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地下诗歌的诗歌质态及其意义

在"文革"地下诗歌的研究中,相当一部分研究侧重于对地下诗歌精神向度的探讨,而忽视了地下诗歌自身的诗歌特质。地下诗人对于"诗歌"的定位和思考,展示了地下诗歌特有的诗歌质态,而且也灌注了地下诗人特有的生命体验。其中,"血诗"是对血腥的世界、血淋淋的世界的血意象的展示,是对权力暴行、迫害、杀戮等罪恶的全面揭露和展示;"野诗"凸显自我野性、原始力量,是对于生活、命运、世界的抗争和挑战;"无言之诗"是对诗歌自身、诗意、诗性力量的呼喊,是对人的赞美,由此绽放出来的是对生命的呼喊。由此,地下诗歌中对于"诗歌"本体的思考,为中国现代诗歌贡献出了特有的诗歌质态,开拓了现代诗歌演进的新视野。     

从"水"到"太阳"--海子长诗风格转变的原因及其启示

海子长诗的创作在核心意象上有一个从"水"到"太阳"的转变.背后是诗歌情调和诗歌境界的变化.诗人深刻的人生体验导致诗人旧我的灭亡,新我的重生.基于对生命的沉思,海子的长诗风格发生了深刻变化,同时,他的诗学观也发生了深刻变化.这一现象对中国诗坛的启示值得关注.     

20世纪中国新诗二题

20世纪中国新诗发展历经百年,至今仍未“成型”。一是诗人群尚未“成型”。他们没有稳定而健康的积淀着华夏民族精神的心理结构,不能够完全自立自足,不能自我更新传承。二是诗学尚未“成型”。没有一个系统的完整的超稳定结构的诗学体系。三是诗歌形式尚未“成型”。没有形成那种为广大社会公众普遍认可、高度体现诗歌的本体特质、具有特殊的艺术魅力、不会因时代变迁和社会变革而脱散变形的诗歌形式。20世纪以来,特别是新时期一些诗人主体精神失落、艺术修养低下,同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诗人的贫困日益加剧,这些均严重阻碍着中国新诗的发展。     

从生命意识到人格意识——略论建安诗人对《古诗十九首》的继承发展

《古诗十九首》对建安诗歌的影响是前人早有定评的.本文从生命意识角度揭示了这一影响,并指出这种上升为人格的意识对于后代诗歌的影响.建安诗歌总的风格是悲凉慷慨,这本身就深深地打上了诗人各自对于生命的独特的感受;诗歌洋溢着对于建功立业的渴求,就是诗人们追求实现自我生命价值的人格意识,这与《古诗十九首》的珍惜生命的存在的生命意识相比已经有了更进一步的升华.这种人格意识几乎成了后代文人骚客不屈不挠、积极向上的人格支柱,在中国诗坛上有深刻的影响.     

论唐湜的“合流诗”主张及其艺术效应

唐湜是20世纪40年代九叶诗派的重要诗人与诗论家,尤其是他的诗学研究,为九叶诗派的形成提供了理论上的支持。其诗学研究的目标是倡导"合流"的现代诗。可以从诗歌历史、诗歌本体及学术特征等方面对他的这一主张进行一些打量,以便进一步了解这一诗学主张所具有的合理性与诗学价值。     

从“水”到“太阳”海子长诗风格转变的原因及其启示

海子长诗的创作在核心意象上有一个从“水”到“太阳”的转变。背后是诗歌情调和诗歌境界的变化。诗人深刻的人生体验导致诗人旧我的灭亡，新我的重生。基于对生命的沉思，海子的长诗风格发生了深刻变化，同时，他的诗学观也发生了深刻变化。这一现象对中国诗坛的启示值得关注。     

汉儒功利诗学的人文蕴涵

汉儒诗学不顾诗歌的审美特质和情感因素,把诗歌当作单纯的政治教化工具,有极端追求政治功利之弊。但这种功利追求却是在政治理想受扼于君主之势的政治环境之下,于无可奈何中选择的一种舍枝节而求根本的人性关怀之术,蕴涵着满足生命个体的根本性心理欲求以舒展人性的人文精神。     

