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对立到合流：明代言官群体与宦官的互动

基于身份和政治理念的不同,明代言官群体与宦官有着本能的对立,在宦官为祸炽烈的正德、天启朝,二者的对抗尤为惨烈。但随着明代政治格局的演变,言官与宦官的政治分野逐渐模糊,双方的关系由对抗趋于合流。从整个明代的历史来看,言官群体制衡宦官的作用十分有限,在与宦官的较量中多处劣势。究其由,首先,宦权是异化的皇权,宦官假手皇权压制言官;其次,言官群体分化蜕变,丧失气节,党附宦官,助纣为虐,改变了双方的力量对比。     

明代吏部尚书考论

《明史·七卿年表》详细记载了洪武十三年以后吏部尚书任、去职的年月始末与结局,所载吏部尚书几乎臻于完备。综合可考的史料,尽可能准确、详备地对洪武元年至洪武十二年的吏部尚书进行一番梳理后补订的此十二年间的明代吏部尚书表是对《明史·七卿年表》的补充与完善。对几种吏部尚书表进行必要的整理分析,结果表明：在明代二百多年的历史之中,吏部尚书的任期呈现出阶段性变化的特点;明代吏部尚书由于受到皇权、阁权和宦权的挤压,导致在整个中央体制中的影响十分有限。     

刘义康谋反事件探析

刘义康谋反事件是刘宋政治史中的一件大事，它开启了南朝宗室内讧的序幕。刘义康事件是刘宋初年徐羡之、傅亮事件的延续，是次等士族不甘心失去辅政权，与门阀士族之间的又一次激烈斗争。本文从刘义康事件双方阵营主要人物的阶层分析入手，分析事件性质。刘义康事件是晋宋之际门阀政治向皇权政治转变的大背景下发生的，反映了晋宋政治格局转变的复杂性。     

明代君主对臣子人性关怀的缺失

明代作为中国封建统治日益走向专制的重要阶段,在政治体制上皇权专制日益强化的同时,君臣之间的关系也出现了一系列问题。明代君主利用严刑酷法对臣子进行肉体摧残,利用严密的监察制度对臣子进行全面监控,在对臣子的俸禄方面也显得极端吝啬,这些现象表现出明代君主在对臣子人性关怀方面存在严重缺失,并对明王朝的政治命运产生了重要影响。     

官绅在中国社会变迁中的反功能

在传统中国政治权力结构中,官绅是一个特殊的阶层,他们上承皇权下接民权,在社会变迁中有其独特的功能。在政治上,由于中国政治权力结构的独特性,注定了官绅不可能脱离皇帝而形成自己的政治力量,在皇帝面前他们选择了臣服,绅权最终没能限制皇权,他们逐渐成长为社会的寄生阶级,。在社会上,绅士所代表的伦理知识逐渐与技术知识相分离,使中国社会失去了发展的原动力,最终造成了中国社会的静止。     

门阀士族与刘宋宗室内乱

随着刘宋政权的建立，东晋士族门阀政治日趋衰落，皇权政治逐渐复兴。但门阀士族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仍是皇权依靠的重要势力，他们与新起的庶族、宗室等力量不可避免地展开了权力的争夺。细绎每一次刘宋宗室内乱，都可以发现门阀士族的身影活跃其间。可以说，在宗室内乱中，高门与寒庶、高门与皇权之间的斗争是一味重要的催化剂。     

明代阁权与部权之争的历史轨迹

随着内阁权力的不断扩大.内阁对六部之权的侵夺成为势所必然,并且越来越明显.而六部则以"祖制"作为最有力的武器与之抗争,阁、部之间的矛盾重重.可以说,内阁与六部的权力之争贯穿于永乐以后明代政治的历史,对明代政治发展所产生的影响不可小觑.     

明代“民主法治”思想初探

明代方孝孺和黄宗羲是我国法律思想史上极具代表性的人物,他们创造性的提出＂民主法治＂的命题,在封建社会是独树一帜的,他们将皇权重新定位,将权力限定在法律的范畴之内在封建思想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也是我国传统民主法治理念的滥觞。     

明代南京六部的重要作用与历史地位

明代南京六部的重要作用和历史地位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政治上,作为明代中央政权的备份,维护了南方政权的稳定。经济上,保证了中央的财赋收入。军事上,保证了南方军事的稳定和支援了东南沿海的抗倭战争。     

于谦的悲剧:一个政治学的解读

本文从政治学的维度对明代著名政治家于谦的死因进行了重新解读 ,指出 :一代清官和民族英雄于谦的政治悲剧 ,其根源主要不在奸臣陷害 ,也不是明英宗的的昏庸或残忍 ,而是在英宗复辟成功、皇权转移更替之际 ,皇朝最高统治者为确立其“复辟”的政治合法性 ,为重建因景泰帝继统而遭到破坏的皇统的政治需要之所致。     

评吕夷简

北宋寿州吕氏,上承东莱吕蒙正,下启婺州吕祖谦,关键人物为吕夷简,宋仁宗在位40年,是北宋发展的顶峰,前20年由吕夷简辅政,巩固了北宋皇权,为社会稳定,经济发展作出了贡献。与此同时,封建经济社会的矛盾也在积累,吕夷简对此缺乏远见与对策,造成积重难返。     

