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生与帝王

文人与帝王,是两种不同的社会角色,就其作用来讲,实际上亦无高下之分,只是人们极易看到帝王身享荣华富贵、手操生杀大权,而看不到学者文人是无冕之王,是社会精神的主宰罢了。不过,必须看到的是,学者书生或是文人雅士是与帝王格格不入的,文人书生也绝对做不了开国皇帝,其原因如下:     

晚清壮族诗人韦丰华诗歌简论

壮族文学的主体是民间文学,而壮族文人文学,是壮族文学的组成部分。壮族文人文学是在长期的壮汉文化交流中孕育产生的。据现有资料,唐代已发现壮族文人汉诗,但因种种社会原因,发展缓慢。明代以前,作者寥寥,遗留下来的作品不多。明代以后,由于壮汉文化交流的加强和改土归流进程的加快,壮族文人汉诗迅速发展。自唐代至清代,诗人约一百多人,其诗作不下万首,都是用汉语和汉诗的形式创作。但由于诗人的民族心理素质、生活习俗和接受文化熏陶与汉族诗人不同,特别是受到壮族民间文学的强大影响。因此,它在反映岭峤壮乡广大人民的生活和斗争,习俗风情,描摹南国边陲的湖光山色等等,多具民族情性。     

靖藩后裔诗书继世 百年望族文星灿烂——清代临桂朱氏书香家族

介绍清代广西著名的书香望族——临桂朱氏。朱氏为明代藩王——靖江王后裔，在清代以诗书传家，科第联翩，簪缨不绝，且在诗文创作及治学著述方面成就突出，涌现出众多的诗人词客、文人学者，其中有在广西文学史上颇具影响之卓然名家——朱依真、朱琦。     

论《邗上题襟集》对清代中叶扬州文学的影响

刊刻于乾隆五十八年的《邗上题襟集》对扬州文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一方面,它记录了以曾燠为中心的文人酬唱的基本情况,并感召着其他士人前往扬州;另一方面,《邗上题襟集》的序跋也深刻地阐释了时人的文学观、地域观,生动地展现了诗人与社会相交接中的文学演进。扬州文学在此基础上,继续向纵深方向发展,成为清代文学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江西文人与元代诗文格局

江西文人是元代文坛的一支生力军。在前期南方文坛各自为阵的文学格局中,江西文人和文学更多是呈现出宗宋的一面,诗学陈与义,文学宋而不废唐,吴澄涵容理道的文学观念为盛世文风导夫先路。元中期,江西人虞集、揭侯斯、欧阳玄逐渐步入京师主流文坛,大力推行平易正大的盛世文风,成为主流文坛的领导者。元后期,主流文坛衰微,江西人危素、傅若金追慕雅正文风,成为盛世余音,而还有一些江西诗人直面元末动荡的现实。元代江西文人和江西文学先导性的特点值得探讨。     

漫说建安文学和曹操

在我国古代文学发展历史的研究中,评价一代文学的地位,主要看它在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上同前代相比是否提供了新鲜的东西。建安文学无论从反映时代的思想深度,从文风的开创,从风格的熔铸,都超越前代启迪后世。汉代实行了严密的思想统治,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战国后的百家争鸣的思想活跃局面从而结束了。一部分文人白首穷经;一部分文人作颂扬帝王功德的辞赋,造     

摇曳的风情,典雅的风格——舒位《黔苗竹枝词》浅探

清代很多文人用竹枝词这种诗歌记录民族风情,具有独特的文学色彩。舒位的《黔苗竹枝词》除了记录黔贵少数民族摇曳多姿的风俗、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之外,还具有典雅的风格。     

阮瑀之死与建安十七年文学情势

从文学年代学角度看,建安十三年、建安十七年均是建安文学发展和转变的重要年份,文人心态、文学创作的题材内容和风格前后均发生了一定的变化。建安十三年文人齐集邺城,建安文学开始进入创作繁荣期,建安十七年阮瑀之死对建安文人的心灵产生了重要影响,使建安文人的心态由乐转悲;表现在文学题材上便是大量以寡妇为描写对象的哀悼之作的产生,由此拓展了建安文学的创作题材;文学风格上则是哀感之心大于雄深之气,伤生之意多于哀世之情,使建安文学展现出多元化的风格倾向,在建安文学发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儒家文化与唐代文人的担当精神

儒家文化是一种入世文化,强调人的社会性。唐初、盛、中、晚各个时期都有影响这个时期的重要问题,而如何解决这些问题,不仅是帝王大臣们关注的,也是文人们所关注和参与的。初唐文人的辅国安邦、盛唐文人的兴业建国、中唐文人的改革弊政、晚唐文人的深刻反思是唐不同时期文人的不同担当精神的体现。唐代文人自觉地将自己与时代联系起来,试图通过自身的努力为国家出力。唐代文人的担当精神是儒家社会理性的成功实践。     

