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文本吞噬的爱玛——对《包法利夫人》的女性主义解读

以往对《包法利夫人》的评论往往着眼于作品的社会批判指向 ,掩盖了男权话语对爱玛的“极度诱惑”和“本文骚扰”这一基本事实。从爱玛不仅能够看到了父权文化体制下话语本文对她“诗意的征服”,还能够察觉到体现在女性身上的典型的“书本的迷恋”和“语言拜物教”倾向。男权话语的本文诱使爱玛沉溺自己的“爱情妄想”,禁锢在自我羞辱之中 ,由此我们更深刻地意会到“使女人作为女人——而不是作为男人——去阅读”的必要和艰难。男性故事话语的本文给读者设置了迷途错径 ,女性阅读理论所做的就是在此竖起雷区标志 ,帮助人们尤其女性通过危险地带     

男权社会的“话语霸权”对女性身体的规训和塑造

近来,随着学界对身体研究的关注,有关女性身体的研究越来越多,但在一个男性“话语霸权”的社会里,女性的身体是如何被规训和塑造的？文章先从中西方哲学、文学、神话等文化观念基本来源的角度分析了在男权社会文化中建构起的女性身体,继而分析了男权社会对女性疾病的话语建构和男权“凝视”下女性眼中的自我与女性当代文化适应中的焦虑与风险,得出了男权社会的“话语霸权”在一个复杂的社会场域中对女性身体的深刻规训和塑造这一结论.     

论女性诗歌中的性别意识

女性诗人女性意识的觉醒使她们深刻地认识到男权话语对她们的压抑，女性诗歌通过女性意识的表达来反抗男权世界，反对男权话语，而这种反抗因为男性话语的中心位置又使女性诗人处于尴尬的地位，她们通过躯体写作来做最后的反抗，通过营造黑夜的世界来创造属于自己的世界。     

男权镜像的破裂——新时期女性诗歌话语考察

进入父权制社会以后,女性一直被笼罩在男权话语的阴影之中。已经觉醒的新时期的中国女性开始对男性为女性设立的花草隐喻和神女峰意象予以改写,对象征男权的“天空”意象予以反叛,对性别专制的“家庭”意象予以拆解,以期完成对男权话语的突围。     

女性意识的自我悖谬——析阿加莎·克里斯蒂侦探小说中的女性意识

阿加莎.克里斯蒂在她的侦探小说中给我们呈现了这样的悖论:朴素的女性意识使她的创作有别于柯南道尔的男性文本模式,这尤其可以体现在侦探形象的塑造上;但根深蒂固的男权话语又使得阿加莎不自觉地以男性中心文化为标准塑造了大量扭曲的女性形象。     

论《爱玛》中道德自我建构的女性主义特征

《爱玛》是十八世纪末英国现实主义小说家简·奥斯汀的代表作。与传统道德小说中塑造的具有高度道德责任感的女主角不同，爱玛在道德上的缺陷相当明显，所以整部小说就是爱玛不断进行道德观的自我建构的动态过程。将女性主义批评和伦理学批评结合，分析了爱玛的道德建构的女性主义特征，可以看出爱玛的很多缺陷都具有反传统的意义，不但反抗了男性话语体系为女性设定的道德标准，还提出了女性在婚姻制度、经济独立、社交活动等方面的要求。     

“新女性”形象比较:简爱与嘉莉妹妹

人类几千年的文化历史是一部失却了女性话语的历史,女性往往被放逐于男权文化之外的边缘位置,其生存模式、行为规则和道德规范都被纳入男性的社会秩序。从《简·爱》与《嘉莉妹妹》中的主人翁--简爱与嘉莉身上看到了新女性的特征。自信、乐观、独立是她的共同形象,但仔细分析会发现她们作为"新女性"的代表也有着细微的差别。     

欲望的升腾与困囿——论王安忆的“三恋”及《岗上的世纪》中女性意识的“双声”同构现象

王安忆的“三恋”及《岗上的世纪》以女性独特的感受和体验大胆地展示了女性生命本真图景，感同身受地道出了属于女性自己的真实心声，具有鲜明的女性意识；然而由于种种原因，其女性意识又不免染上了男权话语的色彩，形成了“双声”同构的两性话语共生的现象。本文主要从作品的结构安排、形象塑造、叙述策略等方面加以论述，并分析其形成的背景、原因及对作者创作所产生的影响     

谈张抗抗男权意识到女权意识的流变

张抗抗一直宣扬自己是“非女性主义者”,她以理性的精神强调“我们需要两个世界”,性别的对立似乎掩盖在理想化的创作意图之下。然而,对照她的小说《情爱画廊》和《作女》,我们从中不难发现其创作意图之下隐藏着男权意识到女权意识的流变。但是,在整个“逻格斯”中心尚未被瓦解、消除之前,企图建立一种完全脱离男权传统的充满新意的“女性世界”是难以实现的。张抗抗性别意识的两极跨跃,显示出她对女性主义文学发展的大胆预测和迷茫心态。     

