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生态战略与创新效率关系：基于创新生态网络视角

基于创新生态系统理论，通过引入创新生态环境和创新生态位，构建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模型，并基于长三角制造业企业调研数据，采用Bootstrap方法进行检验，探究创新生态战略通过创新生态网络对企业创新效率的作用机理。研究结果表明：创新生态战略对企业创新效率具有正向影响；创新生态网络在创新生态战略与企业创新效率关系中发挥中介作用；并且创新生态环境和创新生态位调节该中介效应。研究结果从创新生态网络视角构建了创新生态战略向企业创新效率转化的中间机制，丰富了创新生态系统理论研究。     

基于系统动力学的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研究——以突发性事件为例

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逐渐成为企业普遍面临的两难选择,也是现阶段学术界关注度较高的研究问题之一.现有研究回答了哪些因素影响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却很难回答这些因素的影响机制以及整个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过程.本研究以信息的"需求一供给"为基础,以"收益一成本"为约束,构建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概念模型和系统动力学模型,以"天津塘沽大爆炸"和"长江客轮翻沉"事件为例,探究企业社会责任信息的披露过程及其影响因素的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对信息披露的"收益一成本"的预期,信息披露策略,以及外部利益相关者学习能力的差异是影响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主要因素,并据此提出了完善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管理建议,以促进企业与利益相关者之间的有效沟通.     

外资持股对中国上市公司OFDI的影响及机制研究

增加企业竞争力,推动对外直接投资,已经成为中国实务界和学术界关心的热点问题,但前人研究缺乏系统性讨论中国特殊制度背景下外资股权对上市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及其机制.本文采用2006-2016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样本数据进行实证研究.首先实证检验外资大股东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倾向的影响,然后分析异质性企业对它们二者关系的影响,最后讨论外资大股东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研发机制和信息溢出机制.实证结果表明:外资大股东持股能够显著提高对外直接投资倾向,但只有长期持股才能够显著提高对外直接投资倾向;当对外直接投资于经济发达国家或地区以及上市公司产权性质是非国有时,外资大股东持股的影响更大;外资大股东的创新机制不能提高上市公司对外直接投资,但信息溢出机制起作用.研究结论丰富了对外直接投资的企业异质性理论,而且在实践中为中国开放资本市场以及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提供政策参考.     

证券分析师关注与投资-股价敏感性

在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重要背景下,证券分析师在资本市场上的角色定位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本文通过研究证券分析师关注对投资-股价敏感性的影响,重点回答两个问题:分析师关注如何影响股价信息,以及是否会影响管理层决策.基于2001–2019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通过检验分析师关注对投资-股价敏感性的影响,本文发现分析师关注能够强化股价反馈效应.同时,本文发现信息渠道是分析师关注对投资-股价敏感性的作用机制,即分析师信息通过影响知情者的交易决策,提高股价中的私人信息含量,导致投资-股价敏感性的增强.基于行业与公司的异质性,本文进一步发现在信息需求较强的公司中,管理层的学习动机会强化分析师关注的作用.本文的研究发现为拓展股价信息的形成与传播机制提供了现实证据,同时为监管机构规范分析师行为与提高市场定价效率提供了政策参考.     

信息技术提升蔬菜出口企业核心竞争力的机制与实证研究

加入WTO后,面对激烈的国内外市场竞争,我国蔬菜出口企业纷纷采用了信息技术作为提升核心竞争力与应对挑战的解决方案.但由于许多企业缺乏对信息技术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机制的深入理解,无法制定有效的信息化规划战略,影响了企业信息化投资的效率.基于此,首先研究了供应链管理背景下信息技术提升蔬菜出口企业核心竞争力机制,应用层次分析法建立了评价模型,选取3家信息技术应用程度不同的企业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信息技术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是通过3条途径和4个阶段逐步深入的过程;信息技术扩散度与渗透度越高,企业核心竞争力提升效果越明显,其中应用于市场营销环节的信息技术对蔬菜出口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影响最大.图2,表2,参13.     

