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刻金瓶梅词话》是初刻抑或三刻

本文以明人笔记相关记载与《金瓶梅词话》文本为据，从对诸多矛盾现象的分析入手，考察出眼下见到的《新刻金瓶梅词话》是三刻本。初刻书名《金瓶梅》，无序文，刊刻时间为万历四十三年；二刻书名《金瓶梅传》，三篇序文俱全，刊刻时间是万历四十七年。《新刻金瓶梅词话》为《金瓶梅传》的翻印本即三刻，除书名的变化外，内容上无变更，翻印时间是万历四十八年之后。     

《金瓶梅》研究三议

本文就《金瓶梅》研究中的三个问题陈述己见。《金瓶梅》有其完整的人生价值观念和思想体系，井通过一批正面形象与非正面形象来表现的，“写丑说”不全面。作者是位过来的醒世者，既有”寄意时俗”的入世一面．又有“无荣辱”的超逸的一面。考证作者有注意史料的同时，应从考察文本中的诸类历史现象入手，可能比单依凭传说有更切实的收效。     

我与《金瓶梅》研究

我研究《金瓶梅》的内驱力,是为《金》进行辩护,对其小说美学的研究,是我研究《金》的正式开始,以历史的美学的观点先后写了多篇为《金》一辩的文章,而《说不尽的＜金瓶梅＞》则是一次小总结。主持《＜金瓶梅＞小百科丛书》,重新校注《金瓶梅词话》。我选择了回归文本的研究方法,将考据和理论都纳入到历史和方法的体系之中加以科学的审视。     

《黑猫》的修辞性叙事学探析

叙事技巧是坡作品中不可忽略的写作技巧,是坡与读者进行思想情感交流的方式,本文旨在用修辞性叙事理论探讨《黑猫》叙事技巧对于预想效果的贡献,分析作者如何对叙述者视角及眼光的选择、对叙述者对事件的报道、读解及伦理评价等进行不断调节,使文本、作者与读者之间形成了一个互动系统。     

再论《金瓶梅》评论中的溢美倾向——与宁宗一同志商榷

一九八五年我被邀请出席秦皇岛《水浒》讨论会.会议要求撰写论文.当时恰巧买了本复旦大学出版社的《金瓶梅研究》,压卷之作是章培恒同志的《论金瓶梅词话》.他用《水浒》作为《金瓶梅》的陪衬,认为《水浒》的现实主义成就不如《金瓶梅》高,人物性格也不如《金瓶梅》复杂、真实.我就写了一篇题为《不能因为〈金瓶梅〉贬低〈水浒〉》的文章与他商榷.后来我因事未出席秦皇岛的会,也不知章培恒同志去没有去.但论文寄出去了,上海《文报汇》还发表了论文的摘要,也不知章培恒同志看到了没有,但他似乎并没有答复.     

《金瓶梅词话》词条拾遗

《金瓶梅词话》中运用最多的方言是淮阴方言，对其分析考辨对清《金瓶梅》的成书年代、作者、源流等都有着重要的意义。     

《＜金瓶梅＞地理环境准上考》补证

《金瓶梅》作者借用《水浒传》中某些人物、情节、并巧妙利用地名之巧合,精心营造了一个全新的地理环境和文化氛围,经考证,《金瓶梅》中所描述的地理环境多与淮上有关。     

不写之写——《聊斋》的构思艺术

张竹坡评《金瓶梅》、脂砚斋评《红楼梦》,在艺术构思方面,都提出了一个“不写之写”的问题。张竹坡在《批评第一奇书金瓶梅读法》中,谈到《金瓶梅》的作者写的六个妇女用了不同的方法时说:“其正写者,惟瓶儿、     

从《金瓶梅》的民俗与语言看其故事发生地

《金瓶梅》的故事发生地即小说情节展开的人文环境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因为它关系到对作者或写定者身份及生活地域的认定。以往学术界从各自不同的角度探讨了这一问题。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选取《金瓶梅》中民俗与语言两方面的材料作一综合分析,可以认为《金瓶梅》的故事发生地应在运河山东临清一带,其作者或写定者也必然与这一带有着种种关联。     

《野性的呼唤》之符号学读解

本文从符号学的角度。审视分析了《野性的呼唤》的文本意义,揭示其背后的隐喻机制,并对这一文本生发的诸多侧面.作了理性的读解。     

论文学作品主题的读解

文学作品是一个开放的供作者和读者双向交流的系统。应当按照文学的特性和文学鉴赏的规律来读解主题并进行教学。本文主要以《我的叔叔于勒》为例。讨论了对文学作品主题的读解应顾及全面。着重谈了四个方面：1．顾及作家的经历、世界现、创作和作品的关系；2．顾及作品全篇。解读文本蕴舍的意义；3．顾及作品中的时代因素；4．顾及读者的参与。     

