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股股东股权质押、高管激励与股价波动

为避免股权被平仓的风险,控股股东质押股权后应该有动机降低股价波动风险,现有文献对此虽有探讨,但结论并不一致,而且对具体机制的探讨也不清楚.本文从理论上分析企业控股股东股权质押与企业股价波动负相关关系及其具体机制与路径,并选取2007年到2021年的A股上市公司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控股股东股权质押后,公司的股价波动确实显著降低;为了维持短期股价稳定,上市公司控股股东质押股权后,会增加公司高管的短期薪酬,无论是绝对数量还是相对比重;高管激励在控股股东股权质押与企业股价波动之间起着部分中介作用.进一步研究表明,控股股东进行股权质押对股价波动的平滑作用并不是通过提高公司业绩能力和盈余管理水平,降低信息不对称性和大股东掏空来实现的.异质性结果也说明了非国有控股的上市企业对控股股东进行股权质押的行为都更为敏感.本文探究了控股股东股权质押对股价波动的作用及其机理,从理论上对股价波动文献进行了补充,并为外部投资者、金融机构和政府部门提出相应建议,对提升上市公司的公司治理效率提供新的思路.     

融券卖空机制能够约束控股股东股权质押行为吗?——基于“准自然实验”的经验证据

以中国融资融券标的股票分步扩容为自然实验事件，选取2003～2020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运用双重差分模型(DID)和多时点双重差分模型考察了卖空机制引入对控股股东股权质押意愿和程度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实施融券卖空交易机制对控股股东股权质押行为具有显著抑制作用。由机制检验结果发现，融券机制通过降低外部信息不对称来抑制控股股东股权质押行为，并促进公司内部控制质量的提高，支持卖空机制的“信息增益效应”和“治理效应”;进一步研究发现，在融资约束较强、大股东持股比例较高、行业竞争度较高及民营企业中，卖空机制抑制股权质押行为的治理效应更加显著。研究结论有助于深刻认识融券卖空机制的市场功能，为科学规范中国资本市场股权质押行为提供了经验证据。     

投资者情绪与控股股东迎合——基于公司投资决策的实证研究

在股权集中的所有权结构下,考察控股股东是否迎合投资者情绪增加投资。使用动态面板回归发现,控股股东存在情形下,投资者情绪依然与公司资本支出正相关,但是相关程度受到股东持股比例的影响。在两权发生分离的公司中,两权分离程度越高,控股股东迎合程度越强,不过民营控股股东的迎合程度并没有显著高于国有控股股东。     

限售股解禁背景下控制权私人收益

大股东对中小股东的侵害问题是公司治理领域的一个重要问题,通过测算控制权私人收益可以了解大股东对中小股东利益的侵害程度。对我国控制权私利进行了度量,在限售股解禁背景下,检验了限售股解禁给控股股东所带来的市场预期收益与控制权私利之间的相关关系,并同时对控制权私利的影响因素进行了相关分析。研究发现:公司盈利水平、公司规模、股权制衡度与控制权私有收益负相关,非流通股溢价倍数、公司负债率、股权转让比例、股权离散度与控制权私有收益正相关;流通股规模可能并不是影响控制权私人收益的主要因素。最后,提出了全流通条件下,国有股权转让和上市公司治理的对策建议。     

股权质押、管理层风险偏好与企业创新成效

股权质押逐渐成为控股股东的融资渠道之一，由此产生的控制权转移风险影响了企业创新活动。以2013~2018年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探讨股权质押与企业创新的关系，构建了“股权质押-管理层风险偏好-创新成效”的研究路线，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得出：控股股东股权质押会抑制企业的滞后一期实质性创新，但对滞后一期策略性创新无显著影响；管理层风险偏好在控股股东股权质押对企业实质性创新的抑制关系之间起到了中介作用；相较国有样本，民营样本中股东股权质押通过削弱管理层风险偏好抑制实质性创新的程度和解释力更高。进一步发现，两职合一的股东股权质押对实质性创新的抑制程度高于非两职合一样本。控股股东应辩证地对待股权质押行为，管理层应发挥内部治理作用来抑制股东机会主义行为，外部投资者应借助创新成果判断企业真实经营状况，修正投资决策。     

儒家如何影响股利政策?

公平是法制的基本原则.儒家是否与法律相似，会一视同仁地对待大股东和中小股东的利益诉求，却是一个容易被忽视的问题.基于2002-2017年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本文对儒家与股利政策的关系展开研究.结果表明儒家伦理是投资者保护的重要机制，不仅有效地遏制了大股东通过现金股利谋求控制权私人收益的行为，而且提高了中小股东通过合法途径参与公司治理的效率.上述结果意味着儒家伦理会差别对待大股东和中小股东的利益诉求，但传承儒家传统文化不可能削弱法制的治理效果.本文为理解儒家伦理与投资者保护的关系提供了新的视角.     

