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论存在与存在者——从海德洛尔之形而旧学角度重审翻译学

者,翻译之研究虽门派不一,观点迥异,然究其本质,皆徒耽愉于翻译之表象,或曰“存在者”本体论之探索,而于翻译“存在”之本体论却不甚明了,更毋言有所阐发。本文欲彰显此种翻译研究方法舍本逐末之本质,并拟从翻译“存在”本体论角度揭示翻译之本质:翻译乃亲在*之存在状态。     

汤显祖与本色说

在中国古代戏曲史研究中,如何评价明代万历曲坛上出现的那场有名的汤(显祖)沈(璟)两派之争,是一个重要的课题。长期以来人们在这个问题上虽持有不同的观点,有所争论,但多数论者在这一点上却是相同的,即往往将汤沈二家分别冠以“文采派”和“本色派”的头衔,这似乎已成为定论。而     

是故 吉凶者 失得之象也 悔吝者 憂虞之象也

是故,吉凶者,失得之象也;悔吝者,忧虞之象也;上一句中说到“圣人设卦观象”,并由“系辞焉而明吉凶”阐明了系辞的由来,带出了现象的问题。顺承下来,“刚柔相推而生变化”,由天道运行的道理而引申至对外部环境的把握,否极泰来,这是大道运行的规律,在刚和柔的推演过程中,变化势在必然。变化的产生带来了不确定因素,所以人们才需要推断,才会去“设卦”,也才需要对“象”进行观察与解读。观象的结果就有吉凶、悔吝。但何为“吉”、“凶”?何为“悔”、     

古代文学研究二重、三重证据法及其他

王国维提出了“二重证据法”，以作为文献的“纸上材料”与考古所得的“地下之新材料”相结合．将乾嘉学派的考据方法，与西方资产阶级革命以来的科学新方法相结合，“不屈旧以就新，亦不绌新以从旧”，取得了杰出的学术成就。当代学者叶舒宪提出了“三重证据法”，即用人类学研究的成果来论证古代文化，用外国的、世界的东西来论证中国的情况。笔者认为“三重证据法”的名词或可质疑，但用文化人类学来“破译”古代文化所取得的实绩确实是令人振奋的。若不为名词所限，本着闻一多、郑振铎等前辈学者的开创精神，在当代学者勇于探索的启发下，尽管不采用“三重证据法”的说法，或不限于文化人类学的方法，但沿着文化学的研究路子，应该可以在古代文学的研究中继续有所创造，有所建树。梁启超、王国维、鲁迅、陈寅恪等学术大师们研究古代文学的方法和成就，给了我们足够的启示。     

试论元曲语言的艺术个性——白朴词和曲的比较研究

在我国戏曲理论批评史中,有不少关于曲、词之间语言艺术特征异同的论述。明人王骥德说:“曲之异于词,道迥不侔也。……文人以词为曲也,误矣,必不可言曲也”“诗与词,不得以谐语方言入,而曲则惟吾意之欲至,口之欲宣,纵横出入,无之而无不可也。”(《曲律·杂论》)姚华说:“词庄而曲谐”(《菉猗室曲话》)等等,他们都从整体上概括地指出曲语与词语的不同,给后人不少启示。惜其语焉未详,缺乏系统地比较论证。     

朱熹与黑格尔历史哲学的比较研究(下)

四、圣贤帝王与世界历史个人:英雄史观朱熹与黑格尔都持英雄史观,认为芸芸众生无足轻重,并不是历史发展的推动者,在历史上能起作用的是“英雄”,朱熹称之圣贤、帝王,而黑格尔冠以世界历史个人。朱熹理想中的惊天地、泣鬼神的英雄是古代圣贤帝王,他们“纪纲天下,凡措置许多事,都是心法从这里流出,是多少正大”①。上古帝王“既有许多气魄才德,决不但已,必     

论"《水浒传》成书于嘉靖初年"说之不成立——就教于石昌渝先生

石昌渝近年来发表系列考据文章论证“《水浒传》成书于嘉靖初年”,一些学者撰文提出质疑和反证。本文从终结这场论争的立场出发,在对石氏立论证据土兵、银子、子母炮及腰刀逐一证伪的基础上,从学术思维和文学史脉的双重背景上,论证即使以学术假说视之,石氏是说亦不能成立,进而提出了“《水浒传》成书于元代中叶”这一虽未经证实、但却有较大合理性的学术假说。     

