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与在

海德格尔哲学的一个基本特征就是从人的存在角度来思考，诗-思-语言及其与存在的关系，是他美学语言论的思路。在当时实证主义和科学主义泛滥的历史条件下，海德格尔坚守人本主义立场，关心存在问题，为新的美学理论的构成奠定了基础。本文试图从这一角度来解读“诗”与“在”的关系和必然联系。     

试论《古诗十九首》的"直而不野"

《古诗十九首》在思想内容、结构安排、艺术表现手法上都体现了“直而不野”特色。这一特色的形成与《古诗十九首》从属于广义乐府、叉与文人创作有关。《古诗十九首》的“直”突破了“诗骚”的传统，保留了汉乐府言世俗之情的特质，《古诗十九首》的“不野”叉将文人的深邃和精致融入民歌中。它的出现开创了中国文人诗创作的一个新的领域，具有承上启下的地位。     

作为诗学的美学——论美学的知识形态之四

究竟该如何把握美学的知识形态 ,这迄今仍是一个问题。从历史上看 ,美学其实一直是借诗学的营地来构建自身的地盘。从这段历程的荣与衰 ,我们能够清楚地看到美学的学科特色之所在。概言之 ,美学作为“诗之思”的实质 ,是面对“存在”之思。故而美学最终突破诗学的樊篱 ,走向真切的“生活世界”,是必然的归宿     

论中国古典美学范畴——“味”

“味”是中国古典美学的核心范畴之一，对中国美学具有深远的影响。“味”本属中国古代饮食文化的范畴。“味”进入中国美学领域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先秦诸子第一次将味概念引进精神领域，而孟子和庄子首先把味与审美联系起来，形成了“味诗”的审美传统。“味诗”既指诗本体，又指对诗的审美体验和审美判断，体现了中国特色的审美观。     

诗与"在"--海德格尔诗学的阐释

海德格尔对荷尔德林诗歌的阐释，目的是进行诗与思的对话，归根结底还是探讨存在。诗与“在”的关系，是海氏诗学框架的核心内容，诗与“在”的关系又进一步引申为艺术与真理的关系，本从真理如何被遮蔽的问题入手，试图读解海德格尔诗学的内涵。艺术是无蔽的真理显明的一种方式，诗是危机的拯救，语言是存在的家园。海德格尔对诗与在的探讨最后又转入了对语言的探讨，无法走出语言的牢笼。只有在实践中，把艺术变成为社会变革的一个因素，才可以解放被传统理性压迫的力量，显现艺术的真理，确立艺术的价值。     

大众文化语境中汉语文学本土审美意识的转换

由全球化冲击所带来的大众文化诉求的日益扩展为当代汉语文学的审美选择提出了全新的课题。现代科学技术，特别是信息技术的发展，向传统的文学审美方式提出了挑战。现实式的“审美”已越来越趋向于普适化，进而变成了人们生活本身的重要组成部分。虽然普适性的大众文化在日益蔓延，但文学也因此恰好有了从“诗”上升到“思”的机会和条件，它同时也为我们实现文学自身的精神超越提供了可能的契机。     

东晋玄言诗与佛教关系略说

东晋玄言诗风盛行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佛教对当时文人浸染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由于佛教的影响，孙绰、许询等玄言诗人一方面继承了郭璞五言诗创作以玄理入诗的作法，另一方面又扬弃了其中与玄理相伴的神仙家言，使得郭璞诗中尚有的“坎 咏怀”的内涵与“飘飘而凌云”的审美感受消失殆尽，导致《诗》、《骚》体尽、“淡乎寡味”的玄言诗创作成为一时风尚。     

论《离骚》诗祸

本文对屈原的《离骚》进行精神分析。从香草与飞天的症候出发，探察诗人的焦虑轨迹，从而分析出掩藏于史籍的一场“《离骚》诗祸”，并通过对《惜诵》的精神分析作了印证。文章认为，“《离骚》诗祸”是中国第一大诗祸，《离骚》是屈原诗歌创作的高峰，也是他的创作的分水岭。《离骚》写出了中国文人最痛苦的灵魂，却成了最动人心魄、最具个性的中国和世界最伟大的抒情诗。     

清代两位诗话家对诗趣的集中论评与阐说

清代袁枚、朱庭珍对诗趣予以了集中论评与阐说。袁枚评诗推尚偏于由才性而催生出的“趣”的审美形态，他以“趣”为审美标的，以性灵为根本，以天才、真、自然为支点，建构出一个有别于他人的诗趣论系统。朱庭珍评诗反对“恶趣”、“魔趣”，推尚意趣充蕴之作；他强调作诗要“培之以理趣之府”，提出了“意趣活泼”的审美要求，在诗趣的生成创造上，则论及到由“情”而“趣”、由“思”而“趣”，对诗中之趣语的运用也予以了界划。他们为古典诗趣论的最终深化和完善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诗心,诗情,诗性——周涛与他的散文

周涛散文的诗性与他本人具有的诗性人格分不开，独特的成长经历给了他特异的人生体验，形成他诗的眼光和诗性思维。从诗到散文，周涛的诗性之光一以贯之，强烈的生命意志、思与诗的水乳交融和诗的语言筑成周涛散文的诗性建筑，赋予他的散文诗性淋漓的诗情。     