控股股东利益导向和非理性分红

对我国上市公司的非理性分红现象进行分析,发现监管层的政策引导不能完全解释该现象。实证研究表明:在我国股权分割的特殊背景下,控股股东个体利益最大化是影响公司非理性分红的重要因素。在控制了控股股东的股权比例后,发现民营控股的比国有控股的上市公司非理性分红倾向更强。股东间的权力制衡和内部监控机制对抑制非理性分红的作用不明显,而负债对非理性分红行为起到一定的限制作用。     

资产专用性与股利政策: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的证据

基于资产专用性影响资本结构,而资本结构又对股利政策产生影响的内在机理,实证研究了资产专用性与股利政策的相关性。以沪深两市2000～2007年所有A股上市公司作为初始样本,建立我国上市公司股利政策面板数据模型的回归方程,分别运用二元选择模型、最小二乘法、随机效应模型和固定效应模型对回归方程进行估计。实证结果表明,资产专用性与支付现金股利倾向、支付力度负相关,但与股票股利政策不存在显著关系。本研究为理解我国上市公司的股利政策提供了一种崭新的视角。     

媒体监督与控股股东侵占——一个理论框架

本文利用随机动态优化工具建立理论模型,对媒体监督与控股股东侵占行为进行了研究.结论表明,控股股东侵占损害中小股东福利,增大公司风险;媒体监督对控股股东自身福利产生双重效应——财富分配效应和资产减值效应,控股股东最优侵占比例取决于这两种效应的相对强弱;提高媒体对控股股东侵占现象反应的敏感性,增强曝光力度,能够迫使控股股东更加重视自身声誉,减少对中小股东利益的侵占;控股股东与媒体的合谋会使其更加大胆地通过侵占中小股东利益,提高自身福利.     

大股东制衡、互动效应与现金股利

基于中国股市的经验证据,探讨前五大股东持股比例以及大股东制衡机制对现金股利"隧道效应"的影响;进而,基于大股东制衡机制与其他治理机制之间的互动效应,讨论外部监管和利益相关者治理机制对现金股利"隧道效应"的作用.实证研究发现:1)控股股东偏好现金股利的"隧道效应";而其他大股东则可能抵制第一大股东通过现金股利实施隧道行为;2)其他大股东对第一大股东或前两大股东不仅存在制衡作用,也存在互相勾结的可能性;3)外部监管有助于抑制控股股东通过现金股利的"隧道效应"谋取私利,而提高利益相关者和谐程度,更可能促使公司其他利益相关者选择附和控股股东.     

股市特质风险因子与噪声交易

本文从套利风险和非对称套利角度,通过构造可用于多因子资产定价模型的股市特质风险因子,实证分析了不同股票特质波动率组合之间的收益率差异.接着,本文基于理性套利者进行套利活动时面临的噪声交易者风险这一研究视角,分别分析了股票是否发放现金股利、股票流动性和投资者情绪对股市特质风险因子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股票特质波动率与投资组合形成期的收益率正相关,即股市特质风险因子显著为正.此外,发放现金股利的公司,信息透明度较高,噪声交易者风险较低,股市特质风险因子相对较小;投资者情绪越乐观,股市非预期流动性越高,股市特质风险因子越大.     

基于期权博弈的股票波动性价值模型

基于无套利原理和期权博弈理论讨论了波动性对股票价格及收益的影响. 将波动分解为波动收益期权和波动损失期权建立模型, 并在投资者异质偏好假设下运用最小二乘蒙特卡罗模拟得到了考虑红利及随机波动条件下波动性价值的基本分布特征. 发现股票价格波动究竟表现为风险还是价值与投资者的波动偏好密切相关, 且最终取决于股票的现金红利水平和波动率水平的共同作用. 同时,时间参数对波动性价值亦有影响,但股票的初始价格与波动性价值无关.     

大股东侵占与外部监督的进化博弈分析

为了解析上市公司治理中大股东侵占与外部投资者监督的博弈过程,在分析外部投资者与大股东不同策略下各自的成本与收益的基础上,应用演化博弈理论研究了双方的博弈关系.博弈分析结果表明:大股东的侵占成本,监督管理层的收益,中小股东诉讼对大股东的罚金等,都会直接影响到博弈结果.外部投资者和大股东两个群体,在三种情况下存在演化稳定策略.大股东控制权与现金流权的分离程度、大股东的股权比例,都显著影响到大股东的策略选择.本文的研究结论也同时表明了大股东控制对公司治理的"激励"与"侵占"效应.     

