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述《晏子春秋》的学派归属与图书归类问题

《晏子春秋》是记录春秋时期齐国大夫晏婴思想言行的一部著作,它在目录学中的学派归属与图书归类问题一直在学术界存在着很大争议,尤其是学派归属问题。在当代＂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学术氛围中,我们对此问题有了越来越深的研究,《晏子春秋》不但是一部富有浓厚政治思想色彩的古典文学作品,也是研究我国春秋战国时代历史、文学、哲学史的重要文献,这已渐渐得到众多学者的认可,同时这也将继续促进我们对《晏子春秋》其它问题的研究。     

《晏子春秋》的成书年代

《晏子春秋》是一部由历史人物晏婴的传闻逸事连缀而成的作品，其成书年代至今尚存争议。如果从《晏子春秋》的文体渊源出发，对其在文学发展的进程中适当定位，根据其文体特征，运用比较的方法可以推断出《晏子春秋》的成书年代大约在战国初期稍后，中期以前。     

中国文学中的“情”、“味”、“境”——兼谈王文生《中国美学史：情味论的历史发展》

＂情＂、＂味＂、＂境＂是最能体现中国抒情传统文学旨要的核心概念,也是王文生对古典传统研究自始至终所执着追寻与探视的人生审美理想。《中国美学史：情味论的历史发展》是王先生继《论情境》后推出的力作。其最为新颖之处无疑是＂以情味之线,牵美学之史＂。他从中西文化语境纵观中国传统抒情文学并逗引出＂情味论＂,并对＂情味论的历史发展＂作了交互式的潜在整合、梳理和大胆果敢的纠评与言说,给人以深刻的启悟。     

“托辞”：方玉润的诗学修辞论

清代滇籍学者方玉润的《诗经原始》在中国传统《诗经》研究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被誉为清代《诗经》文学读解的扛鼎之作。方氏解《诗经》的诸多精到之处,论者已多有论及;唯其所标举的＂托辞＂却鲜有人注意到,而＂托辞＂正是其＂原诗人之始意＂的重要方法,也是其判定＂诗＂与＂史＂之分界及拓展诗之＂言外意＂的重要手段。当然,＂托辞＂的泛化也是方氏诗学不可回避的缺陷。     

中国的神话历史——从“中国神话”到“神话中国”

神话在今日学科体制中归属于文学是一个大错误。因为神话概念远大于文学。神话作为初民智慧的表述,代表着文化的基因。后世出现的文、史、哲等学科划分都不足以涵盖整体性的神话。作为神圣叙事的神话与史前宗教信仰和仪式活动共生,是文史哲的共同源头。中国早期历史具有“神话历史”的鲜明特点。文学人类学与历史人类学的会通视角,是重新进入华夏文明传统,重新理解中国神话历史的门径。从《尚书》《春秋》到《周礼》《说文解字》,古代经典体现着神话思维编码的统一逻辑。参照玉神话与圣人神话的八千年传承,呼吁学界从文学视野的“中国神话”转到文化整体视野的“神话中国”。     

简析陆机《文赋》的文学思想

陆机的《文赋》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它探讨了文学的内部规律,将＂物、意、文＂矛盾关系引入创作过程,并对文学构思过程及艺术表现过程作了深入的理论探讨;《文赋》中还提出了＂缘情＂主张,这些思想对后世的文学批评具有深远的影响。     

话语讲述与叙述姿态：“十七年”文学的归属差异与分歧——从《新文艺大系》、《新文学大系》的小说篇目编选谈起

《中国新文艺大系》与《中国新文学大系》在＂十七年文学＂的小说篇目编选上,表现了编选者不同的精神背景对同一段文学的不同讲述,以及编选者所处的时代背景的规训,在＂谁＂的＂十七年文学＂这一问题上存在着归属的差异与分歧。我们应该以客观的目光去正视这段历史,靠近这段真实存在过的文学,最真实地还原这段文学的历史,从而给予＂十七年文学＂以更准确、更真实的文学史定位。     

元好问《中州集》的文学史意义

元好问《中州集》由魏道明编辑、商衡手抄的《国朝百家诗略》与其所＂记忆前辈及交游诸人之诗＂两部分组成,这是造成《中州集》前后体例不一的关键性原因。《中州集》不仅是集金代诗人诗作之大成的一部诗歌总集,而且具有明显的编年性质,为后人研究金代诗歌提供了最重要的文献依据。《中州集》每人一篇的作者小传,具有三个方面的文学史料学价值：一是众多小传中的传主事迹可补《金史》之阙;二是小传载录了数以十计诗人的各类书目,而成为了《金代艺文志》的重要组成部分;三是小传中以例举或评曰的形式,收录了＂正集＂之外的82人的207首＂集外诗＂。《中州集》＂诗传合一＂的编辑体例,＂以诗传史＂的编辑思想,＂以年为序＂的编辑方法,对后世诗选家影响深远。     

“古琴”之称的源流考辨及成因探微

根据目前所见资料,＂古琴＂一词最早见于北周庾信的诗《幽居值春》,而到了唐代＂古琴＂已是常见之词,后沿至明清而不绝。＂古琴＂一词蕴含着诸多文化因素：有社会变迁的缘故;有文学与语言的发展变化;有古琴自身历史发展的原因;更有其它中外乐器不断交流冲击的作用。     

