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癌症村”内外

以淮河流域的"癌症村"为研究点,以"内""外"两个视域为分析框架,发现:(1)孟营村的污染主要来自上游,是外源污染,但也不排除其他的因素;(2)媒体虽然写实村庄内部癌症死亡异常问题,但重心指涉村外流域污染问题,而政府的"非预期"介入及随后的大规模研究,使得原本期望澄清"污染-癌症"变成了一个迟迟无法告知民众的两难话题;(3)实地调查发现,"癌症"不仅与村外的污染有关联,也与村内居民的日常生活密切相关,探究到"男性-吸烟-肺癌""乙肝-肝癌"及"饮用生水-肠道疾病高发-改水-肠道疾病骤减"等重要线索;(4)在与水俣病、塔纳汤"癌症"社区及国内其他"癌症村"的比较中,注意到"内""外"关注的重心差异影响了对疾病认知及应对行动的平衡。     

仙桃市癌症空间分布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中国经济在快速发展的同时付出了高昂的环境代价,而环境的恶化也会体现在居民的公共健康上,尤其是癌症高发现象.癌症病例在空间上的集聚现象是人地关系演变的结果,成为社会群体格外关心的公共健康问题.研究选取江汉平原的仙桃市为案例,根据居民就诊记录提取居民癌症病例人数,基于地理空间分析方法,描述癌症的空间分布规律,探测患者在空间上聚集性特征;通过空间统计学方法描述外部环境因子与癌症空间分布特征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案例区癌症患者聚集分布明显但区域差异显著,总体呈现多中心分布格局.癌症病例多集中于河流下游、乡镇工业区和化工厂集聚区,距工厂的距离与癌症发病的空间分布呈高度相关,而医疗设施短缺地区对癌症发病具有一定影响,癌症高发聚落点大部分在距离河流5 km的范围内.该结果验证了仙桃市工厂布局、医疗水平和水体环境对居民健康的影响,为江汉平原区域相关环境污染整治和开展环境与人群健康监测提供参考依据.     

环境污染与中国常见癌症流行趋势

 在癌症发生与发展过程中,70%以上的致癌和促癌因素与环境污染和人类行为有密切关系。国际癌症研究中心确认砷、石棉、苯、吸烟、空气污染等都是导致人类癌症的环境污染物,这些污染物可通过空气、水和土壤对环境产生污染从而产生致癌作用。中国癌症高发区的研究显示,亚硝胺、霉菌、黄曲霉毒素、人乳头瘤病毒感染、职业环境空气氡污染、室内燃煤空气污染是导致中国部分地区癌症高发的原因。控制癌症危险因素是降低癌症危害的有效途径。回顾环境污染与中国常见的食管癌、胃癌、肝癌、宫颈癌、肺癌的流行趋势及典型案例,可为癌症人群预防工作提供科学依据。     

从“癌症村”看现代化的代价转移

现代化带来了人类社会财富的巨大增进和社会的巨大进步,然而,人类也为现代化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这种代价突出表现为环境和资源等问题,中国也同样如此。然而,在全国不断出现的癌症村向我们展示了这样一个现象:环境污染正从城市转移到农村,现代化的代价正在转移农民头上,农民难以享受到现代化的成果,却在承受着现代化的巨大代价。这个现象必须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     

浅谈我国地下水资源污染的根源和防治对策

<正>日前,有媒体报道称,一些地方的化工、造纸等企业将生产污水通过高压水井压至1000多米下的水层,污染地下水。这一报道再一次引起了公众对地下水的担忧。民众对地下水污染的焦虑,折射的是地下水严重污染的现状。近期环保部发布的《化学品环境风险防控"十二五"规划》中也提到,由于淮河出现各种化学和重金属的污染,淮河两岸个别地方因地下水污染而出现了"癌症村"。当地村民不孕不育的现象增多,而且后代还有不少畸形儿。由于村民大多是用自备井直接抽取浅层的地下水,农村因此往往成为地下水污染最直接的受害者。饮用污染了的地下水,村民们用生命承受着惨重的代价。十几年来一直关注淮河流域水污染的一位民间环保人士甚至说,"现在污染关乎的已不是我们下一代人强壮不强壮的问题,而是能不能保住下一代的问题。"     

试论当前村民自治中的民主问题——以贵州省锦屏县圭叶村“五合章”为例

锦屏县圭叶村村民创造发明的"五合章"是基层民主的一个典型案例.<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为村民实行村民自治提供了重要而可靠的法律保障.在村民自治法律制度框架下,村民自治的主体、村民委员会的性质、村民委员会与乡镇人民政府的关系是需要强调的几个问题.村民自治的实质是在广大农村实行基层直接民主."五合章"既让人们看到农村基层民主"前途光明"的一面,也让人们看到我国的民主政治道路漫长的一面.     

