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道家思想对苏轼“辞达”说的影响

“辞达”，是儒家文论的一个重要命题。苏轼对“辞达”说的阐释全面而又深刻，具有里程碑式的地位和作用。而苏轼解读“辞达”说所持的通达态度，又明显地受到了道家思想的影响，而且，这种影响是全方位的。本文即试图对这种影响做一浅略的分析和梳理。     

试论北方词缀"阿"的消失

本文主要探讨了词缀“阿”的消失问题。元代之前，词缎“阿”是南北方都使用的通语词缀，元代以后，南方词缀“阿”继续保留，沿用至今。北方词缀“阿”于宋代开始呈现出逐渐萎缩的趋势，元代以后则基本消失，从而由通语词缀转变为南方方言词缀。     

苏轼论创造成功的七要素--《苏轼创造奥秘》之一章

苏轼者，启山林手也。探索其创造奥秘以取得强劲借，是每个学者孜孜以求为的事情。苏轼论创造个性所应具备的七要素，是在总结前人《曹丕、陆机、刘勰等）论述的基础上，特别是依据他本人独创的实践经验所概括出的一套系统而完整的理论命题。一、“才”：苏轼很强调“才”的作用：“夫欲有所立于天下，击搏进取以求非常之功者，则必有卓然可见之才，而后可以望其成。”二、“气”：苏轼特别强调“气”的创造活力和威力。他继承了孟子“浩然之气”的说法而又有所发展，他认为“气”是一种“盖天下”而“出万物之上”的至刚至人的精神状态，并指出它是通向成功之路的关键要素。三、“识”（即“学”）：苏轼认为要想成其非常之功，需要有非常之识度。他把“识度”置于“智术”之先，可见他对“识”的重视程度。四、“意”（同“理”或“道”）：苏轼突出强调创作过程中的“以意为主”。“意”，指表现对象所包含的思想和义理，是作品的灵魂，是一篇之关键，居先驱地位。五、“志”：谓作家立身行事之决心和志气，亦即指理想。苏轼论士人的“才”与“气”，皆从“志”入手。六、“节”：苏轼说：“古之所谓豪杰之士者，必有过人之节。”对“节”的无比重视，直接否定和批判了曹丕不重“名节”的观点。七、“艺”：指艺术创作中所必须具备的技巧、方法和语言表达能力等才华。苏轼强调一个优秀作家必须同时“有道有艺”，两者不可偏废。     

“苏学行于北”——论苏轼对金代文学的影响

苏轼诗、文、词对整个金代文学的影响很深，金初苏学之盛是由北宋使金文臣被留之人带去的，诗文风格往往“不出苏、黄之外”。至金代中叶，金国文人已成长起来，仍对苏轼崇拜有加，金代系统研究宋诗特别是苏诗的是元好问，金人尊崇苏轼而亦知其短，王若虚在充分肯定苏轼的同时，也有不少中肯的批评。     

元杂剧的繁荣与中国戏剧之晚熟

孔子的“兴观群怨”说和“中和之美”的艺术批评标准对后世产生极大影响，以冲突为本质特征的戏剧长期受到压抑，直到元代才出现戏剧大繁荣。小农经济基础上形成的传统思维方式，也是制约戏剧发展的重要原因。元统治者对文学艺术客观上的放任态度为元杂剧的发展提供了极好的机遇；元代大都市的建立和商品经济的畸形发展是元杂剧兴盛的土壤；元代知识阶层思想意识转变，造就了中国文学史上第一批专业作家群，有力地推动了元杂剧走向繁荣。     

苏轼之综合性绘画美学思想概述

苏轼是中国文化史上罕见的“全才”，其文艺思想深受儒、释、道三家涵泳，体现出一种“综合”的特色。本文主要探讨苏轼绘画美学思想中的综合性。一方面从社会背景、个人经历出发，探讨苏轼绘画关学的思想渊源；另一方面着重从“象外”与“常理”、形与神、道与艺、诗与画几方面入手，分析苏轼绘画美学思想中的综合性特点。     

三苏祠

眉山三苏祠是北宋时期著名文学家苏洵、苏轼、苏辙父子三人的故居。位于四川省眉山城内。元代改宅为祠,祭祀三苏。     

论元代"四君子"画的兴盛

元代的绘画中，“四君子”题材比较突出。中国文人受“比德”文化思想的影响，喜欢用梅兰竹菊寄托理想品格。据夏文彦《图绘宝鉴》记载，元代画家一百七十余人，画水墨梅兰竹菊者几乎占到三分之二。元代水墨“四君子”的兴盛原因有二：一是民族矛盾导致社会生活的变化，使文人阶层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发生了变化，当精神追求与社会现实存在矛盾时，文人们寻求象征性艺术来表达创作意念；二是艺术自身发展的必然结果。其中以书法入画技法促进了“四君子”的写意性作用。     

论苏轼"寓意而不留意"书画观的禅门精神

在苏轼丰富的书画理论思想中，“寓意而不留意”的书画思想尤为引人注目。苏轼认为对于书画只能“寓意”而非“留意”。因为“寓意”可以寄托情思，其乐无穷，真正发挥书画的“悦人”功用；而“留意”就会爱不释手，执著沉迷，给主体带来消极的影响。故而对于书画应该采取一种“悦”而不“执”的欣赏态度。这种思维方式，蕴涵着禅门“于相而离相”、“住而不住”的精神。     

《三国演义》原著成书于元代—以《三国演义》正文中的典制和俗语为中心

本文通过考析《三国演义》正文中的“密州”、“中山府”、“滑州”等元代地名,“太史院”、“太常院”、“枢密院”等元代官制,以及“的实”、“军士不打”等元代俗语,论证《三国演义》原著必成书于元代。因为这众多例证表明,作者最熟悉的是元代社会生活;同时,假如《三国演义》为明代成书,那么作者不可能再使用这些早已废除的元代典制和早已过时的元代俗语。     

