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优伶的社会性别身份

在中国社会性别角色的“男尊女卑”中,中国优伶性别角色存在着特殊的两性结构性质：男性优伶的女性化和女性优伶在“公共领域”里的男性化。前者使男性优伶也沦为与女性优伶卑贱同格,“男女皆卑”;后者使女性优伶成为一种公共欲望对象,并和男性优伶一起是一种色情消费的社会对象,从而构成为“卑贱者”和“色情者”的“文化象征”,构成了一种历史的性别死结。     

男性化的史学与优伶性别的史学“前判断”

在中国史学中,由于选材、笔法、细节等元素都难以超越所在时代和史官个人的先验主体,从而使中国历史也成为一部男性化的历史,或者说是一部贯穿男性气质和意识的历史。中国史学对于男性、女性有着不同的性别前判断,也就影响到了对于优伶性别的态度。男女优伶性别因为整体女性化的社会性别身份,为史学所回避,正史记载甚少,即使有所记载,也基本上是男性优伶,而且,男性优伶在史学中呈现出一种政治化的素质。这似乎与男性优伶的女性化的社会性别身份＂互相冲突＂,但是,它实质上是从相反的角度＂通过相互合作而互相加强＂,来共同巩固和稳定社会性别原则。     

中国史学对于女性优伶的想象和描述

在中国社会性别制度中，女性被定位为远离公共领域，公共领域似乎成了男性的专权。中国女性优伶却是一个例外，由于特殊职业性质，女性优伶必须进入公共领域，也使中国史学产生一种二律背反。其实，正是由于进入公共领域的女性优伶演艺活动，使女性优伶更加具有女性的特质，或者说更加符合公众男性的性想象以及想象的满足，由此，也就成为男性化的中国史家的意识和潜意识的关注目标，演艺也就成了女性优伶在史籍中的生动印象。中国史学中的女性优伶演艺描述，大多具有良好女性形象气质，而且，史籍中之女性优伶，不但有“色”，且多“色艺俱佳”、“色艺超绝”，是“声与色”兼有，甚至掩盖了在“色”乃至生理方面的不足和缺陷。女性优伶在史籍中的演艺印象，加剧了男女两性在社会性别制度中的主体和客体的原则关系。     

论男性文士对待女性优伶双重人格的精神分析

中国男性文士对待女性优伶,往往表现出一种分裂的双重人格特征。它包含着深刻而又玄妙的中国文化精神意义。由于男性文士身兼多种社会身份,使男性文士的每一种社会身份都是不纯真的,甚至穷则屈原,达则范进,构成了一个独特而又普遍的精神图谱。在处理与女性优伶的关系上,男性文士就不可能单纯从自然性别和社会性别出发,而必然涉及到社会身份的多重基体,乃至产生一种“摆弄”关系,一方面视之为情感和欲望的寄托对象,另一方面又持有戒备的理性情绪,既施之以诱惑,又缺乏真情的投入,男性文士对待女性优伶也就建构了一种表演性质的面具人格。     

中国史学中的女性优伶伎艺描述

中国史学中对于女性优伶伎艺的描述,一是专工一行,除了工于行当,女性优伶大多擅长某项伎艺,或歌唱,或舞蹈,或做打;二是一专多能,多才多艺,具有全面演艺素质;三是具备一定文化艺术素养,能够吟诗作词,审音度律;四是师承和家传背景,许多女性优伶所以技高一筹,与前辈的指导与栽培有关,同时,家庭环境的熏陶渗透,家族内部的传授指点,对于培养一个出色优伶,自然也是一种重要成长因素;五是”明星制”的现象,自元代始许多女性优伶声名远播,以她们的高超演伎,以及相应的影响力和号召力,来吸引和招徕观客.     

论男性文士和女性优伶的文化交游

中国男性文士的权力渴求中,都包含着性的因素,而当被权力系统所边缘甚至驱逐的情形中,男性文士大多会产生一种替代性的性的要求,以应证自身一种虚幻的性权力,女性优伶由于独特社会存在状态,自然成为男性文士性权力的一个重要替代对象,从而构成两者之间的密切交往关系,而且,颇含一种文化意味,或聚宴品艺,或作词相赠,或传播诗赋,甚至产生爱情佳话,形成一种男性文士和女性优伶的精神互慰关系,共同抚平遭受挫折和压抑的内心伤痛。     