说“亮”

唐本《说文解字》曾收有亮字,传本《说文》无亮字,依据古文献用例及字形分析,认为＂亮＂从儿,京省声,本义为＂敦柔信爱＂,＂佐＂、＂相＂是引申义,＂明＂是后起义。     

"经""史"之别:王闿运对《春秋》的基本态度

“经”、“史”之别是王闿运《春秋》学的一个基本概念。他认定《春秋》及《公羊传》、《梁传》是“经”不是“史”,在“义”不在“事”,而《左传》为记事之书。在此前提下,王运展开了对《春秋》学的研究,沿着公羊家之“义例”解经风格,努力阐释经典之微言大义,以达通经致用之目的。     

春秋卿大夫的哲学、文化与精神

春秋卿大夫人数众多，社会地位重要，他们的睿智的哲学理念、良好的化素养和颇有时代特色的精神风貌，对春秋及中国古代的历史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春秋》与“羲”：“羲”的文化渊源及内涵之探

虽然《春秋》全文并无“羲”字，但“三传”通过阐释《春秋》之“羲”，正好衔接了“羲”在此前后的文化内涵，将本来仅是针对“天-王”关系的“羲”扩展到“天-王-诸侯-大臣”、“中国-蛮夷”的维度。孟子和其他战国思想家又进一步将其扩展到君子修养和普通个体的心性使用层面，“羲”成为一个重要的伦理道德性范畴。这种衔接并非巧合，“羲”之所以成为阐释《春秋》的核心，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春秋》的文本性质与功能具有“羲”的原始发生内涵与指代功能：“羲”将“羊”置于“我”之上，它表征出王权的神圣性、仲裁性，以及神灵监督王权的合法性。《春秋》包含了天与时政纲领的依赖关系，以及天与君王及大臣的责任关系。它既能表征出王权的神圣性，又能监督王权的合法性。“神”与“王”的神圣关系、史官记事对“王”的监督功能是“羲”和《春秋》内在相通的契舍点。历来阐释《春秋》者无不从“螽．”牢着眼，这不是偶然，而是间接地．旁证了《畚教》的巫虫性和文化功能．     

张载的《春秋》学思想

北宋理学创始人之一的张载，从宋代政治活动的实际需要出发，寻找内政外交的指导思路，对《春秋》作了一定深度的研究，其《春秋》学思想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第一，确立《春秋》在五经体系中的重要地位；第二，以天理作为研习《春秋》的理论指导；第三，积极参与处理夷夏问题，为解读《春秋》提供现实政治上的依据。     

《春秋》若干问题试析

"春秋"概念内涵的演变是一个逐渐缩小的过程。孔子既没有创作也没有修订《春秋》,只是将其用作教育学生的教材。《春秋》作为一部史书,创立了编年体的史书体例;《春秋》又是一部政治化的著作,叙事讲究"笔法"、"书法""、义例",对中国传统史学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吴越春秋》中的占卜方式及特点

占卜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吴越春秋》这部汉代著作在抄录前人史书的同时,加入了很多占卜方面的描写,使原本就不乏此内容的史书进一步增加了神秘的色彩,由此也奠定。了其在史学史和文学史上的地位。这些占卜的方式受到汉代阴阳五行的影响,以及从春秋到汉代这段时间内南北文化的交互影响,但带有明显的吴越地区民风和民俗的倾向。     

在比较中看傣族英雄史诗《厘俸》的战争文化心理

一个民族的作家在文学的领域里如何描述和评价战争,展示着一个民族独特的文化心理与精神气质。在世界文学交流融汇的背景下,解读中国少数民族的英雄史诗,有助于发现各民族文学的独特价值,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中国多民族文学世界的丰富性。将傣族英雄史诗《厘俸》与古希腊史诗《伊利亚特》和中国主流文学中较多描写了战争的《春秋》、《左传》等作品相比较,可以看出傣族人民崇尚力量、赞美勇敢,但却否定掠夺、向往和平生活的独特文化心理。它的尚武精神是战争频繁的历史时代与农业文化环境相交融而孕育出来没有血腥味的尚武精神。     

刘敞《左传》学对杜预的批评

杜预《春秋经传集解》于《左传》学多有发明，但其问世后所面临的批评也从未停止。宋儒刘敞治经专尚探究义理，因此针对杜预主“《春秋》为鲁史”、“经承旧史”等说而湮没《春秋》大义深为不满，并责备杜预不通经义、臆断解经，这些批评在《左传》学史上是比较少见的。     

论《春秋》笔法对中国古典诗赋“惩劝”论的影响

《春秋》笔法之“惩恶而劝善”对中国古代诗论和赋论产生了深远影响.自汉迄清,虽然不乏审美体验、个性情感的追求,但“美刺”、“讽谏”一直都是诗歌创作和诗歌品评的重要参考标准,充分体现了“《诗》与《春秋》相表里”的观念.受“依经立义”意义生产方式的影响,汉赋的创作和评论也多围绕“颂扬”、“讽谏”入手,虽然他们褒贬殊异,入思理路却惊人一致:肯定者借助“讽谏”的理想功能来提高汉赋的地位,贬抑者则借助“讽谏”的既成实效采否定汉赋的价值,共同指向其“劝百讽一”的美学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