王彝的“节情说”与明初吴中文人诗学思想的演变

王彝诗学思想中的"节情说",既缘于适应明初文坛风尚之需要,更乃"北郭诗人"诗学思想中一以贯之的原则。元末时期,"北郭诗人"坚持诗歌"缘情"本质的同时,已注意到"节情"的必要性。入明后,他们的诗学思想重心转移到"节情"上,但未能真正实现这一理想。于是,他们陷入了这样一种悖论:应当"缘情"时,他们却关注现实,去"节情";应当"节情"、干预现实时,他们却坚持"缘情"。结果是,他们的生命连同诗歌理想一同走向消歇。     

幽婉的情思与哲理的追寻--论冯至20年代的抒情诗

冯至是20世纪中国诗歌史上至关重要的诗人，他在20年代所写的抒情蕴涵了自我忧郁的情思，同时包容了主体对生命的思考，这些精美的诗作以其丰厚的内涵预示了诗人日后成为存在主义在中国最为成功的诗歌表现者的诗学走向。     

宋诗平淡理论辨析

因为中西方本就拥有两种不同文化特质,中国诗与外国诗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研究对象,故宋诗平淡是否成为理论,如果完全参照西方的理论界定和标准,这是有问题的.本文从宋诗"平淡"的说法入手,通过考察宋代的文学观念变化,辨析了宋诗"平淡"说法提出的原因,并解析了宋诗"平淡"的内涵及评价标准.这说明宋诗"平淡",已经成为宋人关于诗学创作理论的重要内容之一.从中国的气脉出发,假若我们将古人对于诗歌的认识大致归纳为"诗歌理想"、"诗学(创作论)"、"诗学理论化、系统化"三个阶段的话,那么宋诗平淡虽未完全达到诗学理论化、系统化的阶段,然而它已超越了一般"诗歌理想"的层面.成为宋人关于诗学创作理论的重要内容之一.     

论穆旦诗歌的荒原意识和宗教情绪

穆旦是中国新诗派诗人中风格最浓烈且最有成就的诗人。作为一位自觉的现代主义者，他走过了一个从荒原意识到宗教情绪的心路历程。荒原意识表现为对现实生活、战争、爱情、历史和未来的批判、怀疑、否定以及绝望的反抗。对荒原世界的拯救，诗人的选择是对基督教的皈依。他诗作中的宗教情绪表现为对人生苦难的体认，对生命与死亡的理解，对上帝的赞美和祈求。     

诗歌中的盛唐气象

盛唐时期的经济、社会、文化孕育了繁荣的盛唐诗歌和诗歌中独特的盛唐气象。这种气象 ,不仅从边塞诗歌作品豪迈、雄浑的风格中体现出来 ,也从山水诗歌作品清新、优美的风格中体现出来 ;不仅从天真、浪漫的诗人作品中体现出来 ,也从现实、沉潜的诗人作品中体现出来 ;不仅以诗歌的艺术形式来表现 ,也以诗人的情怀、理想、精神风貌来表现 ;不只是某个诗人的创作表现出这种气象 ,而是该时期诗人群体创作共同形成的时代气象     

意象派诗歌名作《在地铁车站》和《红色手推车》赏析

意象派是1909年至1917年间一些英美诗人发起并付诸实践的文学运动,它是当时盛行于西方世界的象征主义文学运动的一个分支。其宗旨是要求诗人以鲜明、准确、含蓄和高度凝炼的意象生动及形象地展现事物,并将诗人瞬息间的思想感情溶化在诗行中。本文从诗歌创作背景、诗歌意象、韵律节奏以及内在意蕴等角度分析了著名意象派诗人庞德及威廉.卡洛斯.威廉姆斯的名作《在地铁车站》和《红色手推车》,让我们再次重温这两首意象派名诗的无穷魅力。     

