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右江农民运动的革命思想内涵

右江农民运动开展起来后，不论形势如何险恶，农民运动的领袖始终都率领右江民众坚定信念，艰苦奋斗；无私奉献，顾全大局；坚持民族平等，团结战斗；相信群众，依靠群众；移风易俗，自主创新。这些丰富的革命思想内涵，不仅是当年右江农民运动发展壮大的保证，也是今天革命老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巨大力量，具有现实意义，应当大力弘扬。     

右江农民运动对构建和谐民族关系的积极作用

右江农民运动开展过程中,由于坚持了民族团结、民族平等的原则,制定了切合实际的方针和政策,成功地解决了右江地区复杂的民族关系和民族矛盾,充分调动了政治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壮、瑶各族群众参加革命的积极性,形成了民族平等、民族解放的民族革命意识,构建了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新型民族关系,促进了右江农民运动的发展和右江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和巩固,在少数民族农民运动斗争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     

晚清报刊媒介对移风易俗运动的推动——以戊戌维新时期的《湘报》为例

湖南维新派创办的《湘报》，通过刊载抨击缠足、吸食鸦片等恶风陋俗之害的文章进行舆论引导，还发布风俗改良团体成立的各种告示，报道各地移风易俗的相关情况，从言论、组织等方面有效推动了湖南移风易俗运动的开展。《湘报》凭借其较大的发行量，扩大了移风易俗的影响范围，在当时湖南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辛亥前后长沙社会风俗的变迁

晚清兴起的移风易俗思潮,到民国初年出现了高涨的形势和全新的局面。在新式知识阶层的共同推动下,移风易俗、革故鼎新,成为全社会流行的时尚。辛亥革命后,长沙迎来了一个＂民气勃发,思潮泉涌,革新观念,亦如春笋之怒生＂的时代,长沙的社会风俗发生了全方位多层次的变革。主要表现在：发型改观;放足运动深入展开;西式服饰盛行;婚俗革新、新式婚礼流行;建筑风格发生较大变革,等等。但由于中国封建文化成熟发达,传统观念深入人心,社会风俗根深蒂固,因此,这一时期的社会风尚仍然表现为古老习俗与近代文明之间的不断冲突与融合,表现为固守传统和鼎新革故的抉择与彷徨。长沙的社会风俗也在保守与革新的反复拉锯中不断趋新发展。     

邓小平在右江革命根据地时期开展民族工作的实践及意义

右江革命根据地时期,邓小平根据右江地区的民族特点,创造性的开展民族工作,成功地解决了右江革命根据地的民族问题,为党的民族理论与政策体系的创立和形成做出了贡献,也为党今后开展民族工作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阻碍与促进：宗族组织对右江农民运动的双重效应

宗族组织在其本质上是拒斥革命的，但也包含着可资革命者利用的资源。在右江农民运动开展的过程中，农民运动领袖以壮族传统的结盟仪式凝聚革命力量；以“打老庚”（即结拜兄弟）的方式联络各族进步青年，拓展宗族观念的外延；动员亲友和同族参加革命，赋予宗亲观念革命新内涵；充分发挥本地农民干部在利用宗族方面的本土优势以及宗族组织高度的凝聚力，使之成为发动组织群众参加革命的一种方式，对农民运动的兴起和发展起了较大的推动作用。     

右江农民运动的特点

一九二二——一九二九年的右江农民运动,是在广西西部右江地区兴起的。直到一九二九年十二月百色起义前夕,它经历了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各个阶段和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初期阶段。运动的发展经过兴超——发展——高潮——折挫—恢复发展——新的高潮的过程。在它长期发展的过程中,由于它所处的地理位置,以及历史条件和民族成份构成等因素的影响,因而形成了它本身固有的许多特点,而其中最基本的有如下四个特点。     

右江农民运动与右江革命根据地的文化传播

农民运动的发展过程，实际上也是先进文化传播的过程。右江农民运动发展的结果是右江农民充分地发动起来，农民的文化程度迅速提高，以“爱党爱国、民族团结、无私奉献”为主旨的红色文化深入到了右江广大农村，为红色文化增添了丰富的内涵，从而为建立和巩固根据地、坚持革命斗争做好了文化和思想上的准备，从文化传播的角度看是较为成功的，对于今天解决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的软件建设问题，在方式方法上仍具有借鉴作用。     

右江农民运动对右江革命根据地嫁娶习俗变迁的积极影响

右江农民运动开展后，提倡男女平等和婚姻自由，号召妇女挣脱“男尊女卑”的精神枷锁；制定法令，保护妇女的合法权利和地位；倡导婚事新办，帮助妇女冲破封建礼教的束缚，使根据地的嫁娶习俗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标志着少数民族聚居的右江地区婚姻制度大革命的开端，对以后的嫁娶习俗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右江农民运动对妇女解放的积极作用

右江妇女真正意义上的解放始于韦拔群等人领导的东兰农民运动，凡是农民警动高涨的地方，也是妇女运动最活跃的地方，右江农民运动为妇女解放开辟了道路。它引导妇女参政议政，提高了妇女的政治权利和地位；普及政治宣传和文化教育，提高妇女的思想文化素质；提倡男女平等和婚姻自由，帮助妇女冲破封建礼教的束缚。     

