学的新反思》一书最近由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是一部以20世纪80年代在西方兴起的科学实践哲学的研究为主题的科学哲学反思性著作,是清华大学科学哲学团队多年来悉心研究的成果,体现了一种与传统科学哲学非常不同的路向。     

吴彤教授新著《复归科学实践——一种科学哲学的新反思》出版

本会复杂性与系统科学专业委员会副理事长、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所所长吴彤教授所著《复归科学实践--一种科学哲学的新反思》一书最近由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是一部以20世纪80年代在西方兴起的科学实践哲学的研究为主题的科学哲学反思性著作,是清华大学科学哲学团队多年来悉心研究的成果,体现了一种与传统科学哲学非常不同的路向。     

探讨可能世界的方式--保尔·费耶阿本德与卡尔·波普之比较

早在20世纪70年代,因看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编的西方科学哲学资料,才第一次接触到保尔·费耶阿本德的哲学.他的"怎么办都行"的主张与我已有的观念大异其趣,因此留下印象极为深刻.说到这里,还要感谢哈尔滨师范大学的孙慕天教授,感谢他把这本资料送给了我,使我在国内能较早地接触西方科学哲学的新进展.     

论八十年代中国科学哲学研究的演进取向及其意义

八十年代西方科学哲学的传播是20世纪中国学术发展史上引人注目的一幕,之所以如此是因为科学哲学在中国传播的历史及其所起的作用的所致。研究是传播的一种方式,八十年代的科学哲学研究基于时代环境和学术演进呈现出三个特征,即学术引进中的两种范式之争,历时与共时交织的立体研究景观,从人物到问题的展开路径。深入探究八十年代中国科学哲学的研究的展开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和社会意义。     

拓展研究基底,延伸学术触角--中国科学哲学在21世纪的繁荣之路

科学哲学在20世纪80-90年代曾是中国诸多哲学学科中最为强悍的一支劲旅,并在我国“改革开放、解放思想”的当代启蒙运动中立下卓著功勋。然而,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由于“以介绍、引进西方科学哲学流派和理论为主体”的研究范式日渐耗尽其元气,科学哲学的未来前景也随即遭到人们的质疑,费耶阿本德早就说过的“科学哲学是一门有着伟大过去的学科”,似乎成为中国科学哲学界世纪末的一种话语。然     

2O世纪前半期中国科学研究体制化的社会因素

２０世纪前半期是中国现代科学发展的一个黄金时期，其重要的标志是中国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地产生了几十个至上百个科学研究机构。这些研究机构的建立初步奠定了我国现代科学体制化的基础。中国科学研究机构的产生是同中国整个社会的发展紧密相关的。该文从社会科技意识的增强、领导者的组织领导作用、人才资源的保证、经济方面的支持等四个方面来讨论中国科学研究体制化的社会因素。     

胡塞尔科学批判思想探析

胡塞尔的科学批判主要有三点：①现代实证主义科学观排除一切形而上学问题，导致了欧洲文化危机及自身意义基础的丧失；②现代科学将自然数学化，且远离生活世界，使人们误把数学化的自然当成自然本身，形成封闭的、客观主义的自然观；③结果是物理主义的客观主义成为现代科学的形而上学基础，因此导致了科学的认识论之谜，使得自然科学知识何以可能成为问题。本文认为，胡塞尔的科学批判虽具有重要启发意义，但从科学和科学哲学的角度来看，他的批评在某些方面是不恰当的：①实证主义科学观固然不是健全的科学观，但现代科学自身却不是意义、价值等形而上学的领域；②尽管数学化的自然并不是自然本身，但数学化却是现代科学最有效、最可靠的方法；③胡塞尔反对任何实在论的自然观，但这种自然观是现代科学世界观的基础。     

宋代改历中的"验历"与中国古代的五星占

“验历”是中国古代天文历法改革中重要环节之一。验历的内容从汉代使用日月天象扩展到唐宋时代使用五星天象,这不但反映了历法技术上的进步,而且也揭示了五星占与历法的互动关系。通过对10世纪末宋代《乾象历》验历过程中使用的汉以来的五星天象的考证和分析,说明中国古代的五星占不仅仅具有星占学上的意义,而且具有历法上的意义,五星天象观测成为促进历法改革的重要的技术上的因素。研究表明,古代的五星天象记录绝大多数是可靠的,是当时的实际观测描述。出于政治目的而伪造“荧惑守心”和“五星会聚”的情况当是特例。另外,中国古代历法改革,既是科学活动,又是国家政治活动。历法及其天象推算技术（如五星天象）,总是在这种技术与政治、国家与科学的张力中得以进展,并受到制约。     

