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东中西部地区吸收能力的区域外包技术外溢效应研究

利用1992年～2011年度间的省级面板数据,运用广义矩估计方法实证研究了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的吸收能力对外包的技术外溢效应影响,得出了以下结论：一是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存在外包的技术外溢效应,但该效应均较小;二是东部地区制约外包的技术吸收能力的主要因素是人力资本;三是经济开放度和金融发展水平是中西部地区制约外包技术吸收能力的主要因素.     

中国西部地区金融发展的经济效应(1952—2008)

基于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理论,运用西部地区1952—2008年的时间序列数据,通过单位根检验、协整检验、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以及方差分解,对我国西部地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研究。结果显示:西部地区金融发展规模长期促进了经济的增长,但金融发展效率即贷存比长期对经济增长产生了抑制作用,而农业信贷资金的投入也没能成为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在此基础上,提出深化金融体制改革,推出多层次、多元性的金融产品,调整和优化业务品种结构,强化对于农业信贷资金的监管力度等促进西部地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政策。     

面向地级政府的分权及其增长效应

在我国,上级政府的分权包括财政分权和行政分权,现有的研究主要关注的是财政分权在省级政府层面的影响．对于财政分权和行政分权对地级行政区的经济增长的影响,利用我国2002年到2006年的地级行政区域的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显示,财政分权能够促进地区经济增长,而且东部地区的效果要优于西部地区,而行政分权对经济增长既有有利的一面,又有不利的一面,在东部地区其综合效应为负,西部地区综合效应则为正．     

人口流动对我国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

在分析2001～2016年人口流动和经济增长的区域差异基础上,利用29个省份的面板数据,根据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构建包括人口流动变量的经济增长模型,对西部大开发以来我国省际间人口流动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进行了深入探讨。结果表明:人口流动不一定会对区域内的经济增长起到促进作用,省际之间的人口流动对不同区域的经济增长的效应有所差异。人口主要从中部和西部地区流向东部地区,其中对东部地区呈显著的正向效应,对中部地区是微弱的负向效应,对西部地区是显著的负向效应。为此,我国应当加强中西部人才引进措施,提高人力资本的投入,助力经济增长方式转型升级,促进区域经济之间的协调发展。     

电信投资对经济增长影响的研究

为引导电信行业制定科学合理的区域投资决策, 实现资源配置的优化。针对2005~2011年中国31个省市的面板数据进行研究, 构建和估计电信投资和经济增长之间的系统结构方程, 研究电信投资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结果显示, 电信投资对经济增长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其产出弹性达到0.124。电信行业发展迅速, 新业务不断产生, 具有很大的发展潜能, 应该增加对电信行业的投资。分区域考察结果表明, 电信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存在明显的区域非均衡现象, 西部地区电信投资的经济增长效应远大于中部和东部, 而东部地区电信投资转化为电信普及率的效率高于中部和西部地区。     

我国“西三角”经济圈金融与财政支农的经济效应

金融、财政支农水平提升有利于农村经济增长和农民增收,以市场主导的金融支农效率高于以计划主导的财政支农效率。利用川、陕、渝三地1985—2008年的时序数据,对金融、财政支农的经济效应从农村产值、粮食产量、农民收入三个维度进行实证研究,实证分析的结果支持了理论假说。最后,提出应进一步优化金融支农的结构功能和制度安排,提升金融支农力度,同时扩大财政支农中生产性支出比重,提高财政支农的效率。     

西部地区“三农”发展的金融支持问题研究——以广西为个案

欠发达的西部地区农业增长、农民增收、农村经济发展迫切需要金融的大力支持。针对西部地区农村金融体系存在着的诸多问题,笔者建议：强化政府引导作用。尊重农民主体地位;引导商业性金融机构。加大支农投入力度;调整农发行职能定位,拓宽其业务范围和资金来源,强化其支农作用;加快农信社的改革和创新步伐,使其真正成为金融支农的主力军;建立资金回流农村的长效机制,多渠道解决“三农”经济发展所需资金问题;合理引导、规范和发展民间金融;大力发展农业保险,为新农村建设保驾护航。     