冲击与回应:藏区土司和明中央政府的政治关系研究——以董卜韩胡土司为例

在考证董卜韩胡土司几个实际问题的基础上研究了明代藏区土司和中央政府的政治关系。认为一批实力较大或地处偏远的土司虽然作为中央王朝治理边疆的一支重要的政治力量,为安边守疆,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但他们往往对抗中央王朝,和中央政府在中国政治舞台上基本上处于一种冲击与回应的政治博弈状态。中央统治者对土司蛮夷与边吏二元价值体系下的政治思维,使土司集团始终处于中央王朝统治者政治视野中的政治边缘和对土司的歧视与不信任并存的状态。腐败的吏治不仅影响了中央政府在土司心目中的形象,而且也激化了中央政府与土司的矛盾,使国家化解这种矛盾的各项措施成了加剧这种矛盾的催化剂,也使国家在化解这种矛盾过程当中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明代科道官参与廷议之得失

明代科道官不仅广泛参与议政,而且一些重大廷议活动往往由他们发动,有时甚至控制了廷议。科道官参与廷议体现了地主阶级内部最大限度的民主,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君权的非正常行使,减少了许多重大问题的失误,有利于朝廷决策的正确性、可行性,以保障国家机器和社会机体的正常运转。然因皇权高度膨胀,科道官议政势必受到皇权的制约,其作用是有限的;尤其是明中叶以后,科道官多卷入党争,其议政都从党派利益出发,已无积极作用可言。     

论明代皇权与司法

在封建专制社会条件下,皇帝掌握国家的最高统治权力。明代专制主义极端发展,皇帝对司法权的控制超过历代。皇帝不仅通过他所掌握的最高司法权控制着全国的司法,而且把这种权力不断地扩大,使其为强化政治和经济的皇权服务,从而导致司法的专横和专制主义的极端发展。     

明初三司会审制度考辨

洪武十七年,朱元璋为了强化专制皇权,减少冤狱案件数量,下诏三法司共同处理重大案件,创立了三司会审制度。三司会审是指由刑部、大理寺、都察院三法司共同审理,最终裁判权交由皇帝的一项审判制度。这项制度是朱元璋强化皇权众多措施之一,是君主独裁高度发达的产物,是明代皇帝专制的司法工具。在这项制度具体实施中,三法司严格贯彻皇帝意愿,会审结果由皇帝终裁,会审过程流于表面形式。明代初期,三司会审成为明代皇帝独裁专制的司法工具。明代中后期,因皇帝无能,司法大权被宦官和锦衣卫窃取,三司会审被厂卫控制。在明代,君权作为统治系统的最高权威,三司会审难以公正独立,在处理重大案件时经常被君主利用,三司会审制成为明代皇帝独裁专制的工具。在当代司法实践中,必须坚持审判的公正性与独立性。     

从皇权依附到集团依附——论汉末士风对政治结构的影响

＂人的觉醒＂是汉末士风变化的基本特点。然而,汉末＂人的觉醒＂,并未完全回归到先秦之士＂志于道＂的政治超越的精神状态,而带有强烈的政治依附性,只不过这种依附由汉鼎盛时期所表现出的强烈的皇权依附逐步向集团依附转化。这种士风的变化,始于党锢集团对皇权依附意识的解构,从而形成汉灵帝中平元年以后至建安时期皇权依附意识与集团依附意识的互动,正是这两种意识的互动深刻地影响了汉末政治结构的变化———皇权逐渐傀儡化,皇权专制逐渐让位于集团专制,并最终导致旧皇权的消亡与新皇权的产生。     

政治的逻辑起点《论语》与《理想国》的比较分析

《论语》和《理想国》都以人为政治分析的基本要素,将组成政治共同体的人分为最高的统治者、中间的辅政者和最低的被统治者三个层次,并以第一和第二层次上的人为主体奠定了东西方权力政治学的共同旨趣;而其对理想统治者的不同希冀以及对现实辅政者的不同建构,却在人类思想的开端处为东西方伦理政治思想的发展埋下了分殊的种子。东西方也据此演绎出不同的政治文化传统,既为相互借鉴确立了前提,也为殊途同归奠定了基础。     

明代四川提学官参与《四川总志》修纂考论

明代提学官是明直省最高教育行政长官,不但总理一方之学政,而且积极参与编修方志等地方文化事业。《四川总志》于正德十三年初编完成,此后明代在四川共组织了三次大规模的重修,时任职四川的督学官员——嘉靖年间四川提学副使周复俊、万历初四川提学副使郭棐和万历末年四川督学宪臣杜应芳,皆倾心致力于四川省志的编纂工作。他们博学多才,颇具史识,在资料搜集、风物考察、拟定体例、修纂总校、补续艺文志等方面担当了十分重要的角色,为明代巴蜀地方文化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帝王，中国文学史演进中不应轻视的力量——以康熙为例

帝王的文艺思想往往直接影响到他们所统治时代的文学发展。作为清代的第二任帝王,康熙不仅通过一系列文艺措施规范当时文坛走向,而且以帝王之尊,操觚染翰,留下了颇为丰富的各体文章以垂范当世文人及后代文人,更为直接的是他还通过与身边文学侍臣诗酒流连,构建了一支支忠实于皇权的御用文人群体。总之,康熙正是以其独具的政治优势左右着其时的文人心态和文学生态,在清初乃至整个清代文学史演进中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魏源辅政艺术研究

作为身处后台的幕僚，能否施展自己的治国韬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其辅政艺术，既使如魏源这样的旷世哲人也概莫能外。魏源人生的黄金时期，基本上是在幕府中度过的，他的主要思想大多成形、成熟于这一时期，他的政治理想也多是以参谋辅政的方式进行实践的。毕生追求“经世济用”的魏源，充分利用幕府这个难得的行政参谋平台，以择木而栖、与时而变、为国而谋、躬身而为的精妙辅政艺术，将改革开放思想融贯其中，使其“师夷长技以制夷”和“除草弊政”的政治抱负在混浊的政治环境中得到最大限度的施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