“清谈”与《典论·论文》

曹丕以“文人”为中心展开论述,从剖析古之“文人相轻”之因人手,品评今之文人建安七子,表扬了建安七子“审己度人”的品评态度,提高了他们的名望和地位。通过品评建安七子,曹丕得出了文人取得不同文学成就的原因,即文体不同（文体论）、文人个性不同（文气说）,从而凸显了文人个体的生命价值,提出了“嗅时说”,表现出文人的生命意识。     

说文人收藏

文人收藏与帝王收藏有明显的不同。区别在于。文人限于财力和地位等级差异,无法追求奢华与极尽穷工。只有追求简约和意趣。二零一四年五月九日北京翰海拍卖古籍善本·金石碑帖专场中就充分体现了文人的收藏特色。     

清代壮族文学家族及其诗文创作

有清一代,随着"改土归流"的政策实施和壮族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壮族文人文学也呈现出繁荣景象,不仅出现了一大批颇有影响的作家,还出现了11个"诗书传家"的文学家族。这些家族地域分布广泛,但却分布不平衡,这与地区间经济发展、汉文化传播的不平衡有直接关系。壮族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和汉文化传播是壮族文学家族发展的有力保障。清代壮族文学家族与同时期满蒙八旗文学家族相比,不仅在家族数量而且在创作数量上都有很大差距,但却与云南少数民族文学家族相比,壮族文学家族更胜一筹。     

清代孔子故里文人剧作家生平考略

清代孔子故里曲阜在重视礼乐的儒家文化传统和喜好戏曲的整体社会风气的双重影响下，出现了许多文人士大夫涉足戏曲创作的现象。然而除孔尚任外，多数作者的生平行状不够明了。本文作者通过寻检方志、笔记、史乘等，辑录了清代七位曲阜籍文人戏曲作家的生平材料，以期有助于人们对此地传统文化的更多了解。     

利川墓碑“福”意图形的解读

利川清代墓碑上的“福”造型，应是一种设计图形，融会了巴蜀、荆楚及汉等民族的传统墓葬文化，同时也体现了清代土家族在“死者为大”的时风下，不规避帝王的特权神威。以龙凤自诩追求自我的心态。     

清代文献资料所见新疆春节民俗

春节民俗在新疆的传播始自汉代,从此绵延至今。但流传至今的春节民俗文献资料相当有限,主要散见于清代文人的诗文、日记、游记中。笔者搜罗数则清代新疆春节民俗资料,以窥探清代新疆各族人民春节民俗之风貌。     

论尤侗的戏曲寄托观念

尤侗主张戏曲是剧作家为寄托而作，他以具体的创作实践形成了以张扬主体精神为主旨、以历史故事为载体、并以消释胸中块垒为归依的戏曲寄托观念。尤侗的寄托主张体现了文人剧作家独特的审美趣味，反映了清代文人特殊的时代体验，同时也给戏曲的发展带来了积极与消极的影响。     

明人“传奇”称名的观念基础及其渊源

南戏发展到明代,出现了创作上的分化--重伎艺性的民间南戏和重文学性的文人南戏.历史上,"南戏"("戏文")这一称名包含了文人阶层对艺人们伎艺性扮演行为的习惯认识,它不足以体现文人的文学性剧作的价值和品格,故明代文人阶层意图以"传奇"称名来体现其剧作的文学内涵,以区别于艺人们的伎艺性南戏.这一改称反映出文人阶层对文人南戏价值品格的认定,而选用"传奇"称名也有其文学渊源和戏剧观念背景.     

论顾瑛在元末文坛的作为与贡献

顾瑛以独立的“文人”身份和以赋诗为娱乐的文学理念崛起于元末，主要通过主持玉山雅集及其诗歌创作与杨维祯相呼应而领袖文坛，为铁雅派的发展和古乐府运动的演进以及元末文学的繁荣都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一种话语权力的失落与追索——清代"词言志"缘起论

词言志是清代词学一个核心命题,在词史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其产生的原因则多归因于外部的时代背景.在把握时代变化这一宏观背景的同时,更应考虑创作主体所处的物质生存空间和内在精神空间的变化,这样才能探源导流,较完整地把握"词言志"在清代的兴起和发展.而"词言志"的凸显便是清代文人赋予词一种话语权利的功能,体现了清代文人对一种话语权利的追索,这是词体功能的一次重大突破,在词史上具有深远的意义.     

阮元论

阮元是清代乾嘉之际所有诗歌群体核心人物中最具影响力的一个 ,他以士大夫官员、学者、文人三位一体的身份进行诗歌创作 ,塑造了独特的诗心、诗情和诗歌风貌 ;他借助自身的社会地位进行文化建设 ,造就了诂经精舍的文化盛况 ,为乾嘉之际的文化和诗歌领域输送了新生力量。他是清代诗歌发展史上最后一位具有广泛影响力的地方风雅总持 ,对乾嘉之际以及整个清代诗史 ,都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