从婚姻、养老、人口的变迁谈古民居保护与古村落社区发展

苍坡村是楠溪江流域的一个著名文化旅游古村落,20世纪90年代初开展保护工作并取得初步成效,村中标志性的古建筑得到了有效的保护,但古民居的保护情况不尽人意。近年来苍坡村新式民居日益增多,苍坡古村原来独特的庙宇、宗祠、古宅院等整体村落风貌严重受损,村民普遍失去在古民居的居住热情,村民拆除古民居兴建新式民宅和政府强行拆除村民新建民居的事件屡有发生。苍坡古村保护工作出现些许发人深思的现象。从婚姻、养老、人口的变迁角度来看,古村落保护工作应以民众为保护主体,正视并协调好古村落保护规约和民众实际的居住需求之间的关系。     

"城中村"问题及其反思

近年来,在诸多城市化水平较高的城乡地区,出现了日益增多的"城中村"现象。城中村的积极影响表现为对外来人口容纳所起的社会减震器作用和对本地村民转型所起的社会保障作用,消极影响表现为脏乱差的物质形态带来了安全隐患、破坏了城市形象,村民寄生型的精神状态导致自甘堕落、有被边缘化的倾向,混乱的社会治安的外部效应增加了政府的管理成本、激化了与周边地区的矛盾。基于以上问题的考虑,对城中村问题的反思主要从"快速城市化和中国特色的城市化"与"效率和公平"两个角度展开,认为目前城市化应该小步快走,不应该大步前进,应走具有中国特色的城市化道路;对城中村问题的解决不能简单通过牺牲公平来获得效率。     

科技金融、制造业集聚与环境效应研究

基于2001~2012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以科技金融为主要手段的政府干预下的产业集聚与环境污染之间的内在依存关系,结果表明:以二氧化硫为污染指标的环境负效应与产业集聚呈显著的N型曲线关系。在以科技金融为主要手段的政府干预下,制造业集聚的优势充分发挥,缓解了环境的负效应。实现环境与工业的协调发展,需要政府与市场两种力量的合力共同完成。     

哈佛大学医学院Lewis Cantley访谈：肥胖、糖尿病和癌症

虽然看起来很残酷、很不公平,但是越肥胖越容易罹患糖尿病,越容易罹惠癌症。这在流行病学研究中已经得到了很好的证实,但是随之而来的问题是：这些现象的生物学机制是什么？肥胖,糖尿病和癌症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疾病与环境污染:突破自然科学的局限

受自然科学的局限,医学在疾病与环境污染关系研究方面进展缓慢。注重实地调查的社会学研究方法,可以帮助我们突破这种局限,从而建立并检验疾病与环境污染之间关系的假设。浙北一个农村社区的个案研究也支持了这一假设,资料与分析表明,社区的环境污染是导致社区居民癌症死亡率偏高的主要原因。     

基于CGE模型的中国农民工问题分析

实地调查了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2镇17个村的村民自治状况,以"四民主"为框架,从政治发展视角进行了分析。在临夏州乡村,目前已普遍完成了6次换届选举,村民自治有序推进,但存在的问题也不容忽视。这些问题主要表现为:村民自治的规范制度与有限乡村资源发生背离;村民自治还不能得到村民充分认可;村民自治的理想价值还受到宗教宗族等因素的干扰;村委民主选举的规范性还需加强;村务民主管理基本环节缺失;政府影响村务管理自主运行现象时有发生等。     

城中村改造新思路——以武汉市为例

城中村问题是中国城市化过程中凸现的一个难点问题。城中村改造应该构建"政府--开发商--村民"的博弈均衡格局,逐渐实现域中村经济形态从"外生型"到"内生型"的转型,对村委会和村民提供智力支持和教育补偿,合理安置外来人口的居住问题,妥善解决就业、社会保障等配套制度安排     