湖南维新运动中的移风易俗

维新变法时期,湖南维新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利用《湘学报》、《湘报》揭露了缠足、吸食鸦片、蓄留辫子等封建恶习给人们带来的种种危害,大力提倡移风易俗,并身体力行,成立了不缠足会和延年会等风俗改良团体,在当时湖南产生一定的影响。     

金融危机后广东高职院校课程实践教学之改革——以《报关实务》为例

金融危机后为促进报关行业的发展,通关无纸化、报关员资格考试改革、单项货物报关与国际物流整合等行业新趋势对报关员职业能力也提出了新要求。作为培养实践型人才的高职高专开展《报关实务》课程教学时也更注重实践教学的改革,通过加强实践教学条件建设、创新课程考核体系、结合区域发展特色、促进校企合作开展等途径,改革广东高职院校《报关实务》课程的实践教学,从而培养出符合企业需求,具有较高职业道德和职业技能的高素质报关专业人才。     

我国企业年金发展与养老保障改革的国际化

当前世界上发达国家的养老保障改革大致呈现出市场化和多支柱的趋势,发展企业年金有利于我国养老保障改革与世界接轨,但目前我国企业年金还存在立法滞后、覆盖面过小、市场化运作效率低等问题,需要采取相应措施,以更好地促进我国养老保障制度改革的国际化。     

龙胜各族自治县民族旅游资源的特色及开发建议

民俗具有传承性特征,它是在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的动态表现形式,是经过了历代相沿,积久而成的风尚和习俗．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和习惯性．民俗作为旅游资源,利用和进一步开发,有其独特的优势．龙胜县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东北部,地处湘桂边陲,那里居住着苗、瑶、侗、壮等少数民族．各民族融洽地生活在龙胜这块土地上,形成了多彩多样的民族风俗习惯、民间艺术．民间艺术成为一种旅游资源,如何进一步开发龙胜民族旅游地,该文也提出了一些建议．     

清末民初剪辫运动与近代观念的变迁

清末民初,剪辫运动风行全国,从表面上看,这场旷日持久的剪辫运动是近代中国风俗改良的一个重要方面,但是由于发辫在有清一代的特殊功用,在近半个世纪的时间跨度里,剪辫运动记录了近代中国社会思潮的进步过程,也反映了国民心理的近代转变。     

19世纪英国刑法法典化改革探析

19世纪英国的刑法改革在形式问题上出现去"不成文"普通法传统的法典化趋势,引发了倡导改革的法典编纂派与以法官和律师为主导的保守派之间激烈论争。改革派的法典化的改革努力,虽然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是在强大的普通法传统的抵制下,改革努力最终失败。英国刑法法典化运动的失败显示了英国普通法深厚的社会基础和千余年习俗传统的强大影响力,普通法作为英国法律的主要基石,仍旧具有顽强的生命力和高度的社会认同。但19世纪开始的刑法法典化改革为20世纪中后期刑法法典化的持续改革提供了宝贵经验,而且刑法法典化以其系统化和规范化等独特优势也为坚守传统的普通法产生深刻影响,促使普通法不断调整以更好的适应国内外新形势发展。     

大学英语第二课堂中大学生跨文化意识的培养

语言与文化有着天然的内在联系。是社会民族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语言离不开文化;文化是语言产生和发展的基础和社会背景,文化依附于语言,各民族的文化和社会风俗又都在该民族所使用的语言中表现出来。作为以传授语言知识为主要功能的大学英语教学,自然也承担着英语跨文化教育的责任和使命。在大学英语第二课堂教学中为学生创设跨文化交际环境,通过开展丰富多彩的课外活动培养学生的文化意识,使语言技能与文化意识的培养同步进行,是大学英语教学改革的重要任务,也是培养创新型人才的有效途径。     

人口增长和土地改革——中国地主阶级为什么消亡

共产党领导的土地改革是自商鞅变法以来土地制度史上的一次伟大革命。土地改革的成因既不能单纯归结为不平等的土地占有制度,也不能单纯归结为群众动员。不平等的土地占有制度为土地改革运动提供了客观条件,清朝以来人口的巨大增长造成人地关系极度紧张。非彻底改革不能安定天下的情况下,这种制度以及依附于这个制度的地主阶级的消亡就成为历史的必然。     

《报关实务》课程考核体系的调整与改革——以“职业技能大赛”为中心

近年来,高职院校大学生在国家及省级报关项目职业技能大赛过程中暴露出的问题,为调整与改革《报关实务》课程体系提供了依据。改革《报关实务》课程考核体系时要充分考虑提升学生的职业素质、职业能力和职业技能的需要,要实现考核主体的多元化、考核内容的全面化和复合化、考核方法和手段的多样化,并要突出过程性考核。     

社会学视角下的年味变化

阐述春节习俗改变的现状和内在因素,认为春节作为中国传统礼俗文化中一个重要的符号,对于中国人来说具有重要的情感意义。同时对年味的散淡进行解读和分析,提出中国乡土文明是否已经无法适应这个聚变的社会的问题,希望能够对继承和保护优秀的传统文化有所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