论权力话语和优伶性别角色

中国优伶具有＂卑贱者＂和＂色情者＂的社会性别角色,它的形成有其最原始和最基础的控制力量,即权力采用＂话语＂的手段,以抵消优伶在舞台和现实中任何可能造成性别和权利的混乱乃至颠倒倾向,而在此背后,权力话语对中国优伶性别角色的组织和控制,实质上是对经济及其在此之上的政治权力的一种维护和巩固,或者说是,经济及其在此之上的政治权力的一种本能提防和警戒。     

性别、社会性别与优伶性别研究

性、性范畴和社会性别是三个不同的性别概念,其中社会性别是性的社会关系的产物,包含着丰富的社会性和文化性内容。中国的社会性别制度,从母系社会到父系制度,经历了一个微妙的两性较量过程,西周时期基本定型。中国优伶也在这种定型的性别生态环境中,开始形成了自己的“文化构造”方式。     

元代文人优伶意识论

元代下层文人因为时代的原因被迫以“移宫换羽”为业。清初署名“于陵孟公”者在跋宋徽壁散曲时云：“今乐府不作，古诗不歌，欲人时时传咏，必出于元人优伶之调。”这“优伶之调”在一定意义可以说明，在元代，广大下层文人确实与优伶间存在一种强烈的文化同构感——即元代文人的优伶意识。这种意识通过元代文人的自贱的身份潜认、戏谑的文化本性、狷介的角色仿形三个方面表现出来。     

广告传播中的性别定型分析

刻板印象是人们对某个社会群体形成的一种概括而固定的看法。性别定型是刻板印象在社会角色方面的反映。广告传播中存在着根深蒂固的性别偏见，其中女性形象是基于传统男性中心文化对女性的一种规范。广告中社会性别意识的偏离和不公正的表达，通过心理暗示引导女性用广告隐喻的女性社会形象来塑造自己，同时也直接影响正在进行社会化的儿童社会性别意识的正确建立。     

论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的与时俱进性

在中国政治生态中，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开放的、与时俱进的，它带来社会生态的生机与活力。中共创立的这一新型政党制度，是一种政治体制，同时也是一种精神，一种理性与和平、守法的政治文化，经过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历史的检验，实现了社会的融洽，这一政党制度的与时俱进性是中国政治发展的缩影。     

清末新政与辛亥革命历史地位的比较思考

近二十几年来,清末新政史的研究经历了从否定到被肯定,然后逐渐被捧高的过程。与此同时,对辛亥革命的评价却愈来愈低落。其实,从新政的历史背景及其本身内容看,尽管它是中国历史上一次重要的社会变革,它对于中国社会的促进及其在现代中国社会政治制度转型中的作用却难于与辛亥革命相比较。从整个中国社会的发展来看,辛亥革命是非进行不可的,并注定将推翻帝制。辛亥革命既是民族革命,同时又实行了政治革命,它是近现代中国社会转型中的基本事件,开启了二十世纪中国历史之新篇章。     

中国古陶瓷文化在欧洲的传播及其影响

中国陶瓷不但蕴藏着历史、社会、政治、经济等广阔背景，而且包含着科学、工艺、美学的内涵，在中国文化史，特别是中外文化交流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对于推动世界文化的交流起到一些作用。     

贵阳青岩牌坊的宗教人类学透视

描述贵阳青岩八道牌坊的历史和现实状况,从宗教人类学的角度透视青岩牌坊反映的政治变局、社会空间和宗教变局,并进而分析青岩牌坊儒教教化的社会控制功能。青岩牌坊的建立标志着儒教话语对布依族班氏土司之民族宗教话语的替代,标志着国家权力对青岩地方权威的替代,标志着以汉族为主体的青岩士绅登上青岩地方社会的政治舞台;青岩牌坊在历史上发挥着宣扬“尚齿”、“守贞”、“尽孝”、“完节”等儒教观念的社会控制功能。     

“大春节档”电影票房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摘要］以中国2016—2019年春节上映的国产影片数据为基础,采用偏最小二乘回归模型的研究发现:电影后期宣传次数对“大春节档”（正月初一到正月十五）票房有正向影响作用,而电影前期宣传次数对票房有负向影响作用;导演影响力对“大春节档”票房有正向作用,而主演影响力对票房的贡献不大;预告片时长对“大春节档”票房有负向作用;电影制式是否为3D对“大春节档”票房的贡献不大。选择有影响力的导演、制作短小精悍的预告片、加强电影上映后的后期宣传次数,会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大春节档”电影的票房收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