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团圆、张爱玲与左派

1990年代以来，新的“文化左派”学者们对张爱玲其人其文提出了不少有生产性的见解，并从张爱玲小说中生发出了一些重要的思想问题。最近出版的《小团圆》，其中有大量张爱玲早年小说的写作背景，更加重要的是，张爱玲在这部自传体小说中整合个人经验、“完成自我叙述”的姿态，对“左派”研究者的观点提供了补充与挑战。     

冲出樊篱的天才--张爱玲与卡夫卡比较

张爱玲与卡夫卡有许多相通之处，如相似的成长环境与情感经历，创作中同样浓厚的自传性色彩共同的对人生虚妄、荒诞的真切体验等。本文尝试从平行研究的角度对两位作家进行梳理分析，以求同存异。     

理性·平明·反讽：张爱玲与萧伯纳

作为张爱玲喜爱的一个作家,萧伯纳无疑对张爱玲创作具有一定的影响。但就目前研究现状来看,学界对此尚未专门研究。张爱玲欣赏和喜爱萧伯纳戏剧中理性的智慧、平明的态度与反讽的艺术,但她并不是机械照搬,无论在理性之思、平明态度,还是反讽艺术,都渗入了个人的体验感悟,并以敏慧的艺术感受进行创造性转化。     

张爱玲的女性意识及其在《传奇》中的表现

本文主要论述张爱玲的女性意识的特点及其在《传奇》中的表现。张爱玲的女性意识纷纭复杂，既有其独到深刻的一面，如对女性意识中原罪意识的挖掘；又有其守旧落后的一面，如她否定女性的自强自立。她的“女人永远是女人”是把“女人”当作“女人”而非“女人”，这也妨碍了她进入中国一流作家的行列。     

张爱玲创作中的“人性”主题及其非市民文学性质

张爱玲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个“异数”,作为一个在“乱世”之中追求个性、自由、自主写作的独特的一个,作为一位不属主流又漠视政治潮流,而被中国现代正统文学史排挤在边缘的文学家,在近几被“发现”了,甚至成为一些所谓“新都市”作家追慕的“典范”。她的被“发现”,得自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海外学者的推崇。在中国大陆80年代以前的文学史上,根本没有张爱玲的名字,即使提及也多当作“反面教材”,而在海外研究者眼里,她却有极高的位置。如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给了鲁迅26个页码,却给了张爱玲43个页码。有人甚至认…     

离散中追寻生命踪迹的自我书写——论张爱玲小说《小团圆》及其晚年的文学书写

战争、国族、性别（政治）是张爱玲的“自我”书写应对的三个层面，由于缺乏健全的人格，她没能妥当地处理好这些关系。《小团圆》在重构生命世界的自我认同中，存在着文本和书写者、文学和历史之间的张力。在离散境遇以及跨语际书写、翻译之中，张爱玲经受着文化认同的混乱和徘徊并最终走向母语写作和中华文化认同。晚年张爱玲在追寻生命踪迹的无休止的涂写中表征着书写的焦虑，这种书写行为喻示着生命本原的不可抵达，生命的踪迹如灰烬，它是一种虚妄的存在。在这层意义上，《小团圆》是张爱玲生命燃烧过后的“烬余录”。《小团圆》的面世，昭示着张爱玲晚年又出现了一个创作高峰，虽然比不上她的“传奇时期”，但在当今全球化时代、传媒时代，作为一个文学现象的张爱玲正在被无限“书写”之中，形塑了一个新的传奇。     

论张爱玲与《海上花列传》

张爱玲及其小说与晚清小说《海上花列传》具有很深的传承和超越关系，两具有相似的叙述模式，相似的人物设置，但表达处理方式却完全不同，这种特殊的传承和演变，使张爱玲小说真正兼有了“现代化与中国化的双重品质”。     

试论张爱玲的翻译

张爱玲的翻译作为完整的张爱玲研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长期处于被忽视的状态。张爱玲的翻译生涯可分为：涵泳砥砺期、翻译实践期和精益求精期。张爱玲的翻译涉及语际翻译(英汉互译、改编等)和语内翻译(从吴方言到国语)。翻译题材从小说、散文、诗歌到电影剧本等不一而足，同时亦留有佳译。特别是《海上花列传》注译，为这部中国近代小说光彩再现，做出卓越贡献。     