和谐与贯通——莱布尼茨的STS活动及启示

STS是二战前后兴起的新兴领域和学科,其根本特征是科学、技术、社会三者相互渗透所形成的复合性超学科理念。而这早在莱布尼茨的科学活动中就有许多体现。莱布尼茨的STS活动可以分为理论和实践二个方面。在理论活动方面,他坚持整体的科学理念,开展跨界性的学术研究和对科学的人文性理解;在STS实践方面,他通过建立广泛的学术联系以及推动学术共同体的建设来开展科学、技术与社会的综合活动。这既有个体思想与立场、治学特点和风格的原因,也有研究范式和非学院化的社会身份的原因。由于莱布尼茨的手稿在生前大部分没有公布,结果导致了罗素所说的隐显两个"莱布尼茨"的存在。今天,研究莱布尼茨既要去挖掘和"发现",又要去推动和实践他的理想。     

海德格尔对科学视域中存在的批判

海德格尔认为,科学是从存在者的角度看待存在并展开研究的。第一,科学将存在看作可把握的实在,即现成存在的具有规律性的东西;第二,科学把存在看作与主体对立的并由主体摆置的物件;第三,科学将存在最终看作可控制的持存物,进而支配整个世界。科学将它们当作真正的存在,而海德格尔则对此进行了批判,认为科学将与自身密切相关的存在本身弃置一旁,造成了存在的蜕变和异化。在他看来,存在本身是科学不可回避的东西,是使科学成为可能的基础和条件。     

张衡地动仪文献蠡读--对地动仪功能的重新认识

对地动仪的有关文献进行分析,证明<后汉书·张衡传>中有关地动仪的记载(结构方面的内容除外)与其他同期的文献不能很好地衔接.考察地动仪及其设计思想在中国古代的流传情况,可以看出古人对地动仪的质疑早已有之,而且越来越明显与强烈.关于地动仪的所有文献信息不出范晔所记,亦使之成为一条孤证.研究表明,张衡研制地动仪的史实勿容质疑,但限于东汉的科技发展水平,该地动仪并未达到设计初衷,因此渐被世人所遗忘.然而张衡的设计思想有其科学与合理的一面,是人类历史上系统研究测震仪器的第一人,其在科学史上的崇高地位即体现于此.     

中国20世纪30年代科学化运动与现实启迪

20世纪30年代科学化运动是科学家们自觉地实践科教兴国的一次尝试.他们不但从事自己的科学研究事业,还做民众的科普工作,把科学与国家工业化结合起来.他们注重科学技术的应用,但反对只把科学技术当成满足某种实际需要的工具,他们将以培养科学精神作为科学教育的使命.这个时代的科学家直接受现代科学的洗礼,但不失知识分子的人文关怀,具有传统的人文修养和气质.     

论科学与技术的划界问题

近年来技术一词被频繁地与科学并列在一起使用,科学与技术的界限成为科学与非科学划界的新问题。从知识形态、探索活动和社会建制三个方面考察的结果表明:科学和技术是从属关系;不存在科学与技术平行、对等的划界标准。科学和技术并列论或技术独立论误导教育和科研,危害科学发展和技术进步。技术哲学迫切的任务之一是对由此产生的谬误进行彻底的清除。     

爱丁堡学派解构默顿科学社会学的三元向度

20世纪70年代伊始,默顿科学社会学受到了来自各方的批判,其中,爱丁堡学派可谓是最激进的代表。爱丁堡学派主要从三个方面对默顿科学社会学进行了全面的解构：其一,极力批判默顿科学社会学对科学知识进行“黑箱化”处理,倡导对科学知识进行社会学分析;其二,质疑默顿科学规范理论,不仅直接批评了默顿科学规范的独特性和有效性,还强调与默顿科学规范相悖的科学中的利益和权威等因素;其三,对同行承认作了本质上不同于默顿的解读。与默顿迥异,爱丁堡学派认为,同行承认只是科学奖励制度的一个中介环节,激励科学家从事科学活动的最终因素是包含利益因素的科学家个人的特定要求和需要得到满足。     

元明中国伊斯兰天文机构研究二题

对元明时期有关中国伊斯兰天文机构的两个问题进行专门论述,认为元明政府设置伊斯兰天文机构的主要动机是利用其人的星占术;伊斯兰天文机构的禜星与星占有关,是一种祭祀星辰的活动。上述问题的探讨有助于深入了解伊斯兰天文学在华流播、变迁的政治文化背景,全面认识伊斯兰天文家在华工作的多样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