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山水诗从产生到发展之我见——兼议刘勰宋初“山水方滋”说

我国最早论及山水诗问题的批评家是刘勰。他说:“宋初文咏,体有因革,庄老告退,而山水方滋”(《文心雕龙·明诗》)。可是对于他的这一宋初山水诗“方滋”说,后世有很多人是不敢苟同的。缪钺先生说:“‘庄老告退,而山水方滋’,亦非知言”。钱钟书先生也说:“山水方滋,当在汉季”。的确,在我国诗歌史上,以自然山水、景物为欣赏、描写、歌颂、赞美的主要对象的作品,在先秦、两汉时期就已经“方滋”了,而魏晋之     

谈中国古典诗论对中国古典园论的影响

山水诗、山水画、园林是孪生姊妹。魏晋南北朝时期,“庄老告退,山水方滋”,人与自然的审美关系发生了一次飞跃。反映到方艺领域,山水诗诞生了,自然景物在诗中不再蜷缩着甘作环境地陪衬和比兴媒介,它挺身而出,开始扮演重要角色,在绘画中,山水从背景走向前台,唐宋以后干脆占据了画苑的中心;园林也结束其利用自然、调整自然的路程,迈开了“妙造自然”(司空图语)的步伐。     

论谢灵运“巧似”与“繁富”的创作特征

刘勰《文心雕龙·明诗》说：“宋初文咏，体有因革，庄老告退，而山水方滋，俪采百字之偶，争价一句之奇。情必极貌以写物，辞必穷力而造新。”《物色》又谓：“自近代以来，文贵形似，窥情风景之上，钻貌草木之中，吟咏所发，志惟深远；体物为妙，功在密附。故巧言切状，如印之印泥；不加雕削，而曲写毫芥，故能瞻言而见貌，即字而知时也。”大多数人认为这是对以谢灵运为代麦的山水文学的概述和评议。梁钟嵘《诗品》卷上，谓谢灵运“其源出于陈思，杂有景阳之体，故尚巧似，而逸荡过之，颇以繁富为累。蝶谓若人兴多才高，寓目辄书，内无乏…     

简论浙江古代游记文学

古代的骚人墨客,或因崇尚自然而好游胜迹,或因失意宦途商寄情山水,或“欲尽绘天下名山胜水为通志”而跋涉烟霞,或“不第娱耳目,必欲证其见闻”而步履榛莽,于是就产生了记山川之胜,状景物之形,抒爱恶之情,发褒贬之议,揭生活之理的游记文学。它是我国散文中的重要一体,是多彩的文苑中富有诗情画意的奇葩。我国的游记文学滥觞于南北朝。魏晋以后,“庄老告退,而山水方滋”,以描写山水为主要对     

《辨宗论》与谢灵运对玄言诗的改制

玄言诗以感性形象体悟玄理时，遵循玄学思想方法的“略于具体而究心抽象原理”，即“得意忘象”，自然景物须先通过概括、抽象后才能使之具有玄理意味。谢灵运山水诗虽也述说某些玄理，但其诗中的自然景物则具备鲜明的具象性和充分的特殊性，其理论基础即是《辨宗论》提出的“顿悟”，认为面对自然景物不须经过概括化，一般化的过程就可以“顿悟”玄理，这就是谢灵运对玄言诗的改制。     

但观丘壑美 何以舍情物——论谢灵运及其永嘉山水诗

谢灵运在永嘉的时间不长,“在郡一周,称疾去职”(《宋书》卷六七《谢灵运传》,以下简称“本传”),却在诗歌创作上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尤其是对风景名胜的真实自然作具体刻划的山水纪游诗,不仅数量占这位“山水诗鼻祖”流传至今的山水诗作的一半以上,而且名作迭出,说谢灵运山水诗的精华主要在于永嘉并不过分。含咀英华,谢诗之味异于初涩而后清之     

魏晋南北朝山水诗三题

一、山水描写与玄言诗的“相斥”和“相容”“山水诗”作为一个特定的概念,是出现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在它的酝酿阶级——魏晋时期,自然山水逐渐以比较纯粹的审美对象身份进入了人们的视野和诗歌表现领域。这首先反映在曹操《观沧海》一诗和曹丕、曹植“怜风月,狎池苑”一类的诗句中,在曹氏父子笔     

“山水鼻祖”谢灵运的佛学因缘

东晋南朝山水诗兴起的原因有多种,佛教是其中之一。本朝的谢灵运不仅被奉为“山水鼻祖”,同时也是一位在佛教史上颇有影响的人物,与高僧广泛交游,对佛经义理有较深的研究,写了不少佛教著作。谢灵运今存诗近百首,其中半数是山水诗,以佛理为指导,由空观色,从自然山水中体悟佛理,流露出浓郁的佛教意识。     

东晋玄言诗与佛教关系略说

东晋玄言诗风盛行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佛教对当时文人浸染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由于佛教的影响，孙绰、许询等玄言诗人一方面继承了郭璞五言诗创作以玄理入诗的作法，另一方面又扬弃了其中与玄理相伴的神仙家言，使得郭璞诗中尚有的“坎 咏怀”的内涵与“飘飘而凌云”的审美感受消失殆尽，导致《诗》、《骚》体尽、“淡乎寡味”的玄言诗创作成为一时风尚。     

陶渊明与玄言诗--兼论陶、谢诗风的差异

陶诗和玄言诗联系密切,至少表现在三个方面:在玄言诗中已经潜藏着田园诗的题材因子,陶渊明反映田园生活的诗歌正是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玄言诗并非都是抽象说理,好的玄言诗也能表现一定的词趣,陶诗在这方面显然也受到了它的影响;陶诗与玄言诗在语言上都不假雕饰,二者在风格上也是一脉相承的.如果说山水诗是玄言诗的产子,那田园诗也同样是玄言诗的爱儿.说山水与田园同出一源而两水分流,这并不是难以置信的梦呓.     