神女:质疑与认同--苏轼诗词中巫山神女题材和典故体现的文化心态及其哲学根源

从“尽其自然之理”的哲学思想出发，苏轼在《巫山》一诗中对宋赋巫山神女故事的真实性提出质疑，从“天下之同安为善”的政治观念出发，苏轼在《神女庙》一诗中重塑巫山神女形象，用以体现他的社会理想；从“任性逍遥，随缘放旷”的人生态度出发，苏轼在其诗词中反复使用巫山神女典故，对宋赋神女故事的情爱内涵予以认同，这三者的矛盾统一构成办轼诗词异彩纷呈的文学景观，表现了苏轼以张扬“性情”为特征的文化价格心态。     

论元代咏史散曲

元代咏史散曲是我国古代咏史诗的一种特殊形式，是我国咏史诗继唐之后的又一发展高峰，但人们对它的专门研究却很少。本文分析了元代咏史散曲兴盛的三个原因：古代咏史诗体发展的结果，元代黑暗社会和高压政策的促成，唐代“温李”诗风的影响；论述了元代咏史散曲发展为继唐之后中国咏史诗又一高峰的四个特点：作家人数众多，作品数量众多，形式多样，风格多样；概括了元代咏史散曲思想内容的三个主要方面；阐明了元代咏史散曲在中国咏史诗发展史中的地位。文章弥补了中国咏史诗研究上的不足。     

论元代鲁国大长公主祥哥刺吉及其与汉文化之关系

元代鲁国大长公主祥哥刺吉以其显赫的地位与权势，深受汉文化之影响，结交和提携了一大批汉族文人学士，召集了“天庆寺雅集”等，对元代蒙汉文化文艺交流做出了重要贡献。对其进行研究，在整个元代蒙汉文化关系及元代艺术史研究方面具有学术价值。     

读苏东坡的四部传记

《东坡先生墓志铭》是苏轼之弟苏辙的亲笔墓志,苏辙用平实的语言,真实再现了苏轼的一生。元代脱脱的《宋史.苏轼传》在墓志铭、笔记史料的基础上加以润色而成,中间穿插有不同时期苏轼上表的疏、议,内容详实,前后连贯。林语堂本《苏东坡传》和王水照、崔铭本《苏轼传:智者在苦难中的超越》都是可查可考、资料详实、内容丰富的人物传记。     

林和靖其人其诗

西湖孤山梅林的放鹤亭畔,曾经是北宋负有盛名的山林诗人——林和靖安眠的地方。宋代在这里有三贤堂,纪念他和白居易、苏轼三人;元代又建祠堂、亭轩,并有林和靖塑象,落成之日,“观者塞路,湖堤之人如蚁”;明代又作放鹤亭等;清代林则徐于杭嘉湖任内,重作修葺。亲题楹柱……数百年来凭吊不绝。元代著名诗人萨都刺说他是“自爱烟霞居物外,岂知名姓落人间”。 如何看待他的隐居避世的一生,怎样整理、评价由于“好事者往往窃记之”而得以留给后人的部分诗词,是值得我们进行探索的。     

苏轼“和陶诗”艺术风格论略

苏轼“和陶诗”问世以来，诗评家对其艺术成就褒贬不一。其实，苏轼“和陶诗”的创作，并未脱离现实生活，是作者在特殊境遇下，借陶渊明之酒杯，浇自我之块垒，是借鉴古人成功的艺术形式来抒发自我对现实的强烈感受，并在学习陶诗的艺术风格中，融入自我独特的风格。“和陶诗”体现了苏轼晚年的艺术追求倾向，与早年那些生机勃然的诗歌相比，“和陶诗”呈现一种跳动的闲淡、一种朴茂之美，诗风平淡自然，感情真笃充沛；超然淡泊，意与境合；托物言志，意在言外；写景传神，时见佳句。苏轼的“和陶诗”没有等同陶诗，而是自具本色。     

试论苏轼词作的主体风格

关于苏轼词的主体风格，历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文章从苏轼改变词风，提高词品，用词反映丰富多彩的现实生活的制度入手，提出了“以诗为词”一说，同时对文学史上曾有过的关于“以诗为词”的阐释，大胆地提出了质疑。     

元代文人优伶意识论

元代下层文人因为时代的原因被迫以“移宫换羽”为业。清初署名“于陵孟公”者在跋宋徽壁散曲时云：“今乐府不作，古诗不歌，欲人时时传咏，必出于元人优伶之调。”这“优伶之调”在一定意义可以说明，在元代，广大下层文人确实与优伶间存在一种强烈的文化同构感——即元代文人的优伶意识。这种意识通过元代文人的自贱的身份潜认、戏谑的文化本性、狷介的角色仿形三个方面表现出来。     

论苏轼以唐诗为词

今人对苏轼的豪放词己经认同甚至赞赏,但在以婉约词为霸主地位的北宋词坛,苏轼的豪放词一出现,便引起了天下舆论哗然,明眼人一下就看出苏轼是在“以诗为词”,皆“句读不葺之诗耳”。     

苏轼的军事体育思想与实践

本文对苏轼的军事体育思想及其实践活动进行了初步的探讨，认为，苏轼的军事体育思想是针对当时外患频仍、统治秩序不稳定，急需加强军事力量的现实情况而提出的，他在任地方官时推行了“肃军纪”、“教战守”、“训兵旅”等强军措施，对于巩固边防、稳定社会秩序均起了积极作用。同时指出，苏轼不仅在文学上有很高的成就．而且注重体育锻炼，骑术好、射术精，是文武双全的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