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瓶梅》履痕寻踪

与《三国》、《水浒》相关之资料，存世颇多，而同为名著的《金瓶梅》之资料，见诸于记载稀少。因而导致《金瓶梅》研究之艰难。学界曾发下宏愿，遍检明延至清代群籍，不会不有蛛丝马迹。然一、二人，所及有限，不能穷尽典籍无遗。我们只能将阅读前人笔记中只言片语，勾稽出来，作为资料。其难度确如“披沙淘金”，所淘之金指《金瓶梅》耳。如果学界群起，当可觅得《金瓶梅》所履之真迹，是为小引。一、《金瓶梅》“书影”“书影”不取固有义，这里指书的影子，从前人笔记中，并未明指，而只是暗指，只有模糊的影子，或情节、或人物、或器物…     

《金瓶梅》地理环境“淮上”考

《金瓶梅》问世虽已40O多年，然而有关此书的作者问题，迄今仍是文学史上的“斯芬克斯”之谜。围绕此书的诸多问题已聚松多年，其中有两点基本上已达共识：正．假托宋代，实写明事。该书借用《水浒传》某些人物、情节为故事线索，演绎出洋洋百回巨篇。书中行政区划、职官、服饰、词曲、经卷等，无不打着鲜明的明代烙印。2．《金瓶梅》成书于明万历中期，吴晗、郑振锋先生率先提出此说，经过6O多年的争论，目前仍难以动摇。以上两点，虽是探讨《金瓶梅》作者的重要途径，但研究《金瓶梅》所展示的环境背景，无疑也具有重要的意义。一、两个…     

从《花营锦阵》看《金瓶梅》作者

50年代,荷兰驻华大使、汉学家高罗佩在北京古董店买走一本万历年间出版的五彩套色木刻画册——《花营锦阵》,这本对研究《金瓶梅》作者有珍贵价值的书从此难睹真容。直到不久前,台湾出版《秘戏图考》,将此书以黑白版印行,读者才有幸见到“庐山真面目”。     

我与《金瓶梅》研究

我研究《金瓶梅》的内驱力,是为《金》进行辩护,对其小说美学的研究,是我研究《金》的正式开始,以历史的美学的观点先后写了多篇为《金》一辩的文章,而《说不尽的＜金瓶梅＞》则是一次小总结。主持《＜金瓶梅＞小百科丛书》,重新校注《金瓶梅词话》。我选择了回归文本的研究方法,将考据和理论都纳入到历史和方法的体系之中加以科学的审视。     

从古镇兰陵文化多元化看《金瓶梅》作者的籍贯

《金瓶梅》的作者问题,一向是《金瓶梅》研究中的一大难题,自从《金瓶梅》问世,即成为读者关注的热点。从早期的袁氏兄弟、董其昌、谢肇浙等人直到当代研究《金瓶梅》的专家学者,无不对此花费过大量精力。自从沈德符在三百八十多年前随便说了句“闻此为嘉靖间大名士手笔”,于是后人便循此在“嘉靖间大名士”中寻找,到解放前的三百三十多年间,共提出够资格的大小名士近十人,近年来由于名人效应增加,更猛增至五十多人。又有人据书中杂有部分吴语和马桶等南方器物,便断言作者为南方人,可又解释不了书中大量的北方话,特别是兰陵方言,真是愈理愈乱。恰如朱一玄先生所说:“各家文章都在说明某人     

《三国演义》作者问题说略

在小说勃兴的有明一代，有一种值得特别注意的现象，这就是当时的小说家们，大都不愿意将其姓名署在自己的作品之上，如《西游记》无作者署名，《金瓶梅》只题“兰陵笑笑生”，《水浒传》的作者施耐庵为“子虚乌有”（见胡适《水浒传考证》），等等，即可见其一斑。     

《金瓶梅》研究三议

本文就《金瓶梅》研究中的三个问题陈述己见。《金瓶梅》有其完整的人生价值观念和思想体系，井通过一批正面形象与非正面形象来表现的，“写丑说”不全面。作者是位过来的醒世者，既有”寄意时俗”的入世一面．又有“无荣辱”的超逸的一面。考证作者有注意史料的同时，应从考察文本中的诸类历史现象入手，可能比单依凭传说有更切实的收效。     