论孙思邈在针灸学术上的贡献

孙氏曰:“医者意也。善于用意,即为良医。良医之道,必先诊脉处方,次即针灸,内外相扶,病必当愈。何则汤药攻其内,针灸攻其外。不能如此,虽能愈疾,兹为偶差、非医差也。”可见孙氏确是一位医德高尚,各科学术兼精的医药大师。他对于针灸学术尤为重视,贡献颇多。曾有“若针而不灸,灸而不针,皆非良医也。药不针灸,大不良医也。知针知药,固是良医”的铭言。并对当时的所谓“针能杀生人,不能起死人”的时弊流言进行了无情的批判,认为是:“愚人妄针必死,不能起生人也”的缘故。孙氏为发展针灸学术事业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在孙思邈逝世1000多年后的今天,研究他的针灸学术思想至今仍具有现实意义。     

从历史的角度论著作权合理使用制度--"合理性"标准的理论分野

从历史的角度探讨了著作权合理使用制度“合理性”标准的理论分野,即对各国有关著作权合理使用制度“合理性”标准的学术以及司法判例进行研究,并从法律规范、法律价值、法律体系改革三个基面分别进行归纳,以期对我国著作权合理使用制度的完善有所裨益。     

王阳明“昂扬人的主体精神”的两重性

对王阳明提出的“昂扬人的主体精神”的看法历来态度不一。否定态度有之，肯定态度有之。本文就王阳明“昂扬人的主体精神”的两重性谈点粗浅之见。一、倡导“昂扬人的主体精神”是王阳明终身人生哲学的理想追求。王阳明于公元１４７２年生于浙江余姚县一个世代书香门第的家庭。少年时代的王阳明即倡导“昂扬人的主体精神”。一次，他问塾师：“何为第一等事？”塾师回答说：“惟读书登第耳。”他却不以为然，反驳说：“登第恐未为第一等事，或读书学做圣贤耳。”［１］这种“学做圣贤”的思想，反映出王阳明自小就有独立思考的精神，经略四…     

中华经典研读之《易经·系辞》六十一

子曰：“易有圣人之道四焉”,此之谓也。这句话是这一章的结尾,即以上前文所说的是四大圣人之道。联系上文,四大圣人之道是指此章开头所言：《易》有圣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辞,以动者尚其变,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     

文质并茂 雅俗咸宜

年届花甲的枣庄师专教授鲍延毅先生 ,近年来不断有论著在国内外发表 ,继《金瓶梅语词溯源》之后 ,前不久又有学术随笔集《一勺之多》问世 ,真可谓雄心不已 ,老当益壮了。鲍先生一生以教书育人为业 ,亦以读书治学为乐。尝与余言 :平生读书之外无它嗜好。而读书又颇能勤于动脑、勤于动手 ,兀兀穷年 ,不知老之将至 ,故能博学多识 ,厚积薄发。“一勺之多”,语出儒家典籍《中庸》:“今夫水 ,一勺之多 ,及其不则 ,鼋鼍蛟龙鱼鳖生焉 ,货财殖焉。”作者之用为集名 ,一则其中有一篇《关于“一勺之多”》的文章 ,二则有自谦浅薄寡学之意 ,三则是这句话…     

中国古典戏剧语言非角色化现象初探

<正> 晚明剧作家孟称舜在论及戏剧创作与诗词创作的不同特点时,以其亲身的创作体会指出:“吾尝为诗与词者,率吾意之所到而言之,言之尽吾意而止矣。至于曲,则忽为之男女焉,忽为之苦乐焉,忽为之君主、仆妾、佥夫、端士矣………学戏者不置于场上,则不能为戏;而撰曲者不化其身为曲中之人,则不能为曲,此曲之所以难于诗与词也”。可见,与抒情诗词不     