《金瓶梅》与东京开封--《金瓶梅》社会价值初探

《金瓶梅》与东京开封的关系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课题。过去不少学者都断定，《金瓶梅》是“借宋之名写明之实”，但是，从该书与东京相关的回目、人物、地名和事件上看，将这一论断绝对化显然是不切合实际的，它实质上是降低了《金瓶梅》自身的社会价值。小说作者是想让人们知道，社会罪恶的渊薮在皇帝在权奸，豪绅恶霸是权奸集团赖以生存的社会基础，二者狼狈为奸，欺压百姓。书中对性的描写，是作者对那个物欲横流、贪贿公行的社会现实的无情揭露和嘲笑。《金瓶梅》艺术化这种社会丑恶，是它对中国文学的一大突出贡献。     

《金瓶梅》对人欲的张扬与反拨

《金瓶梅》是我国世情小说的开山之作，它的出现标志着古代长篇小说创作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期，兰陵笑笑生不仅开拓了小说的题材领域，而且改变了以往作家的审美定势和观察社会人生的方式。他公然把描绘人的欲望作为艺术构思的核心，对人的金钱欲、权势欲和性色欲作了淋漓尽致的展示和张扬。《金瓶梅》所描绘的人欲横流的艺术画卷，向人们作出了这样的昭示：传统的价值尺度已经开始失落和裂变，作者正在运用一种新的价值观念去观察社会人生，因而星现出迥异于前人的思想风貌和艺术风貌。这是兰陵笑关生对小说美学的新贡献，也是《金瓶梅》这部奇书的成就之所在。     

文本读解观的哲学反思

从哲学的视角反思了作者、读者、文本三者之间的关系因作者的不在场和文本的中介性所产生的滑动,并探讨了文本的意义所在。认为读解的任务不是解决文本究竟有没有终极意义,其任务是作为语言客体的文本与人与现实世界如何联系起来,以辩证的态度去对待文本,在开放的文本体系中,使读者在读解的实践中获得体验。     

一把辛酸泪 谁解其中味——读解敦煌写本S.1477卷《祭驴文》

敦煌写本S.1477卷《祭驴文》是敦煌文献中的俗赋精品,全篇语句散韵结合,语体通俗浅近,文辞亦庄亦谐,情感真挚荡肠,主题深远严肃。从《祭驴文》文本人物形象和描写对象的分析入手,探索其艺术创作特色,以进一步读解其文本价值。     

《金瓶梅》地理环境“淮上”考

《金瓶梅》问世虽已40O多年，然而有关此书的作者问题，迄今仍是文学史上的“斯芬克斯”之谜。围绕此书的诸多问题已聚松多年，其中有两点基本上已达共识：正．假托宋代，实写明事。该书借用《水浒传》某些人物、情节为故事线索，演绎出洋洋百回巨篇。书中行政区划、职官、服饰、词曲、经卷等，无不打着鲜明的明代烙印。2．《金瓶梅》成书于明万历中期，吴晗、郑振锋先生率先提出此说，经过6O多年的争论，目前仍难以动摇。以上两点，虽是探讨《金瓶梅》作者的重要途径，但研究《金瓶梅》所展示的环境背景，无疑也具有重要的意义。一、两个…     

《金瓶梅》谈巫

兰陵笑笑生的《金瓶梅》，今人称作明代社会的百科全书。在这部书里．作者记入了当时市民生活的诸多事象，其中有关于巫的占有相当的篇幅。有关于巫术的记载，和巫觋、巫风的描写，对于明代民俗的研究(特别是对民俗信仰的研究)，无疑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这部分文学的真正价值并不完全在于此．作者别有匠心。从这方面看《金瓶梅》，对于全面、立体研究《金瓶梅》也大有裨益。     

《金瓶梅》探源

小说探源已成为一种繁琐而无实效的程序,有时虽然查出来源,但对探求作者的创作意图和方法帮助不大。对《金瓶梅》来说,探索来源却非常必要,它为我们提供了理解小说的手段和确切的印证。通过对引入《金瓶梅》的那些文字和原作的比较,将有助于把小说作者的创作与引文区分开来,为进一步探索作者的创作意图提供可靠的证据。这种探索必将取得成效,因为作者所引用的许多原著至今仍然存在;更重要的原因是《金瓶梅》并不象其他早     

论《金瓶梅》中婴儿的叙事作用

任何人物的文本展现都一定有着叙事学中的存在意义，这种意义在情节的放大下，往往可以达到影响全局的效果。《金瓶梅》中婴儿的出现及其遭遇绝不是一种可有可无的文本附属物，他们牵制着李瓶儿、潘金莲等人的命运，在情节发展特别是情节转折上作用显著，同时又为人物个性的塑造服务，表现出作者高超的讽刺艺术。     

揭开《金瓶梅》作者之谜——《金瓶梅》作者为贾梦龙

《金瓶梅》问世以来,便惹得世人沸沸扬扬,如今《金瓶梅》研究又走出国界成为显学。可是,如此一部旷世奇书出自何人之手?作者“兰陵笑笑生”究为何人?长期以来虽有几多说法,但都不能令人心悦诚服。近年来,我校中文系李芳元同志经过认真的研究,提出《金瓶梅》的作者为明代河北内邱训导山东峄县人贾梦龙(贾三近之父),并从考察方言入手,结合贾梦龙的身世经历、思想、创作等充分论证,不失为独到的一家之言。为此,本刊在新设“《金瓶梅》研究”专栏编发此文,以期引起学术界的重视。本专栏将继续开设,欢迎来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