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子人类学所见历史上闽越族群的消失

分子人类学用DNA材料和计算生物学方法解答了很多人类学的问题。对于中国南方和东南亚地区最大的族群,侗傣族群和马来族群,分子人类学研究发现他们有共同的起源——百越族群,所以可以定义为“澳泰族群”。闽越是这个族群历史上重要的一支,曾经是福建的主体民族。通过对现代福建和其他闽语人群的分子人类学研究,结果并没有看到闽越的结构。闽语人群基本都是来源于北方的汉族移民。所以可以确定历史上的闽越族在福建地区基本上已经消失。     

人类学的本土视角——评潘年英《在田野中自觉》

人类学者潘年英教授有两重身份，一是作为人类学学者（他更多的时候是一个作家或公共知识分子）的身份，一是作为土著的身份（许多时候他表现为土著利益的代言人）。这使得他的人类学著作很难做到像一般的人类学那样“客观”，但也因此而使我们见识到了一种观察世界的新视角和新观点。他的“土著文明说”虽然还略显粗糙，远未成型，但业已使我们倍感惊奇和骇异。这是人类学本土化的最经典的范例。     

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会族群关系委员会简介

一、委员会简史自20世纪中期以来,族群性一直在民族分离运动、公民自由抗争及群体冲突中日益扮演着催化剂的角色,因此,对于族群关系的分析已逐步成为那些感兴趣于“直接影响世界和平与基本人权保护的进程”的社会科学家的一个主要关注事项。在1999年墨西哥召开的第十三届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大会(ICAES)上,首次召开了一个以族群性为主题的大型国际研讨会。与会的学者们强烈地感到,为了凸显对于族群性的人类学研究的日渐兴盛,很有必要组建一个族群关系委员会(COER)。这一计划在1988年的萨格勒布ICAES上初具轮廓。到了墨西哥城会议之时,…     

在野游心——人类学学者访谈录之二十一

纳日碧力戈的研究取向是在人类学和语言学之间 ,他认为目前 ,中国的人类学界缺少“游心” ,也不够宽容。他从学术背景开始 ,阐述了自己的成长经历、中外语言学研究的一些理论及其对自己的影响、代表作《姓名论》和《现代背景下的族群建构》的主要内容和观点 ,他还介绍了自己在广西田林县所做的田野工作经历以及当地人的生死观、神山崇拜和风水观念。     

藏学研究的文化自觉——人类学学者访谈录之六十五

自唐宋至近现代以来,世代定居在安宁河流域的多续人与周边诸族群发生前所未有的全方位、多层次互动。这种历史记忆与族群互动,自然在多续藏族群体的内心深处形成巨大反差,族群意识因而不断得到强化。袁晓文研究员以他自己的生活背景、求学生涯、工作阅历为个案,叙述并分析了一位藏学家对自己所属族群的族群观。"一叶知秋",在全球化、经济化、一体化趋势加剧时代,每一个人都应该有"文化自觉"理念,学者对于诸多在语言、历史、文化上处于弱势的族群应更多一份人文关怀。     

从中国彝族的认同谈族体理论－与Stevan Harrell教授商榷

近来美国学者郝瑞（Stevan Harrell）以四川攀枝花几个彝族支系为例，为中国彝族的认同提出质疑，认为这不符合“族群”的概念，因此彝族的“聚扰”带有任意性，他还从“民族”与“族群”两个概念出发，认为中国并无“族群”概念，本文认为，彝族虽然支系众多，但历来即有认同，新中国的民族识别还是加强了彝族整体的认同性，“民族”与“族群”的概念确有差别。我国以往在翻译和使用上曾将其混用，这一问题现已不存在，必须充分利用中国的民族志资料构建族体理论。     

福佬人论略(上)

在我国汉族南方诸族群中的“福佬人”,其“福佬”的名称系由历史上的“福建夷獠”转化而来。六朝永嘉之乱、侯景丧乱,使大批中原难民辗转流入福建和广东东北部地区,开了蛮汉交流的先河;唐初闽南粤东地区发生的“陈元光平蛮”,促进了福佬先民的酝酿;隋唐时期泉州“市井十洲人”的出现,及由泉州土著与中原江淮移民两种语言融汇而成的泉州方言的基本形成,则意识着福佬族群已基本孕育成熟。     

“男子汉”精神与特质从哪里来？——2018世界杯足球赛体育人类学聚焦

聚焦讨论2018年足球世界杯赛,探讨“男子汉”的精神与特质从哪里来的问题,研究人格与亲情、各种形态的族群认同等体育精神动力之所在。以国别与族群文化之比较,阐明足球发展的选择将顶层赛事紧紧连接,青训—学校体育的链环是最具成效的。而足球等体育项目中“男子汉”精神与特质的当代培养基础,主要在于学校体育活动的他律与自律需要不失时机地优先发展,因为对于青少年成长与励志而言不可或缺的“成丁礼”地点,就在于他们所在的学校体育场地。     

论跨文化构建历史人类学

人类学是一门多学科、跨学科交叉的综合性学科,它以人类社会生产实践活动研究为对象,以探讨人类历史文化的普遍性和多样性为目的,运用跨文化（Intercultural）之历史深度描述方法界定历史人类学,具有重要的实践理论意义。跨文化（Intercultural）是指文化的“内在性”、“涵化性”和“互动性”,即通过跨族群文化互动构建历史人类学理论,它与历史认识论、方法论和本体论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根据历史民族志和历史人类学的学科特点,跨文化理论方法已经成为研究历史人类学的主要理论方法。     