特朗普政府对"一带一路"倡议的认知、反应及中国的应对

特朗普政府对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认知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即地缘战略、经济控制以及透明度不足。为回应"一带一路"倡议,特朗普政府在经济领域升级与中国的贸易争端,强化投融资竞争;在外交领域对"一带一路"进行污名化,并离间中国与"一带一路"相关国家的关系;在安全领域持续对华施压,干扰中国现代化进程。为此,中国应加强战略定力、发展全球伙伴关系、讲好"一带一路"故事,同时积极寻求中美合作空间,以应对特朗普政府的挑战。     

对我国政府建设的理性探讨——论学习型政府、法治型政府、服务型政府

20世纪90年代以后,全球化进程明显加快,已成为当代世界经济最突出的特征,传统的行政观念已无法适应"市场化"时代的变化,政府在行政观念上要做出适应新的"时代"调整。中国入世首先是中国政府入世,即政府行为必须符合WTO的规则和要求,目前政府行为仍存在一些问题,必须重构政府与企业,市场和社会的关系,加快实现政府职能的转变。     

政府、市场与社会关系的政治生态学分析

政治生态学是借助于生态学的方法,从政治与其环境的相互关系中研究政治现象的产生与发展,探求政治体系与社会体系或者国家与社会的生态关系、国家与公民的生态关系,以及政府与市场的生态关系,是政治生态理论的重要内容。政府与社会的关系,即统治与治理;社会与市场的关系,即公平与效率;市场与政府的关系,即私与公。     

政府与市场关系的中国探索：历程、困境与应对

从中国改革历程来看,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一直是中国改革的核心问题.但由于部门利益作祟、思想观念滞后、行为路径依赖以及制度缺失等原因,导致在改革进程中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一直没有处理好,因此,在今后的发展改革中,进行科学的制度设计、树立对市场敬畏和政府需“谨言慎行”的理念、转变政府职能,打破部门利益的藩篱就成为破解政府与市场关系困境,合理界定政府和市场边界的重要条件。     

政治文化视角下“村民自治”的现实困境

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末的村民委员会直接选举为我国农村"村民自治"提供了制度性保障。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在所处的特定的政治单元内实行民主自治已经成为当代中国农民最直接、最广泛的民主实践。在这一过程中,由于参与主体受乡土政治文化的影响,严重制约"村民自治"的发展与完善。     

“闪讯”模式下淘宝村形成过程与驱动机制研究——以河南省西峡县双龙村为例

在闪讯公司的积极筹划、引导和大力参与下,中西部农村地区能在数月到一年的时间内迅速培育出一种新型的淘宝村,与传统的淘宝村形成过程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基于闪讯公司催化、政府积极参与、"套路化"成长三大方面构建理论框架,以闪讯公司培育出的第一个农产品淘宝村——西峡县双龙镇双龙村为例,通过实地考察、访谈、典型案例分析等方法,剖析"闪讯"模式下淘宝村的形成过程与驱动机制.研究发现,"闪讯"模式下的淘宝村形成过程分为四个阶段:①萌芽阶段:受时间、学习意识、学习能力的限制,村内开设淘宝店铺仅为少数村民且店铺效益不佳.②初期成长阶段:"产业能人"通过线上平台的成功实践,有效地调动村民加入电商活动的积极性,村内开设淘宝店铺的村民逐渐增多且服务质量不断提升.③加速成长阶段:在闪讯公司与政府的协作下,村内淘宝商户的数量和质量有了明显提升,为淘宝村形成奠定了坚实基础.④成熟阶段:在淘宝商户快速增加与村内全方位产业链的带动下,村内店铺数量和活跃度达到淘宝村认定标准."闪讯"模式下驱动因素中,资源禀赋为淘宝村形成提供了基础条件和产生可能,"互联网+"时代背景和电商环境为淘宝村形成提供了市场条件,电商基地的建立、闪讯公司的催化为淘宝村的快速形成提供了关键支撑,电商基地与闪讯公司的全方位合作为淘宝村的形成提供了"助燃"作用,政府提供的各种政策、设施支持为淘宝村走向成熟提供了"软""硬"环境支撑.     

中国经济转型背景下外资企业的政治战略选择

分析了中国转型经济的制度特征,政府在经济发展和企业经营中的角色、地位和作用,剖析了中国社会"关系"特征,以此为基础,研究了在华外资企业政治战略选择,得出了如下结论:①在华外资企业在确定政治战略目标时,应把获取信息、资源或优惠政策以及政治庇护作为主要目标;②在华外资企业为实现其政治战略目标,应通过组织学习和社会交往活动建立与政府良好的"公"、"私"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