广告竞争下制药企业创新战略选择与市场绩效

立足于制药产业研发——营销双密集的产业属性,探究广告竞争下,制药企业创新战略选择的影响机制和药品市场绩效.研究发现,制药企业的创新战略选择取决于创新投资和广告投资的内在关系和创新效率.当创新投资和广告投资之间存在挤入效应时,研发创新可能导致囚徒困境的结果;其次,适中的医保福利水平对制药企业的创新意愿有正向影响,过高或过低的医保福利水平,均会降低制药企业的创新意愿;最后,当创新效率足够高且创新投资强度中等时,更多的制药企业进行研发创新,可实现患者福利和社会福利的双重改进.否则,更多的制药企业进行研发创新将导致患者福利和社会福利的双重损失.研究结论可为制药企业协调创新战略和广告战略、政府部门优化医保支付政策和创新激励政策提供可操作性建议.     

考虑状态转换的最优战略调整决策与企业价值研究

宏观经济的变化影响企业战略实施效果,本文构建以状态转换强度为影响因素的企业战略调整优化决策模型.运用随机动态最优控制方法,得到两状态下企业价值解析解,企业当前价值、增长期权和托宾Q分析解,以及相应的最优投资策略.理论研究和数值模拟表明:战略状态不影响企业最优战略调整时机,但影响最优投资支出,高战略水平时,企业生产率更高,为达到并维持企业最优资本结构,企业的投资支出增多;状态转换强度影响企业最优战略调整时机、战略调整瞬时的投资支出、托宾Q值和增长期权-企业价值比值;特别地,相对战略水平阈值是转换概率的单调递增函数,转换概率越大,相对战略水平阈值越大,企业保持当前战略的时间越长.总之,考虑状态转换能够改善未考虑状态转换时制定的战略调整决策和相应投资策略.     

基于语义X列表的互动创新体系构建

针对复杂社交网络下海量、动态、非结构化、无序的互动创新知识,为实现企业产品/服务体系中创新任务的智能化配置和敏捷高效的按需服务,获得产品创新持续竞争优势,构建以"知识本体-创新过程-创新方案"为主线的互动创新体系按需创新机制;运用S-BOX模型,基于本体和语义技术,提出面向互动创新的语义X列表体系结构模型,建立列表要素间的语义描述框架和关联关系;设计了基于语义X列表的互动创新平台体系,以期为企业进行产品互动创新提供系统架构。     

负外部性条件下上下游企业产品创新及过程创新动态分析

产品创新有助于企业提升产品质量以更好满足消费者需求，过程创新优化企业生产流程以降低生产成本，用动态优化控制理论建立了具有负外部性的上下游企业产品创新及过程创新独立决策的最优投资模型。研究发现：上游企业对过程创新投资的增加使得排污量增加，对产品创新的投资并不影响排污量；上下游企业对一种创新投资量的增加将降低另一种创新投资增长率，而两种创新投资的增长率则同向变化；上下游企业对于产品创新及过程创新的投资为互补关系。发现上下游企业存在唯一最优均衡解且是稳态的。     

创新生态系统的演化机理分析——基于知识内能视角

知识是驱动创新生态系统演化的重要因素。文章以知识的价值流动为研究基础,从知识时效性引入"知识内能"概念,并将其划分为"内化知识创新价值累积"和"外化知识老化价值损失"两个维度,确立了创新生态系统的演化机理分析框架,并对北京和天津的信息传输、互联网和软件服务行业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跨组织知识能量流动与创新生态系统演化呈倒U型昂萨格倒易关系;知识时效性引致的知识内能变化是影响创新生态系统演化的重要因素;行业技术替代对知识老化价值损失的负向调节作用并不显著。     

企业家地方政治关联对技术创新绩效影响研究

以中国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的数据为基础,基于社会资本互惠互换理论,通过实证研究发现:企业家地方政治关联不利于企业技术创新,研发投资在二者之中起到了中介作用,而低成本战略作为调节变量弱化了研发投资对技术创新绩效的影响作用.一方面,对地方政府而言,不要仅仅关注GDP增长而给企业施加太大的压力,而应该给企业提供勇于探索和创新的平台.另一方面,企业在与政府建立关联之后,应利用好从政府手中获取的稀缺资源和便利条件,投入到创新项目之中,为企业带来新的转变,这才是资源的良好利用.低成本战略是不利于产出创新成果的,企业不要一味地追求低成本高利润的经营模式,在长期计划部署上做出更多关于创新产品的规划.     