谢灵运与宗炳佛学理论之异同及其对文艺理论与创作的影响

谢灵运与宗炳同属晋宋之际文人，一为山水诗人，一为山水画家，由于对佛学的理解有所不同，因此对于佛法与山水自然之关系的认识也就有所差异。宗炳认为自然山水皆为佛之神明所感生，只有在澄怀息虑的精神状态下，才能“应目会心”，故提出“畅神”之说。谢灵运则认为山水与佛法的关系乃是色与空的关系，观照幽静空灵的自然山水之境即是体认自己朗然清净的真如佛性，因此通过观照山水体悟佛理，遂形成山水诗中的“玄言尾巴”。     

孟浩然的审美追求及其在盛唐诗歌演进中的作用

孟浩然毕生的审美追求是“求真”“求自然”。这种追求为盛唐诗人的创作提供了一种全新的审美范式,它具体表现为三点：一是将日常生活入诗,二是将兴寄入诗,三是独特的抒情手法和入俗致雅的语言风格。孟浩然的创作,扩大了唐诗的题材,有效的抵制了初唐时期的浮靡诗风,谢灵运结合在一起,完成了由陶,谢到王维过渡,将山水创作推向繁荣,孟浩然的创作确立了平淡诗风在盛唐诗坛的地位,开启盛唐诸大家的视野。     

谢灵运山水诗典故探微

谢灵运山水诗中运用了大量的典故，这些典故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把《诗经》、《楚辞》引入诗中侧重于抒情，一类是把《周易》、《老子》、（（庄子》引入诗中侧重于说理。世人往往批评谢灵运山水诗“有句无篇”，诗必谈玄说理，有情景割裂之嫌。该文旨在说明谢灵运就是通过这些典故更深入地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其诗是情、景、理的融为一体的佳作。     

王维与谢灵运山水诗的比较

在中国的山水诗的发展史上,王维和谢灵运都是山水诗的大家,谢灵运是一代山水宗师,王维在山水诗上继承了谢灵运等前人的成就,兼收并蓄、纳故知新,成为山水诗中的巨擘.他们在人生际遇、审美艺术、引禅入诗等方面有着相似之处,但从深层次来分析又有许多差异,本文从知人论世入手,对以上三个方面进行分析,从而对两位诗人的山水诗有更深层次的了解.     

谢灵运与永嘉山水

中国诗歌史上第一位山水诗巨匠谢灵运已距今一千五百余年,然其与山水相融合同欣乐的潇洒飘逸之神韵却仍然萦绕于后人脑际,言山水必称谢灵运已成为中国文学史的常识。谢灵运于公元422年8月12日至永嘉为郡守,翌年9月离去,在温仅仅一年,但他却与永嘉山水结下不解之缘。本文试图从永嘉山水对谢灵运创作的影响、谢灵运对于永嘉山水美的发现及其山     

被缚的愤懑与自缚的困惑——论谢灵运的优游山水与山水诗创作

谢灵运一生志在仕途。优游山水,是他对仕途理想被现实所缚的一种愤懑。在优游山水的过程中,他不能以审美的态度对待人生,陷入了自缚的困惑,他的山水诗就是他这种生命苦况的“物化”。     

谢灵运游雁荡山考

谢灵运曾否讲入雁荡山南朝梁萧统编集《文选》,收入谢灵运《从斤竹涧越岭溪行》诗。据清胡克家校刊的唐李善注本,诗题下有十七字注:“五言。灵运游名山志曰。神子溪。南山与七里山分流。去斤竹涧数里。”(断句圆点据中华书局影印本)前人对谢灵运这次游踪作过研究,结论是他没有进入雁荡山内,到筋竹涧(斤竹涧的今     

承前突破、艺技入诗、佛禅思想——对王维山水田园诗的三点思索

王维山水田园诗在意境创造、写景技巧上承继了陶渊明、谢灵运业已取得的成就;在作品风格上则有所创新。绘画方面高妙的艺术造诣和浓厚的佛禅思想对王维的诗歌创作有深刻影响。     

《读书斋诗》作者考

《全唐诗》卷三六八有崔护《郡斋三月下旬作》诗一首:“春事吕已歇,池塘旷幽寻。残红披独坠,嫩绿间浅深。偃仰卷芳褥,顾步爱新阴。谋春未及竟,夏初遽见侵。”《全唐诗》卷四七九张又新名下亦收该诗(题同),仅异二字:“嫩”作“初”,“卷”作“倦”。据此,诗作者应在崔、张两人之中。不料,《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第1169页说此诗是谢灵运在温所作,题为《读书斋诗》。逯钦立先生所据是光绪八年(1881)《永嘉县志》卷二十一,较《全唐诗》晚170多年,一般应以《全唐书》为准。不过,这首《读书斋诗》还可找到更早的出处:明末清初永嘉人周天锡曾编过一本专收外地人在温诗作的《慎江诗类》,完成于康熙十九年(1680),手抄本共六卷,原藏玉海楼,温州市图书馆今藏有黄群敬乡楼、永嘉乡著会等几种抄本。其卷一收谢灵运诗二十七     

谢灵运山水诗漫论

谢灵运是我国第一个山水诗人,山水诗鼻祖,在文学史上具有重要地位。他扩大了诗歌题材的新领域,开拓了诗歌创作的新道路,他的诗塑造了鲜明的艺术形象,使山水从《诗经》以来传统诗作中仅被作为比兴手段的从属地位,上升到独立成为审美对象的主体地位,从而使山水诗在诗歌发展史中占有重要一席,大放异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