基于Panel Data模型的生产者服务业区域发展影响因素

利用面板数据误差修正模型考察了制造业规模、投资、就业、区域经济水平、城市化水平等因素对我国东部、中部和西部的生产者服务业发展的长期和短期影响.结果发现,除了区域经济水平在长期和短期都对本区域生产者服务业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以外,其他影响因素在不同区域的影响方向和大小有所不同.从长期来看,东部地区制造业规模对生产者服务业具有挤出效应,而投资和就业能显著地促进行业发展;中部地区投资、就业和城市化水平都对生产者服务业产生了负向影响;西部地区除了制造业规模影响为负值之外,其他因素都能促进行业发展.从短期来看,东部除了投资、中部和西部除了城市化之外,其他因素基本上对行业发展具有正效应.     

就业结构变化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作用研究——基于中国29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分析

在中国的欠发达地区,就业结构变化曾出现过异常,其对经济增长的消极作用起主导地位,并且,当地的消极作用大于其它地区的积极作用,导致综合结构效应为负数,中国的经济增长经验不支持“structuralbonus”假说;随着就业结构变化的增大,其对经济增长的积极作用不断增强,综合结构效应的绝对值逐渐减小;中国区域经济增长的结构效应呈现：东部〉西部〉中部,并且,中国经济增长具有较强的惯性,随着经济增长率的上升,经济增长的惯性增强．     

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效率评价——基于超效率DEA与面板Logit模型

从超效率DEA得到的效率值来分析,东部地区的综合效率均值高于东北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展现了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地区不均衡的特点.通过面板Logit模型分析外部影响因素,政府扶持在西部地区所产生的作用最大,能够极大增加西部战略性新兴产业效率值提高的可能性; 金融发展水平、对外开放与交通基础设施在东部地区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促进作用效果最佳; 工业化水平对中部地区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促进作用最明显.     

产业结构变迁、人力资本与区域经济增长——基于我国省际面板数据的经验证据

产业结构、人力资本是影响区域经济增长的两个重要因素.以2005—2015年我国28个省的面板数据构建个体固定效应模型,探讨与验证产业结构变迁、人力资本水平以及两者交互项对我国不同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1)相比于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的经济增长效应更大.2)产业结构合理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均表现为正效应;产业结构高级化对东部地区经济增长有促进作用,对中、西部地区则表现出抑制性.3)总体上,在东、中部地区,产业结构变迁有助于经济增长;在西部地区,产业结构变迁不利于经济增长.因此,提出政府在制定产业发展战略时,要特别注重产业结构的合理性,积极突破制约结构红利的限制条件,实现人力资本及其构成与产业结构的协调发展.     

高技术产业创新效率对中国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 ——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双重门槛分析

基于2009-2017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对中国高技术产业的创新效率进行了测算,并通过构建门槛效应模型,将创新水平设为门槛变量,检验了高技术产业创新效率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结果发现:1)中国高技术产业创新效率总体上处于中等偏上水平.其中,东部地区创新效率最高,中部次之,西部最低.2)不同创新水平会导致高技术产业创新效率对区域经济增长表现出门槛效应,即高技术产业创新效率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呈现先下降后上升的双门槛U型结构.3)高技术产业创新效率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区域差异很大,"高创新水平"地区大多处于东部地区,高技术产业创新效率可显著促进区域经济增长;"中创新水平"地区大多处于东中部地区,高技术产业创新效率对区域经济增长并没有显著的促进作用;绝大部分西部地区处于"低创新水平",高技术产业创新效率对区域经济增长存在负影响.     

