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介效应视角下环境规制对环境库茨涅兹曲线的影响研究

在阐述环境规制对EKC影响机制的基础上,以环境污染综合指数为代理变量,运用中国2003—2017年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构建EKC扩展模型,考察环境规制对EKC位置和峰值的影响;构建中介效应模型,分别以技术创新和产业结构升级为中介变量,考察环境规制对EKC的传导机制。结果表明: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存在倒"U"型曲线关系;环境规制对EKC的峰值和位置产生显著影响,环境规制强度的增加导致EKC向左下方移动,EKC提前达到峰值;环境规制不仅直接对EKC曲线产生影响,还通过技术创新与产业结构升级两条路径间接对抑制环境污染产生积极作用。     

长江经济带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脱钩的效应及驱动因素研究

我国经济发展正逐步从追求数量、粗放式扩张模式向追求质量和环境效益的模式转化,实现经济增长的同时减少环境污染,其实质是实现二者绝对脱钩.本文运用长江经济带11个省市2006年～2017年面板数据,通过Tapio脱钩弹性指数首先分析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脱钩效应,对其进行时空分异研究;其次运用Stata 15.1采用GMM估计方法研究经济集聚、人口集聚、环境规制等驱动因素对脱钩的影响大小和方向,并进一步探讨环境规制影响脱钩状态的作用路径.结果显示：1)从时间分异来看,长江经济带11个省市从2006年～2017年整体呈现为绝对脱钩-扩张负脱钩-绝对脱钩的周期性特征.多数省市在2017年脱钩程度都最高.2)从空间分异来看,脱钩指数平均值都处于绝对脱钩状态的省市包括湖南、四川、浙江和重庆,所有省市最近两年的平均水平都处于绝对脱钩状态,预示良好的绝对脱钩发展趋势.3)从脱钩的驱动因素来看,经济集聚与脱钩为“倒U”型曲线关系;人口集聚与脱钩为“U”型曲线关系;环境规制能够显著促进脱钩发展,适当的环境规制会通过产业结构调整、开展技术创新进而助推其脱钩,且通过产业结构调整的方式对脱钩的影响力度远大于技术创新;此外,“倒U”型曲线关系显著存在于脱钩指数和人均GDP之间.基于研究结论提出相应对策建议：适当提高经济集聚水平,保持适当的人口集聚度,制定适当环境规制政策,积极促进产业绿色转型与技术创新,践行生态文明理念.     

数字经济、产业协同集聚与高技术产业技术创新

发展数字经济是新时代的战略选择，高新技术产业作为重大突破性技术的主要创新载体，其核心技术创新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明确数字经济对高技术产业驱动创新的内在机制，才能有效利用数字经济赋能产业创新，引领未来经济高质量。本研究以2011~2021年度中国34个省份中的30个省份的数据为基础，构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指标体系，多维度实证分析数字经济对高技术产业技术创新的影响效应。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对高技术产业的技术创新能力有着明显的促进作用；同时，数字经济通过促进产业协同集聚的中介效应促进高技术产业的技术创新；数字经济发展水平促进高技术产业技术创新的影响存在区域异质性，东部地区的驱动效应相比中部和西部更大；数字经济的创新效应存在非线性关系。     

环境规制、技术创新与经济增长 ——基于我国省级面板数据的研究

基于我国省级面板数据,采用中介效应三步法,实证研究技术创新在环境规制与经济增长关系中的中介效应。结果表明,技术创新在环境规制与经济增长关系中能够发挥显著的中介效应,环境规制是通过促进技术创新而间接影响经济增长的。研究突破已有实证研究割裂环境规制、技术创新、经济增长三者关系的局限,厘清环境规制、技术创新、经济增长的逻辑关系,阐明环境规制影响经济增长的作用路径,有力回应了波特假说。研究表明,只有引致了技术创新的环境规制才能正面影响经济增长,这对环境规制政策的制定和被规制企业有实践启示。     

环境规制下OFDI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 ——基于长江经济带的实证研究

具体分析OFDI、环境规制以及两者如何共同作用于绿色技术创新，基于动态GMM模型和面板门槛模型，选取长江经济带11个省市2005—2017年数据，进行全样本和分区域分析以及不同条件检验。研究发现：对外直接投资正向影响绿色技术创新，而环境规制与绿色技术创新呈倒“U”型关系，同时环境规制具有调节作用；OFDI、环境规制的影响效应存在区域异质性，其影响在长江下游地区更为显著；环境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存在显著的环境规制、经济发展和人力资本门槛效应。因此，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持续增长的过程中，有必要注重环境规制，确定适当的环境规制强度，提高绿色技术创新能力。     

