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陈独秀启蒙思想与晚清社会思潮的内在关联

晚清社会思潮经历了从经世到维新再到立宪的演变进程。在这个纵向的演变进程当中,晚清的社会思想也在逐步的由传统向近代转型。也就是它的不断发展和转变影响了近代先进知识分子的思想文化选择。晚清社会思潮对传统思想和西方思想所进行的深入研究奠定了以陈独秀为代表的＂五四＂启蒙知识分子的思想基础,陈独秀的启蒙思想与晚清社会思潮有着难以割舍的内在联系。     

行善与劝善:公共领域中的政治精英与晚清地方善政——以李鸿章为个案

荒政系"仁政"之一,是政府和精英执政时的主要措施.晚清恰逢中国封建王朝权力中心下移之时,作为地方官和封疆大吏之政治精荚在地方所行之"荒政",成为晚清地方善政的主要内容.李鸿章作为当时的政治精英和封疆大吏,他所推行的一系列善政.使民安居乐业,其褒奖捐赈的劝善措施,形成政府与社会共行善举的公共意识.推进公共领域之善政,成为晚清地方善政的最具代表人物.本文即是以李鸿章为个案,来考察晚清公共领域中地方政治精英之善政的实施概况,并由此得出在晚清王权衰败之时,地方政治精英仍能在其位谋其政,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略论晚清法律移植与中国法律的近代化

法律移植是法律近代化的有效途径,晚清旧法体制的困境与严重的滞后性决定了晚清法律移植的必要性。晚清法律移植作为中国近代法律移植的开端,初步建立了中国法律近代体系与法律原则,在中国法律近代化进程中起了无可替代的推动作用。但另一方面,晚清法律移植也遭遇了法的"本土资源"——中国法律传统的有力抵制,从而决定了晚清法律移植对中国法律近代化推动作用的有限性。近代法制的核心精神——法治,在近代中国并未能真正地建立和实施。     

贺长龄、魏源与《皇朝经世文编》

<皇朝经世文编>是晚清经世派兴起之宣言书,它的成书,学术界普遍认为主要是魏源的贡献,甚至避而不谈另一核心人物贺长龄.但从<皇朝经世文编>编撰所需的思想基础、<皇朝经世文编>编撰所需的物质条件、贺长龄本人的看法及后人的有关论述等方面来看,在<皇朝经世文编>的成书上,贺长龄做出了比魏源更大的贡献.     

焦竑文论思想探析

焦竑是晚明重要的思想家和文学家,其各方面思想都具有承上启下的意义,文学思想更是如此。既重视文学的"载道"传统,亦承认"词"、"法"的重要性;既推崇"风骨"、"兴寄",亦不忽视"性情";既承认文学的"经世"之功,亦在诗文中"无功利"地抒情。在将文学与生活同化的诗意生存中,实现了质与文、尚古与性灵、经世与抒情的完满融合,为明代中后期文学的发展起到了拨雾导航的作用。     

贺长龄经世思想形成原因初探

贺长龄是湖南近代人才群体和湘籍经世派的杰出代表,其经世思想十分鲜明.他的经世思想的形成,主要有三方面的原因:一是时代的召唤:深刻的社会危机的刺激和较为宽松的社会政治环境提供的方便;二是他自身的努力:以理学为主,兼采汉宋,吸取经世精神;三是家庭和朋友的影响.     

日本近代中国学的问题意识与方法探析

通过与日本近代中国研究学者的对话,可以把清末变法放到儒家汉化文明的背景下重新加以定位.晚清经世学风的一个源头是晚明的阳明后学,如果把宋恕的变法思想放到晚明阳明后学乃至张九成、杨简的浙学背景下来看,更容易理解他变法思想的传统资源.在这一方面,日本岛田虔次、沟口雄三、山口久和的研究,可以重新激发我们思考清末变法与日本这个课题.     

晚清“今文学”的衰落与诗学知识范式的嬗变

诗学的演变首先都是基于其主要知识范式的,当"今文学"的权威和神圣光环还没有退却前,它仍旧是晚清"今文学"家诗学存在及其发展所必须遵循的金科玉律。晚清"今文学"出现了衰落,并由此造成了"今文学"诗学话语的现实困境以及诗学美学话语的呈现,进而实现了诗学经学话语向诗学美学的裂变,最终导致了晚清诗学知识范式的嬗变。至此,中国诗学也由传统开始彻底走向了近代。     

政治文化视野中的晚清革新文学

在中国文学史的研究中,以往习惯用机械、含混的"文学为政治服务,文学是政治的工具"这样的思维方法去打量晚清革新文学那段历史,造成了对晚清革新文学、文学史的一些误读性认识。但如果我们用西方行为主义政治文化学的视角去重新审视它的话,便会发现:在政治动荡的年代,文学与政治之间是相互认同和相互阐释的,即文学的发展与进步需要政治所提供的营养与外来因素的激活,政治家或知识分子的政治苦闷和政治焦虑需要通过文学来安全地释放。     

试论李贤及其经世之行

分析探讨了李贤思想和经世之行,认为作为天顺内阁的主要辅臣李贤临危受命,上筹国事,下安百姓,使明王朝终于摆脱了危机。这期间也是其经世思想的形成和实践期,李贤的经世思想在天顺年间的政治生涯中变成经世之行,并有利于那个时代。     

论嘉道经世学派的兴起及其对晚清社会的影响

清代嘉庆、道光之际,是中国学术发展的转折时期.其标志是理学经世学派的崛起和今文经学的复兴.湖湘理学经世派反对为考证而考证的乾嘉学风,主张以理学进行道德教化,同时讲求治世才能,以免理学空疏之讥.今文经学重新解释儒家圣道,为变法改革寻找理论根据.这两种学术思潮的路向不同,但都主张学术要关心现实、经世致用,都是基于乾嘉学术的困境和社会现实的危机而形成的,并对晚清社会带来了深刻影响.     