泸沽湖母系族群的人类学采风与认知

泸沽湖摩梭人过着母系族群的生活，形成母系血缘族群。摩梭人盛行走婚，至今男不婚，女不嫁，自主选择，结合自愿，离散自由。摩梭人保留着古代母系氏族的遗风，但仅仅是一个个大家族，并不紧密地形成氏族。文章确认以前关于泸沽湖被称为“女儿国”、“是母系氏族的活化石”等说法欠准确。     

对《雪球》“族群”理论运用的商榷

《雪球》一书在汉民族研究的方法论上有许多突破,但《雪球》在“族群”理论运用中也存在一些不足。与国内“族群”理论的研究成果相比较,该书在“族群”理论的运用上可以进行更多的借鉴。     

跨境白傣语亲属称谓系统及类型特征分析

自称“傣端”的白傣系一个跨中国、越南、老挝等国而居的傣族族群．该族群不信仰小乘佛教,有一套独具特色的传统文化。其主体分布在越南,国内主要分布在云南省南部的红河州金平县中越边境一带。老挝也有部分分布。白傣有自己的语言和传统的文字。白傣语亲属称谓是白傣特有的一种语言现象,它与其他傣族族群的亲属称谓不尽相同,透过这些亲属称谓可以映射出白傣族群的亲属制度及基本婚姻形态。文章着重讨论白傣语的“九族”制亲属称谓系统,并对称谓中“对称与引称”“专称与通称”“敬称与谦称”“从属称与扩展称”等类型特征进行初步的探讨和分析。     

人类学家孙九霞博士

从孔孟桑梓之邦的山东来到岭南商业都会广州,孙九霞博士选择了人类学研究作为实现其人文理想的最佳方式。早在1994年,孙博士师从著名人类学家、中山大学人类学系周大鸣教授,攻读文化人类学硕士学位,开始了她的人类学研究之旅。经过数年的磨砺,孙博士以敏锐的洞察力,拓展了人类学研究的新领域——族群与族群关系。她的“族群”概念的提出,在学术界引起了较大的反响,而“论粤澳族群关系”(2000)、“澳门族群与族群文化研究”(2000)、“珠江三角洲外来企业中的族群与族群关系”(2001)、“外来人口对粤文化的吸纳与整合”(2001)、“澳门土生葡人…     

花山族群认同现状的人类学思考

花山族群认同不是同一族群的认同,而是生活在该区域的汉、壮、瑶各个族群的情感、意识、价值观念、风俗习惯等文化因素互化、调整、组合、相互适应的动态过程。由于受政府政策和实际利益的驱动,其认同复杂多变,最终认同瑶族成份。这种认同现状,对维护区域和谐与稳定具有积极意义。     

卷首语

2005年7月,台湾东华大学族群关系与文化研究所前任所长乔健教授荣誉退休。东华大学为感谢乔先生的重要贡献,并祝贺他70大寿,专门举办了“族群与社会学术研讨会”,两岸人类学与少数民族研究的专家、学者云集一堂,为研讨会提供了诸多高质量的学术论文。本刊承蒙乔先生数十年来的关照和扶持,特在“族群人类学”主打栏目中,推出李亦园的《乔健:族群与社会研究的先驱》,回顾了乔先生作为国内族群与社会文化研究的先驱和领航者所走过的学术历程和所作出的主要贡献;吴天泰、姜明义的《原住民自助文化研究的时代意义:东华大学族群所的文化实践》,对…     

“族群”及其相关概念在西方的流变

对族群以及与它相关的一些概念在西方的变化作了一个简要追溯。通过追溯和考察 ,得出的认识是 :(1 )族群这个概念的兴起是与民族的普遍疆域制度化 ,种族、部落等“东方学”概念的衰退相连带的。 (2 )族群与民族的区别主要在于政治诉求和政治承认上。 (3)我国的 55个少数民族拥有区域自治权利 ,因而不应该轻易把他们改称为族群。     

他助与自助相结合走出"心理贫困"的阴影

物质贫困导致“心理贫困”,贫困生主导心态是自卑。通过他助与自助相结合,走出“心理贫困”的阴影。     

我国城市贫困的文化成因和表现特征探析

贫困成因分析主要有两个理论取向:结构解释和文化解释。我国城市贫困是在社会转型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结构性”贫困。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贫困者的境况若长期得不到改善,“结构性”贫困就向“文化性”贫困发展,对贫困者的影响更为深远。因此,政府的反贫困政策不仅要消除“结构性”贫困,更应该着手“文化性”贫困的治理。     

族群形式与族群内容返观

国内的民族研究多强调内容，强调透过现象看本质，即民族形式后面的政治、经济和历史因素，而对于民族的形式本身研究不够。如果“民族”是历史结构的产物的话，那么“族群”就是利益互动的“宠儿”。在市场经济中，民族属性经常在商业利润面前黯然失色，不同的利益分割了同一个民族和族群，相同的利益把不同民族或族群的人联系在一起。面对国内外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巨变、速变，中国需要对自己的“民族”作新观察，还要注意“族群”新形式的出现。     

台湾族群问题与“台独”势力的政治利用

族群问题是当今台湾政治生活中的一大积弊。每到政党竞选之时，族群问题就成为各政党争相操弄的选战工具。其中，以民进党为代表的“台独”势力时族群问题、尤其是原住民身份的利用最为明显和突出。“台独”势力对族群问题的政治利用不仅是出于其政党斗争的目的，更主要的是为其“去中国化”的“台独”目标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