大通地区鸟类群落生态的研究

鸟类群落的研究是鸟类生态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国内外学者在这方面作了大量的工作，但在大通地区鸟类群落方面的研究尚属空白，作者于1998年-2005年对区内的鸟类进行了调查研究。现将调查结果报道如下，以便和一些学者共同探讨。     

清代乡村社会契约秩序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在清代的乡村社会，各类契约得到了广泛运用，其中，必然存在着支撑契约运行的的契约秩序。本文指出了在清代乡村社会契约秩序的研究中。我国学者和日本学者的相关研究的一些不足，以及对这一问题研究的展望。     

张爱玲的间接诉情文本解读

《红楼梦魇》是张爱玲情节化操作之外的特例,这部关于《红楼梦》的考据和评点专论,是她穷毕十年精力的后期作品。张爱玲对《红楼梦》及研究的“疯狂”,是其这部学术专论的表征;而她与《红楼梦》及其作者之间的文化传承关系,是这部专论的非学术隐义。张爱玲与曹雪芹文人品格的共性,源于他们共同的末世之感;张爱玲继承了《红楼梦》对悲剧本原的演绎方式,将《红楼梦魇》作为自己的间接诉情文本。     

论张爱玲对鸳鸯蝴蝶派的传承和超越

张爱玲和鸳鸯蝴蝶派历来有着不可割舍的联系。在市民题材取向、商品化特征、女性主题和传统笔法等方面,张爱玲的小说创作对鸳鸯蝴蝶派小说有所传承,但她对之又有全面的超越。张爱玲用娴熟的民族形式和多样的现代技巧,表现了深刻的思想内容和独特的现代意识,这些都大大超越了鸳鸯蝴蝶派。     

张爱玲小说中的上海都市民俗描写

张爱玲及其小说与上海都市民俗关系密切。上海都市民俗中的居住习俗、交通习俗以及民俗时间,对张爱玲小说的人物塑造、情节推动以及主题升华等方面都有重要影响。张爱玲小说着重描写了弄堂和洋房、三轮车和电车以及都市民俗时间。张爱玲小说交织着传统和现代两种文化因子,呈现了20世纪30年代上海特有的民俗风情。     

张爱玲《传奇》解读

从《传奇》小说主人公的非正常欲望出发，分析了张爱玲对此合理化书写的复杂过程，并由此来看她在两种文化间所展示的都市小人物因身处乱世而历经不幸的命运，从而理解其苍凉的美学追求。     

从《红玫瑰与白玫瑰》探讨张爱玲丑的审美艺术

张爱玲是我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异数",她笔下主要描写了在封建传统文化与现代思想交织下普通男女的情爱生活。张爱玲以其独特的创作风格和以丑为美的审美风格刻画了许多行为诡异、心理变态的人物形象,揭示了现实生活中人性深处最真实的一面。小说《红玫瑰与白玫瑰》中男女主人公的际遇反映了张爱玲丑的审美艺术及其创作心理。     

租界文化语境下张爱玲的电影情结

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上海成为中国电影文化中心,看电影成为上海市民的重要娱乐方式。上海租界的特殊文化语境孕育和催生了张爱玲的电影情结并表现在她的文学创作中。租界文化影响了张爱玲的电影评论、电影剧本创作及其小说创作。     

繁华落尽谁如旧——张爱玲《金锁记》服饰描写再解读

张爱玲在他的创作中,总是把对人物衣饰的描写放在重要的地位来展示。在张爱玲的成名作〈金锁记》中,服饰意象在展示小说的主人公曹七巧一生的命运变化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跳不出性别的尴尬——从职业女性命运看张爱玲对女性生存的终极关怀

张爱玲一贯以生存本位的态度审视女性世界，她小说中那些自食其力、独立自尊的职业女性形象虽不及旧式女人鲜亮，但她们身上却体现了张爱玲对女性生存和女性自身解放的深层思考和探索。     

月亮意象的女性内涵——张爱玲小说的一种表述

张爱玲对于月亮意象阴晴圆缺的透视有三篇代表性的小说，小说展示了女性的边缘处境，揭示了女性根深蒂固的“女奴意识”。张爱玲之所以选取月亮意象作为女性悲剧命运的象征，客观原因是对传统文学中“女人是月亮”喻象的继承，主观原因是张爱玲自身的独特经历与感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