论北宋诗人胡宿的“平淡”诗观

胡宿是北宋时期的一位诗歌创作极富特色的诗人,被清人视为“西昆后进”.胡宿天圣二年(1024)登上政坛、文坛,治平四年(1067)去世,这四十余年间正是北宋诗坛处在新旧诗风转换时期,因此,胡宿无论是诗风还是诗学思想均呈现出复杂多样的一面.在诗学思想方面,胡宿除主张华实并重外,已有“平淡”之论,是北宋诗坛较早提出“平淡”诗论的诗人,同时,他还赋予“平淡”如古乐一样平和雅正的意义,这与他诗文中多次提到的“正始之音”所包含的“雅正”含义一致;另外,与此相应,他还推动了“清”这一美学范畴在宋代的发展,充分体现出后期昆体诗人在对西昆体接受过程中所体现出的文学观的复杂性和独特性     

论皎然《诗式》中自然观和苦思过程的统一

唐代诗僧皎然在《诗式》中极力标举的诗歌审美标准是自然,即诗人以自己的情兴为依据,而随着情兴自然抒发造语取势,同时又提出了诗歌创作过程中要经过苦思,并且这种过程要至难至险。皎然提出的观点看似矛盾,实则不然。皎然认为诗人创作过程中要苦思,达到的结果是诗歌审美的自然,形成苦思和自然的统一。从另一个角度来说：诗人创作要苦思;不同读者鉴赏要自然,在作者和读者之间形成一个链条,达到辩证统一。     

论《文选》中的边塞诗

《选》所选边塞诗体现出魏晋刘宋一段历史时期边塞诗的发展轨迹。这一发展变化可从两个方面阐释：诗人主体由不具备边塞意识转向具备边塞意识；诗歌从建安军事诗衍变为刘宋边塞诗。     

诗人何为？——论柏拉图诗学观中的矛盾与中和之道

柏拉图在《伊安》、《理想国》等篇章中审视了诗人及其诗歌创作现状,从他的道德主义原则出发对诗人进行了严厉批评,要把诗歌驱出城邦以正视听;同时他又认可诗歌通灵的能力和诗性语言的魔力,希望诗歌以某种方式介入哲学领域,为城邦建设发挥潜力。柏拉图诗学思想中的矛盾是他的政治理想和他的诗人天性的矛盾,艺术与真理合一的构想和实践又体现了柏拉图作为诗化哲学理想先驱的深刻性。     

诗意栖居——论中美西部诗歌的诗性之美

作为一种诗意载体、精神境界和审美风格之西部具有丰富的现代诗学内涵,体现出撼人心魄的诗性之美。其诗性之美乃在其诗意栖居的家园意识、灵魂与生命交融的西部体验以及独特的西部精神。中美西部诗人的西部体验成为一种超越时空的诗性体验,他们将这种体验融入诗歌的艺术形式之中,揭开西部厚重而神秘的面纱,重新发现人类诗意栖居之新大陆,表现出一种崇高的精神境界和超越地域意义的现代诗学价值。     

酒的魔力与诗人心灵

酒作为诗的意象,可以创造不同的意境,表达不同的主题;但是作为饮品,却具有另一种魔力,它可以使诗人的情绪起伏而多变,使诗人的心态复杂而幽微。以诗歌作品为依据探究酒与诗人心灵的关系,可以粗略地得出这样的结论:酒是诗人心灵的催化剂,酒是诗人心灵的还原剂,酒是诗人心灵的麻醉剂。     

明代中后期“诗在布衣”现象论析

明代中后期,社会上布衣诗人大量涌现,在数量与成就上,几乎与仕籍文人形成分庭抗礼之势。这一现象的产生。与八股文取士的科举制度、立言不朽的价值观及诗文可以用作谋生工具等诸多因素关系密切。而“诗在布衣”的出现,不仅打破了士大夫长期主盟文坛的局面,也改变了诗文优劣的评判权力和文人地位高下的认同方式,对文学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