“疯女人”·火·自然——从“疯女人”和“火”意象看夏洛特·勃朗特的生态女性主义

夏洛特·勃朗特根据女性与自然的相似性而把她的女性主义寄托在“火”意象上,并通过在男权社会失去话语权的“疯女人”伯莎纵火摧毁旧世界达到她声讨男权主义的目的。文章从“火”意象入手分析了夏洛特·勃朗特赋予“疯女人”与“火”的生态女性主义。     

带刺的玫瑰－－解读香港作家亦舒小说中的女性主义

香港作家亦舒的作品用女性主义抗衡男权社会，意蕴深邃。其女性主义学批评观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其一，遵循现实主义创作原则的女性主义学；其二，建构女性经济权威，塑造自我价值实现的女性形象是对女性主义发展新阶段的创见；其三，女性主义新视角－－女性间友谊的联合产生性别群体的集体意识，与权力话语对抗。     

对抗与依存——评王安忆的《逐鹿中街》与《岗上的世纪》

本文用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方法来分析研究新时期女性文学代表作家王安忆的两篇作品，指出作品中的男女性别“战争”中，男女之间既是相互对抗，又是相互依存的。笔者的结论是，人类生活要和平和宁静，就应不断对男权中心话语进行消解，从而达到男女地位的真正平等     

突围与陷落——当代女性"个人化写作"的困境

以陈染、林白为代表的当代女性"个人化写作",在女性话语模式和女性欲望的书写上,突破了女性作为人的主体意识与本能欲望被强大的男权中心社会意识、叙事语体所覆盖的局面,挣脱男性话语无所不在的桎梏,挑战男权文化。然而女作家们在"私人空间"中的"身体书写",在对男性社会性别角色进行大胆的反抗、突围的同时,也在自身的局限中,无可奈何地陷落于男权文化的陷阱。     

性别意识和人的意识的高度融合：－陈衡哲女性观散论

陈衡哲的创作一直就成为女性文学的“另类”，杨义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中评价其“理智多于情感”，她摆脱了当时困扰女性作家的许多问题，脱离狭小的女性视野。本文认为她以知识精英的姿态，把性别意识和人的意识高度融合，用“超性别”看待女性解放，强调两性人格平等，承认每个人的个性差异，以铸女性“大魂”为已任，因而其女性观具有积极的现代意义，是真正解放了的女性话语。     

苔丝德梦娜:驯化的天使

本文分析了《奥赛罗》听苔丝德梦娜，由一名挑战权威的斗士向一名委曲求全的“天使”的转化过程。苔丝德梦娜并非天生懦弱的女人，而是被男权社会及男性话语所淹没，所刻意驯化而成的一名自我牺牲的“天使”。她在成就了关于天使（男性的奉献者、牺牲者）的神话的同时，遗憾地延续了女人作为他者的历史。     

动摇的金字塔－新时期女性诗歌中的两个家庭意象

本文考察了新时期女性诗歌文本中的“家庭”意象和“母女”意象。“家庭”意象象征着一个具有超稳定性结构的男权统治金字塔,“母女”意象则揭示了动态的历史结构中男权统治下的女性命运。通过考察,论述了女性为走出男权镜像的限制而获得自由的努力。     

女人究竟要什么？——电视秀是一面“照妖镜”

20世纪以来，性别政治与阶级斗争、民族解放同等重要。女人到底要什么？这一问题即使在女性阵营，也混乱不堪。激进女权主义者与最传统的女性之间也可能相互不买账。女人究竟要什么？我们见闻的哪些女性诉求是真实的？哪些是由男权社会和话语虚构和误导的？     

无力的挣扎——对《伊芙琳》的新历史主义及女性主义解读

本文试以新历史主义的两个概念：“颠覆”（subyersion）与“抑制”（Containment），分析了詹姆斯·乔伊斯笔下的女性人物伊芙琳对“男权社会”所定义的传统意识形态的抗争与“颠覆”，以及始终没能脱离“男权社会”的束缚，最终被淹没被“抑制”其中。     

《十九号房》的女性主义解读

《十九号房》中罗林斯夫妇的“美满”婚姻是社会标准衡量下的“幸福”生活场景,是以牺牲妻子的自由与独立为代价的。罗林斯夫妇所奉行的“理智”是男权社会的一系列价值体系。女主人公苏珊最终走上自杀的道路,究其原因是男权社会对女性压抑与束缚的结果。莱辛让她的叙述者先是采用全知的叙述视角概述罗林斯夫妇的“幸福”婚姻,接着转用第三人称内视角,深入透视女主人公的内心世界,充分展示女性经验,使读者对苏珊的痛苦感同身受,并意识到苏珊最后的自杀是对不公平现象的愤怒的呐喊,是对男权社会压迫的无声的反抗。     

饶有新意的重写--我看李碧华的《青蛇》

香港女作家李碧华将古老的话本小说《白蛇传》进行重写，从崭新的第一人称角度，以多重角色复合的叙述者身份，还原被古老的男权文化压制和漠视的女性欲望，从两性在爱情纠葛中迥异的心理层面，揭示女性在长期失衡的两性关系中的觉醒与挣扎；同时将现代都市职业女性形象投影于白蛇与青蛇身上，借以承载作者对现代女性人生困境的思考，揭露当代“女权神话”之虚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