谈《金瓶梅》的叙事技巧

西方叙事理论把叙事作品分为两种基本模式：叙述和摹仿。所谓叙述是指作者公开以自己的名义叙述;摹仿则指作者竭力造成不是他本人在说话,而是某一个人物在说话的假象。借用这种理论来看中国古代小说,则可看出,在宋元说话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白话小说,是典型的“叙述”体文学。作者从不隐瞒自己的真实身分,不断以“看官听说”的形式介入作品,进行公斤的理性说教或对人物、情节阐释、评论、说明,故事中的一切都是经过作者之口转述,而非自动的展现。《三国》、《水浒》比较典型地体现了这种叙述体小说的基本特征。《金瓶梅》虽然并未完全…     

《张竹坡批评第一奇书金瓶梅》校点本前言

在改革开放新时期的十几年中,古典文学研究者解放了思想,对400年来一直列入“禁毁”书目榜首的《金瓶梅》进行重新评价,气氛热烈,研究不断深入。先后召开了六次国内学术研讨会、两次国际性学术研讨冷。出版了一批专著、数百篇学术论文。研究是全方位多角度的,评价其在文学、美学、语言、民俗、宗教、政治、经济、历史、性文化等方面的价值与意义。其中基础性的研究成果更为突出,整理出版主要版本、编辑搜集研究资料、注释词语、编纂词典。这些基础性研究成果,提供资料版本,有力地推动了“金学”研究的开展。得到国家新闻出版主管部门批准,齐鲁书社于1987年1月出版《张竹坡批评第一奇书金瓶梅》校点本(1988年修订重印);齐导书社于1989年6月出版7《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简称崇祯本)会校足本;吉林大学出版社于1994年10月出版了《皋鹤堂批评第一奇书金瓶梅》校注本。早在1985年5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金瓶梅词话》校点本。1995年8月,岳麓书社出版了《金瓶梅词话》校注本。在新时期的十几年中,《金瓶梅》的主要版本都经过整理出版,基本上满足了学术研究的需求。根据有关出版政策规定,这些整理校注的本于限数印制,专业对口控制发行。因此．能够读到这些本子的读者是有限的。为了帮助广大读者与学者了解《金瓶梅》版本嬗变情况、整理校注工作的艰辛,也是为了回顾新时期《金瓶梅》研究与出版的业绩,本刊选取王汝梅教授为《张竹坡批评第一奇书金瓶梅》校点本、《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会校本撰写的两篇前言刊载,以飨读者。     

《＜金瓶梅＞地理环境准上考》补证

《金瓶梅》作者借用《水浒传》中某些人物、情节、并巧妙利用地名之巧合,精心营造了一个全新的地理环境和文化氛围,经考证,《金瓶梅》中所描述的地理环境多与淮上有关。     

《金瓶梅》与东京开封--《金瓶梅》社会价值初探

《金瓶梅》与东京开封的关系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课题。过去不少学者都断定，《金瓶梅》是“借宋之名写明之实”，但是，从该书与东京相关的回目、人物、地名和事件上看，将这一论断绝对化显然是不切合实际的，它实质上是降低了《金瓶梅》自身的社会价值。小说作者是想让人们知道，社会罪恶的渊薮在皇帝在权奸，豪绅恶霸是权奸集团赖以生存的社会基础，二者狼狈为奸，欺压百姓。书中对性的描写，是作者对那个物欲横流、贪贿公行的社会现实的无情揭露和嘲笑。《金瓶梅》艺术化这种社会丑恶，是它对中国文学的一大突出贡献。     

《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会校本前言

《金瓶梅》是我国小说史上第一部文人独立创作的长篇白话世情小说，对后世的小说创作与文化嬗变产生过较大影响，在文学史、文化史上具有重要地位。近年来，我国《金瓶梅》研究不断取得新的进展，引起国外汉学家的注意。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金瓶梅》删节本，齐鲁书社出版的《张竹坡批评第一奇书金瓶梅》删节本，香港星海文化出版有限公司出版的《金瓶梅词话》全校本，都促进了《金瓶梅》研究的深入发展。《金瓶梅》的版本，大体上可分为两个系统，三种类型。一是词话本系统，即《新刻金瓶梅词话》现存三部完整刻本及一部23回残本（北京图…     

关于《金瓶梅》作者的十种说法

关于《金瓶梅》的作者,至今已有几十种说法。笔者在1989年12月出版的《金瓶梅及其作者探秘》一书中,曾评价了46种说法。事隔两、三年,又发现了一些新说,约十种之多,现就这十种说法,作些粗浅的评议,以就正于方家。     