环境规制对产业转型升级的影响研究以京津冀及周边地区为例

新时代背景下,促进生态环境与经济的协调发展是中国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任务.环境规制是改善生态环境的政策工具,产业转型升级推动了现代经济体系的建设,所以,环境规制政策能否有效促进产业转型升级是本文研究的重点.通过在《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中提到的"2+26"个城市,锁定"领导小组"的计划实施范围,为准自然实验提供了条件.基于2005～2017年的省级数据,以京津冀及周边省(市、自治区)为例,通过构建双重差分模型,研究了环境规制政策对产业转型升级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环境规制政策能显著促进实验组地区的产业转型升级水平,并且具有显著的地区差异性;人力资本水平、经济发展水平、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和固定资产投资对产业转型升级水平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城镇化率具有并不显著的正向影响;而技术创新和对外开放程度对产业转型升级具有负影响.     

金融发展、环境规制与技术创新关系的实证分析——基于面板门槛回归模型

利用我国29个省市1995—2011年的数据,构建了面板门槛回归模型,分析了金融发展、环境规制与技术创新之间的门槛效应,并在金融发展与环境规制结合的视角下分析了环境规制与技术创新的关系.结果表明,金融发展与技术创新之间存在单门槛,它们之间呈现"U"型关系;环境规制与技术创新之间存在双重门槛,低强度的环境规制能够有效地促进技术创新,较高强度的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减弱,而高强度的环境规制不利于技术创新;从金融发展与环境规制结合的视角来看,环境规制与技术创新之间仍存在双重门槛,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的门槛作用受到金融发展的影响;当金融发展效率较低时,环境规制不利于技术创新,而当金融发展效率较高时,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起着积极的促进作用.     

环境规制、产业升级与城镇化质量 ——基于省级面板门槛模型的研究

构建了环境规制、产业升级与城镇化质量之间的关系理论框架,利用2005—2014年中国的省级面板数据,使用固定效应模型来检测产业升级、环境规制与城镇化质量之间的作用关系。为进一步说明,分别以环境规制和产业升级作为门槛变量,表明三者之间的作用机制。研究结果显示,产业升级和环境规制对城镇化质量有显著的作用,产业升级和环境规制对城镇化质量的影响存在显著的环境规制强度和产业升级水平的双门槛效应;产业升级能够推动城镇化质量的提升,倘若不能有效促使企业进行产业升级,而仅仅只是依靠强化环境规制来提升城镇化质量,是不可持续的。     

技术创新、商业模式创新与瞪羚企业绩效 ——基于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法

以长三角经济圈2011-2018年城市数据为样本,在测度绿色技术创新效率和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基础上,实证检验了技术创新、数字经济和区域经济发展之间的影响效果和作用机制,通过逐步检验回归系数法验证了数字经济的中介效应.结果 表明,技术创新能够显著促进数字经济和区域经济发展,技术创新通过提升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路径助推区域经济增长,基于研究结论,可为长三角及其他地区借助数字经济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思路.     

区域一体化对旅游经济增长影响的机制研究——来自长三角城市群的准自然实验

区域一体化日益成为旅游经济增长的重要诉求，对驱动旅游高质量发展具有深刻意义.本文基于2002—2019年中国217个地级及以上城市数据，通过构建双重差分模型(DID)实证检验了长三角区域一体化政策对旅游经济增长的影响，并对其作用机制展开探析.研究发现：(1)长三角区域一体化政策能显著促进旅游经济增长，且经过PSM-DID检验、安慰剂检验等之后，结论依然成立；(2)长三角区域一体化政策的旅游经济效应具有即时性、异质性特征，在政策实施当期便能发挥效益，且对核心城市旅游经济的影响程度明显高于非核心城市；(3)长三角区域一体化政策能通过技术创新、产业集聚、产业结构升级等传导路径促进旅游经济发展，且通过旅游产业集聚影响旅游经济增长的正向效应最大，科技创新次之，产业结构升级最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