浅论文人闺怨诗与感怀不遇诗的合流

文人闺怨诗与文人感怀不遇诗是我国传统诗歌中两类常见的题材。魏晋时期，这两类不同题材的诗歌开始合流。本文从文人闺怨诗的发展写起，从文化的角度探究文人闺怨诗和感怀不遇诗合流的基础，并以曹植为例，揭示文人闺怨诗独特的艺术魅力。     

词可以群——以贺铸《青玉案·凌波不过横塘路》在北宋的唱和情况为例

诗可以群，是儒家对诗歌交际功能的揭橥，它确立了文人士大夫间以诗歌这种言志抒情的工具来进行唱和交流的传统。有宋一代，词作为一种独立的文体开始在士人群体中承当起“群相琢磨”的作用，士大夫不独假诗歌传达关怀和理解，复借雅词寄托朋辈之深意、党人的契合、兄弟之亲情，这种词的唱和一方面有着其自身的政治文化背景，另一方面，则从客观上繁荣了宋词的创作舞台。     

把课堂还给学生

从《诗经》起,文人就给诗歌定位“诗言志”。诗歌作为诗人抒发丰富感情的凭借,几千年来有着独特的,动人的魅力。冯至被鲁迅先生称为“中国最杰出的抒情诗人”。他的诗虽然没有绚烂的色彩,狂欢的热情,奇特的形式,但其词思质朴晓畅,情绪真挚。这学期学习他的名篇《我是一条小河》     

论南朝赠答诗的主题及成因

南朝赠答诗数量众多,反映出的主题主要有以诗赠别、以诗抒怀、以诗干谒三大类。其中赠别诗按其情境,可分为多对一的赠别,一对多的赠予,一对一的相赠三类;以诗抒怀主要抒发的是生命短暂之思和游子思乡之情;以诗干谒是通过赠答诗表达出慕群恋景,求荐希用之意。这些主题的兴盛与南朝统治者重视文学推崇诗歌的风尚,以及动荡更迭的政治环境下文人无法把握自己命运的状态息息相关。     

北宋梅尧臣的咏梅诗探析

宋代是咏梅诗的高峰期,梅花自宋以后,文人对其认识发生了变化,审美意趣得到深度的开拓发展。梅尧臣作为宋诗的“开山祖师”,写作了大量的咏梅诗,对其咏梅诗的分析,能窥视北宋初期咏梅诗的发展情形及趋势。对梅氏的咏梅诗进行分类,并将他的咏梅诗置于其整体诗歌的创作中和咏梅诗发展的整个历史中,来阐释其咏梅诗的创作特点。     

由名号入诗看白居易在宋代的接受

白居易名号入宋诗，体现其在宋代的接受。宋诗提及白居易，或为专述，或为旁涉，包括因其地思其人、阅读仿效追和其诗、评价其人其诗其事、用其典故四种情境。以不同名号、情感色彩入诗，与不同地域、作品关联入诗，呈现出差异化的白居易形象。经众人手笔，其形象又逐渐趋同，集中呈现为闲适隐逸、才子诗人、文人雅聚、为官有为、学佛参禅、多情风流、多病长寿、后嗣艰难等类型。与白居易搭配入诗的人物，同样事关其接受。宋诗中白居易常与元稹等人并称，与陶渊明等人对举，这推动了白居易形象的定格。     

穿越“我思”的幻象——休谟对自我的解构

自笛卡尔提出“我思故我在”以来，近代哲学便开始以自我为逻辑始端谋求自身的反思和建构。但在近代哲学的发展中，自我并非始终处于显在而无可置疑的位置，休谟就以其对观念关系以及必然性知识的瓦解否定我思实体化和人格化的存在，进而对自我予以解构。正是在休谟的启发下，康德转向先验自我的机能化探究。     

顾炎武常化用杜甫句入诗

林柏彝《射鹰楼诗话》谓：“昆山顾先生亭林古近体诗，沈着雄厚，深得杜骨，其诗可为前明诗家之后劲、本朝诗家之开山。余最喜其《海上》七律四诗，云……。四诗无限悲浑，故独超千古，直接老杜。”顾炎武不仅在《赠邬处士继思》中说：“年年寻杜甫，一过浣花溪”，     

思君不见下渝州

这是李白的名篇《峨眉山月歌》。对诗中的“思君不见下渝州”的“君”的理解，历来是有争论的，有人主张“君”指“峨眉山月”，有人主张“君”指与李白同住峨眉山的友人。我们认为：无论是见仁还是见智，都应结合诗人的行止和诗歌本身的具体内容去进行分析，     

唐代三令节考与文人宴集诗

唐代三令节是唐代官方认定的佳节,在唐代帝王提倡和唐世娱乐风气影响下,唐代文人三令节雅集宴游之风广为流行,诗文创作亦为频繁。唐代三令节文人集会宴游诗充满文人独特的情感基调和文化内涵——春愁秋恨,嗟老叹病的生命情怀和怀旧思昔,今昔对比的时空感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