股息率、机构投资者与股价崩盘风险

本文基于1999-2017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研究了公司股息率水平、股息率不稳定与股价崩盘风险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公司股息率会影响股价崩盘风险：进行分红的公司、股息率较高的公司的股价崩盘风险较低.我们还发现，股息率会影响机构投资者的偏好，进而影响股价崩盘风险.机构投资者在公司股息率和股价崩盘风险的影响关系中同时具有正向中介效应和负向调节效应.另外，股息率不稳定会加剧股价的崩盘风险，机构持股是其影响渠道之一.本文的实证发现有助于上市公司管理层制定更加合理的股息政策，同时也为监管层制定上市公司分红引导政策提供了经验证据支持.     

基于内部控制质量的股利代理理论门槛效应研究

本文以我国沪深两市2011-2016年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选择内部控制质量作为门槛变量,建立面板门槛模型,研究现金股利与代理成本之间的非线性关系.结果表明,在内部控制的影响下,现金股利与代理成本存在门槛效应:当内部控制质量高于门槛值时,现金股利可以有效降低代理成本;当内部控制质量低于门槛值时,现金股利则难以降低代理成本.这说明,良好的内部控制是现金股利发挥治理功能的前提与基础.通过统计发现,高于内部控制质量门槛值的公司数量更多、股利支付公司占比更高.表明股利代理理论在我国是有效的,且正是由于该门槛效应的存在,使内部控制质量较高的公司更愿意支付现金股利.因此,本文不赞同以往内部控制与现金股利之间的"结果"或"替代"假说.     

基于MS建模方法的基本面分析师预测行为研究

从证券市场参与者的有限理性出发，分析了基本面分析师在进行价格预测的过程中所面临的复杂制度环境。通过MS（Microscopic Simulation）的建模方法，考虑了证券市场交易制度和各类参与者的决策规则之间的相互作用，建立了仿真的证券市场。仿真的结果表明，当公司具备投青价值且上市公司盈余管理能力较强时，基本面分析师即使能够分析出上市公司的真正业绩，仍会用粉饰过的盈余进行股价的预测．     

基于股份支付的技术拍卖

作为现金拍卖的替代方式,发明人可以通过股份支付来实现技术拍卖.企业以股份竞标,当技术产业化后,发明人根据股份分享利润.基于对称独立私有价值模型,分析了股份拍卖的最优机制,获胜企业和发明人的股份分配和保留价格.与现金拍卖相比较,股份拍卖期望收益与成交率都更高.采用一价或二价标准股份拍卖时,发明人的期望收益是相同的,收益等价原理仍然成立.一价,二价股份拍卖都是最优拍卖机制.     

最终控制人、负债融资与利益侵占:来自中国民营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基于中国股权较为集中的资本市场背景,通过构建理论模型,利用民营上市公司的数据,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了最终控制人控制权与现金流权分离度与企业负债率的关系.研究发现,最终控制人两权分离度越大,企业的负债率即越高,反映了"股东-债权人"冲突在集中股权结构下可能会变得更加严重.负债融资不仅难以发挥应有的相机治理作用,还可能成为最终控制人利益侵占的对象.研究同时发现,对于最终控制人兼任企业的最高级管理者或者所持现金流权越低的公司,其最终控制人两权分离度与负债率的负相关关系表现得更加明显,说明该种情况下的"股东-债权人"冲突也更加严重.这也从另外一个角度进一步证实了最终控制人可能会通过提高负债率实现风险转移和利益侵占.     

中概股企业私有化退市决策模型：基于价值低估假说

基于中概股企业私有化退市背景，分别建立了中概股企业继续海外上市与私有化退市两种情形下的企业价值模型，模拟控股股东私有化退市决策的权衡过程。结果表明：存在一个净现金流临界值，当中概股企业的净现金流大于该临界值时，继续海外上市时的企业价值更大，控股股东应选择继续海外上市；反之应选择私有化退市。中概股企业继续海外上市的资本成本率和上市维持成本越高、获取净现金流的能力越弱，净现金流临界值越高。私有化退市后的资本成本率越低以及获取净现金流的能力越强，净现金流临界值越高。最后，利用Matlab进行仿真分析并以智联招聘私有化退市为对象进行案例分析，验证了理论模型所得结论的合理性与可行性。研究结论对中概股企业私有化退市决策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上市公司现金股利政策的同伴效应研究

本文以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从派现意愿和派现水平两个角度,对公司现金股利政策的同伴效应进行研究.结果显示,上市公司的派现意愿存在同伴效应,即公司是否派现受到同伴公司的显著影响,而且,该现象集中在高成长性且低现金流公司样本中;同时,研究并未发现上市公司的派现水平存在同伴效应.这些结果表明,在半强制分红的制度背景下,高成长性低现金流公司为了争取到再融资资格,会充分考虑同伴公司的派现决策并做出反应,但它们关注的重点在于同伴公司是否派现,而不是其派现水平.进一步研究发现,信息学习、行业竞争以及高管声誉关注是公司派现意愿同伴效应形成的主要原因.本文的研究丰富了公司财务决策同伴效应的相关文献,有助于在特殊的制度背景下理解上市公司的派现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