如何培养学生“自能作文”能力

叶圣陶先生在论及语文教学的最终目的这个问题时,有这样极其精辟的概括,即要使学生达到“自能读书,不待老师讲;自能作文,不待老师改”的境界。并强调指出：“老师之训练必须达到这两点乃为教学之成功”。关于“自能作文”的要求,叶圣陶先生又说“有所积蓄的时候,虽没有老师命题,也必用文字发表,用文字发表的时候,虽没有老师指点也能使技术完善。”叶老称之为“写作教学的成功。”要达到这个要求,我以为应从下列两个方面去做扎实的工作。 １．培养学生自觉写作的良好习惯 自觉写作的良好习惯,即学生对周围事物有所感,读书看报有…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About Fan Zhongyan and Ouyang Xiu's Scholarship and Personality

范仲淹和欧阳修齐名并称,均被视为北宋“疑经”思潮及”古文运动”的先驱和领袖,却很少有人注意到他们之间实际存在的学术分歧和人格差异.事实上,他们在学术上各有传承,治学理念与方法多有不同:范仲淹“祟古”“尊经”,欧阳修“疑传”“疑经”.他们虽皆“有志于当世”,且共同主张“君子有党”论,然范公沉稳持重,强调“师古”,故改革举措往往有“复古”过当之嫌；相对而言,欧公激越慷慨,少受“复古”理念约束,其革新措施更能体现“变通”精神.在诗文创作方面,范仲淹以律赋名家,常醉心于骈辞俪句；欧阳修则不好“四六”,专事“古文”.范、欧二公既能在学术、政事及诗文创作等方面相得益彰,又能保持“君子不苟同”的个性差异,其“同中之异”,无疑体现着“庆历”文化开放多元的时代特点.     

孙权用人方略

<正> 论及三国用人方略,一般都称道曹操“唯才是举”和刘备“三顾茅庐”,而很少提到孙权“知人善任”。早在孙策临终时就对孙权作了高度的评价:“举贤任能,各尽其心,以保江东,我不如卿。”由于孙权“招延俊秀,聘求名士”,使内部很不稳定的吴国统治维持了较长的时间。王夫之说过:“蜀汉之义正,魏之势强,吴介其间,皆不敌也,而角立不相上下,吴有人焉,足与诸葛颉颃,魏得士虽多,无有及之者也。”他由此得出“能用人者,可以无敌于天下”的正确结论。     

"言归于好"之"言"字刍议

继王引之《经传释词》注“言归于好”之“言”为“语词”后，各类汉语工具书皆认为此“言”是助词，无实义。结合文献及声韵，认为“言”应为“我 焉”的合音词，有实义，即“我就(从此)”。清代后，“言归于好”之“言”虚化为助词，无义。     

诚信

《中庸》曰：“诚者，物之始终，不诚无物”。可见，诚信，是不能反对的道德原则。儒家讲仁义、讲人文、讲圣贤、讲学习，都有人持不同意见，唯独讲诚信，墨家、道家、法家谁都赞同。     

也谈“婉曲”

有经验的画家,写春总是只画柳丝数根;写秋只是落叶几片。诗画同源,文画同理,撰文作诗也需如此。李白的《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末两句是:“孤帆远影碧空尽,惟见长江天际流。”诗句的画外音:孤帆虽已消失,故人虽已远去,但诗人和故人之间的友情却似远处的碧空和江水融为一体。虽然这首诗表面上并没提及“友情”,但字里行间已经洋溢着     

刘勰“神思”论浅析

刘勰在《文心雕龙·神思》中独具匠心地阐述了“神思”极其丰富的内涵。神思首先关乎想象。晋宋间人宗炳《画山水序》曰:“圣贤映于绝代,万趣融其神思。”晚年宗炳因年老无法登临山川,便画成山水图“卧以游之”,他认为这样同样可以领略山川风光,甚至比真景物还要幽渺深远。他说的“神思”显然含有想象的意思,因为他的“卧游”主要是要依靠想象的。与刘勰同时的萧子显在《南齐书·文学传论》中也说过:“属文之道,事出神思,感召无象,变化不穷。”刘勰《神思》篇说神思的功能是“寂然凝虑,思接千载;悄焉动容,视通万里;吟咏之间,吐纳珠玉之声,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