论杜甫对范当世诗歌创作的影响

范当世（1854-1905）是晚清同光体的重要代表,由于社会政治、家族环境、人生命运等因素的高度契合,杜甫的文学成就和人格精神对其产生了深刻影响。范当世诗集中直接提及杜甫共计25处,引用、化用杜诗近百处,频繁、密集地使用杜典。此外,还表现为忧国忧民、壮志难酬的思想主题,锻炼字句、以议论为诗、沉郁悲慨的艺术特点,从具体视角显示了杜甫诗歌在晚清的传播和影响。     

论晚清小说中留学生形象的书写

晚清小说中的留学生是中国小说史上亘古未有的人物形象,主要由其在国内的活动塑造而成,并受到作者的政治倾向影响。留学生形象的重要特征表现在改装和剪辫上。在晚清小说中,留学生形象大多写得浮光掠影,如蜻蜓点水,唯有《苦学生》以整篇的篇幅来书写。这是晚清小说塑造留学生这一新形象的状况,或者说成绩。     

王国维的学术转变与抒情传统的现代危机

陈寅恪对王国维之死的分析需追问以下问题:在哪些方面王国维充分显现出其为"此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同样"为此文化所化"的学者正多,为什么是王国维选择了如此激烈的(终结)生命方式?王国维一生的学术事业,与晚清民初"危机"冲击中的现实到底发生着怎样的关联?他依托什么资源,又是以怎样的态度和方式在响应着那样巨大的"世变"?清理王国维在"危机时刻"的表现,会揭示中国抒情传统遭遇现代时刻的复杂性,丰富既有的关于抒情传统的论述.     

论罗长裿的经世精神

罗长裿作为传统士子,走出书斋,书生典戎,建功边陲.在他身上充分体现了忧国忧民、不图安逸的经世精神.不事虚文、热衷西学,敢于担当、勇于作事,关心民瘼、安民和众,整军经武、维护国权.构成了罗长椅经世精神的内在意蕴;时代变局的刺激,湖湘文化的陶铸,是这种精神形成的根本原因.     

试论张之洞的经学思想

在晚清经学史上,张之洞是位重要的人物。他以经学入仕,其治经学先倾向古文经学,崇尚汉学,后主调和汉宋之学。在"中体西用"的思想中,亦有其经学思想的体现。他的经学思想在晚清学术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在权力与知识之间——晚清翻译的内在逻辑

晚清是中国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运作期,也是从古代历史转向现代历史的转型期。运用作用于知识体系的外在力量,推动服从于现代民族国家意志的知识生产、批评理论之构造,是当时知识界普遍追求的总目标。在此历史境遇下,对西方知识的翻译和介绍上的优先权,便成为掌握权力创造真理并使真理为己服务的文化制导权。在新型知识权力的生产过程中,伴随着传统知识与政治的矛盾,晚清的翻译得以发生、发展和兴盛。西方知识的引进大大推进了中国知识变革的进程,但是由于政治权力与知识的割裂未在晚清得到有效的解决,因此,知识的转型未能实现。     

论刘熙载诗赋对楚辞的接受

刘熙载是晚清重要的楚辞学家。不仅在精神内核上,而且在艺术形式上,其诗赋都受到楚辞的浸染。     

淮军政治与后期桐城派的文学表征——以吴汝纶的李鸿章形象书写为例

后期桐城派通常等同于湘乡派,而曾国藩之后,淮军文化取代湘军文化成为桐城派的最重要依附性力量。通过辨析吴汝纶与李鸿章的交往关系,梳理吴汝纶的李鸿章历史形象初次塑造,更能看清桐城派的政治观念。李鸿章是晚清现代化运动的开拓者,是淮军政治集团的领袖,在其三十年励精图治而遭遇甲午之败与庚子之乱后,李鸿章从"能臣"跌入"罪人"。桐城派后期宗师吴汝纶不遗余力为李鸿章辩诬,通过编辑出版李鸿章文稿、撰写李鸿章传记树立李鸿章的改革家形象。后期桐城派古文对淮系政治的文化建构与历史书写逻辑,是考察晚清民国直至新文化运动时期桐城派古文发展转变的重要因素。     

"夜雨共寻园内韭春风曾读别来书"——论陶澍与严如熤

陶澍和严如熤都是"湘系经世派"的重要成员,对嘉道年间经世思潮的兴起,都有过重要的贡献.陶、严两家是世交,陶澍、严如熤不仅十分友好,联系密切,而且都能勤政恤民,为老百姓做了不少好事.特别是他们提倡经世致用之学,主张舆地经世,他们的《蜀輶日记》、《苗防备览》、《三省边防备览》等著作,不仅是当时经世实学的楷模,对政治、经济、军事都有积极的意义,而且对后世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