《金瓶梅》谈巫

兰陵笑笑生的《金瓶梅》，今人称作明代社会的百科全书。在这部书里．作者记入了当时市民生活的诸多事象，其中有关于巫的占有相当的篇幅。有关于巫术的记载，和巫觋、巫风的描写，对于明代民俗的研究(特别是对民俗信仰的研究)，无疑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这部分文学的真正价值并不完全在于此．作者别有匠心。从这方面看《金瓶梅》，对于全面、立体研究《金瓶梅》也大有裨益。     

《金瓶梅》探源

小说探源已成为一种繁琐而无实效的程序,有时虽然查出来源,但对探求作者的创作意图和方法帮助不大。对《金瓶梅》来说,探索来源却非常必要,它为我们提供了理解小说的手段和确切的印证。通过对引入《金瓶梅》的那些文字和原作的比较,将有助于把小说作者的创作与引文区分开来,为进一步探索作者的创作意图提供可靠的证据。这种探索必将取得成效,因为作者所引用的许多原著至今仍然存在;更重要的原因是《金瓶梅》并不象其他早     

《金瓶梅》文学估值与明清世情小说之流变

产生《金瓶梅》的时代只能是萌芽时的资本主义日益发展的时代 ,它不同于产生《三国》、《水浒》的时代。因为与其把后两者看作小说 ,还不如把它们视作长篇传奇故事更为合适。《金瓶梅》是以个人主义为内在动力的现实主义创作法、广泛的读者群、经济个人主义者社会出现后的产物。这一点 ;中外文学都遵循共同的发展规律。本文以美国当代小说理论家瓦特《小说的兴起》为鉴照对象 ,分析中外文学中真正意义的小说诞生的社会条件 ,确定《金瓶梅》在中国小说发展中的坐标位置 ,并对《金瓶梅》后中国世情小说的流变及发展分期提出自己的看法。     

文本读解:《金瓶梅》研究的当代选择

从《金瓶梅》研究的历史来看 ,取得的主要成就是作者读解 ,即对作者生平、籍贯及作品与史实的考证。而这些作者读解既没有可靠的材料作依据 ,又对读解《金瓶梅》无大意义。《金瓶梅》文本读解则成就极低。当前 ,《金瓶梅》研究所关注的应当是建立以文本读解为主 ,作者、文本、读者相结合的文本读解体系。摒弃只注重作者的作者读解主义。     

《金瓶梅》成书上限新证

《金瓶梅》成书时限一直是不解之谜，本文以有力证据证明《金瓶梅》成书上限可定于万历元年。其主要证据为：一、第68回的“新河一带”“毁闸折坝”，“南河南徒，淤沙无水”、“疲弊之极”、“贼盗梗阻”等史实均发生于隆庆元年之后；二、第77、78回提到的济州管屯产生于嘉靖二十五年重修济宁卫之后，计亩征收银两，“秋税”、“夏税”均不征收实物，发生于万丙八年之后；三、书中所提到的三大丧和生辰八字按万年历推算均排在隆庆五、六年，梅节先生有证。总之，《金瓶梅》成书时间为万历元年至万历二十年。这是《金瓶梅》研究的一项新的重要突破。     

《金瓶梅》东北方言100例

《金瓶梅》的语言相当复杂,不只是用了山东土白话,也大量运用了北京方言、江淮方言、秦晋方言、官场交际语言,说书人语言、嫖客“市语”,同时还用了许多东北方言。鲁迅先生等的“《金瓶梅》一书用的是山东方言”的论断,是不确切的、不全面的。语言问题,不能成为确定作者的关键问题,不能说某地作家,他就只能写出某地区语言的作品。     

20世纪《金瓶梅》研究的回顾与思考(上)

２０世纪《金瓶梅》研究史约可区分为１９００～１９２３年、１９２４～１９４９年、１９５０～１９６３年、１９６４～１９７８年、１９７９～１９９９年五个阶段。本文为其上篇，即１９００～１９７８年《金瓶梅》研究史。１９００～１９２３年是《金瓶梅》古典研究阶段的终结；１９２４～１９４９年以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为标志，以发现和影印《金瓶梅词话》为机缘，以吴晗、郑振铎为代表，开创了《金瓶梅》的现代研究阶段；１９５０～１９６３年是一个热后冷却的阶段，但日本的《金瓶梅》研究则是高标独帜；１９６４～１９７８年在台港、欧美、日本形成三个《金瓶梅》研究中心，而中国的《金瓶梅》研究一度消歇之后，其巨大的潜力即将奔突洋溢，可以想见，一门新的“显学”——“金学”，正在催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