科技企业孵化器对区域创新经济收敛性的影响分析

基于外部性理论、新古典增长理论和内生增长理论,根据中国2008~2012年科技企业孵化器及所在省会城市的面板数据,运用σ收敛和β收敛方法探讨中国科技企业孵化器对区域经济和创新收敛性的影响.结果显示,无论是全国范围还是东中西分区域考虑,中国区域经济都呈现收敛性,且西部地区的收敛程度要明显高于东部和中部地区,但科技企业孵化器对区域经济收敛的作用并不显著.同样,无论是全国范围还是东中西分区域,中国区域创新水平都呈现收敛性,且中部地区的收敛程度要明显高于东部和西部地区,同时,科技企业孵化器进一步加速了区域创新的收敛性,这一作用在西部地区尤其显著.最后,在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     

创新投入对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及其地区差异

利用2005—2017年全国30个省际面板数据,分析创新投入对产业结构的构成效应和竞争效应的影响。研究发现:从全国层面上看,增加创新投入明显有助于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但对产业结构的竞争效应影响不显著,表明增加创新投入未能显著提升中国优势产业的竞争力。从地区层面来看,创新投入在东、中、西部对产业结构构成效应的影响均显著为正;从影响大小看,东部强于西部,中部最末;创新投入在东西部对产业竞争效应呈显著负向影响,中部影响不明显。从竞争效应被抑制的程度看,东部大于西部。据此提出要大力实施以企业创新为核心的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以及重视创新人才培养等对策建议。     

区域金融集聚与企业创新效率:基于动态面板数据模型的实证分析

基于我国区域金融差异化发展的视角,深入探究了区域金融集聚对企业创新效率的影响机理,并利用动态面板数据模型,选取了1997—2014年30个省(市、区)的相关数据对不同区域的影响程度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金融集聚对企业创新效率具有显著的正向效应,但不同区域的影响程度却存在着显著差异,东部地区远大于中、西部地区,中部地区略高于西部地区.     

中国固定资产投资就业效应的实证分析——基于东、中、西部1993—2012年省际面板数据

利用中国东部、中部、西部3个地区1993-2012年的省际面板数据,分区域实证分析了中国固定资产投资的就业效应;结果表明,中国固定资产投资的就业效应存在着明显的区域差异性,东部地区投资的就业效应远远高于中西部地区;但总体而言,固定资产投资的快速增长并没带来就业的迅速扩张,即固定资产投资对就业拉动作用有限,在某些省份甚至出现了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长对就业带来负面影响的情况.     

数字普惠金融对农业产业化现代化发展的影响机制研究

在数字经济和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探究数字普惠金融是否有效促进农业产业化现代化发展具有重要现实意义。采用2011—2020年中国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对农业产业化现代化发展具有推动作用，其影响机制如金融获得、企业创新能力和财政支农均通过检验。此外，数字普惠金融对区域农业产业化现代化的影响在区域经济发展上具有门槛效应。区域经济水平达到一定高度后，数字普惠金融对农业产业化现代化的影响显著提高。     

产业集聚对经济增长的门槛效应分析

采用31个省市自治区2000—2017年的面板数据,以对外贸易为门限变量,运用面板门限模型探讨了产业集聚与经济增长之间的非线性关系。结果表明:产业集聚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存在对外贸易门限效应,对外贸易门限值约为8.35%左右;从全国情况来看,当对外贸易水平处在低于门限值的区制时,产业集聚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较大,而当对外贸易处在高于门限值的区制时,产业集聚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较小。稳健性检验表明:产业集聚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会受到对外贸易的影响。分地区结果表明:对外贸易门限值在东部地区约为11.01%,中部地区约为8.06%,西部地区无门限效应。     

地方政府农业投入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实证分析

文章运用面板数据分析方法对1995-2004年间中国31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的地方财政农业支出对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地方财政农业支出比重对短期经济增长率具有不显著的正相关效应,对中长期经济增长率具有较高显著性水平的负相关效应;地方财政农业支出比重的变化对短期经济增长率的变化具有显著的负相关效应,对于中期经济增长率变化的影响不显著,对长期经济增长率的变化具有显著的正相关效应.     

中国出口规模对就业及工资水平影响的地区差异研究

采用个体固定效应模型,以中国及东中西部地区为研究对象,分别就中国出口规模对就业及工资水平影响的地区差异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出口规模扩大抑制了就业增长,但是出口规模对就业的抑制作用存在地区差异,对中部地区抑制作用最显著,其次为西部地区,东部地区抑制作用最小;出口规模扩大对工资水平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但是出口规模对工资水平的正向作用同样存在地区差异,对东部地区的正向作用最显著,其次为中部地区,对西部地区的正向作用最不显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