投资者情绪、股权结构特征与上市公司创新效率

非理性的投资者情绪以及管理层对股市的过度“呵护”扭曲了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投资结构，影响资本市场资本配置效率。使用上市公司数据探讨了投资者情绪和股权结构特征对上市公司创新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A股上市公司存在较为明显的迎合投资现象，投资者情绪与上市公司投资效率之间存在非线性关系的抑制作用，即当市场情绪低落时，创新效率的损失对投资者情绪十分敏感；当市场情绪高涨时，创新效率的增速则对投资者情绪变得迟钝。另外，本文得出的3个结论应获得足够的关注：① 国有或国有控股的上市公司迎合投资的创新效率要高于民营上市公司，政府应积极利用市场情绪推动国有上市公司混改，利用非公资本改良国有上市公司的投资“DNA”，实现产业转型和技术升级的创新基因表达。② 积极打造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相关产业的资本风口，鼓励并引导社会资本进入高科技领域等创新效率较高的实体产业。③ 大力推动上市公司“两权分离”，提高管理团队的投资能力和投资的持续性，保持较高的投资水平和创新效率。     

高新技术企业创新资金配置风险预警的FOA-SVM模型及实证

为了提高创新资金的运营效率和为企业创新活动提供有效支撑,按照高新技术企业创新资金配置的生态化要求,从资金的来源、使用、偿还、收益分配四个维度进行风险分析并构建风险预警指标,给出创新资金配置的生态目标,将支持向量机二分类问题扩展到多分类并与果蝇优化算法结合构建风险预警的FOA-SVM (fruit fly optimization algorithm and support vector machines)模型,确定警度和警限,选取117家医药制造企业2016年数据进行模型验证并与GA-SVM (genetic algorithm and support vector machines)模型进行比较分析,研究表明,FOA-SVM模型分类准确率高而且对于高风险的误判率低,可以实现对高新技术企业创新资金配置风险的分类预警,为优化创新资金配置、防范与控制创新资金配置风险提供依据.     

支持产品创新开发的过程链知识建模

产品开发过程链建模有利于产品创新知识的搜寻。提出基于广义知识管理的产品创新开发过程链。研究支持产品创新开发的过程链模型及其知识建模方法。过程链模型包括产品描述模型、开发资源模型和开发过程模型。构建产品创新开发过程链的广义知识模型，并采用KBE／Intent语言进行建模。给出断路器机构系统创新开发过程链知识建模实例。应用结果表明产品开发过程链知识建模能有效地集成企业已有的知识资源，实现产品创新开发知识的共享和重用。     

复合生态系统自组织特征分析

自组织的生态自然观，是根据自然科学提供的事实材料进行概括、提升到哲学层次的一种生态哲学观点。复合生态系统自组织特征包括：动态演化特征、非线性特征、自反馈特征、循环再生特征、协同共生特征。动态演化是复合生态系统自组织有序之源。非线性是复合生态系统自组织的内在动因。自反馈是复合生态系统自组织运行的基本方法。循环再生是复合生态系统自组织运行的可靠保证。协同共生是复合生态系统自组织运行的必然要求。     

创新研究系统隐性知识生成转化反馈环特性仿真分析

隐性知识反馈环结构是创新研究系统的核心结构,运用组织管理系统动力学理论,进行科研创新系统隐性知识生产转化系统仿真研究,以南昌大学系统动力学创新团队研究系统为例,分析确定该系统的隐性知识量、显性知识量、创新投资量、团队人员数和创新成果量五个核心变量,运用新建的逐枝建模和逐树仿真技术建立五棵流率基本入树模型及其等价流图模型.运用枝向量行列式新增反馈环计算法,计算出系统包含创新成果流位作用于隐性知识流入率的第一类反馈环五条,团队成员数作用于隐性知识流入率第二类正反馈环十条.然后,结合模型的仿真曲线和仿真数据,对第一类反馈环进行极性转移仿真分析和主导反馈环转移仿真分析,对第二类正反馈环进行正反馈环的作用分析,以及"原始创新度"低对这十条正反馈环的制约分析,并基于上述十五条反馈环特性仿真分析结果提出四条创新研究系统发展对策.     

空气污染对区域创新能力的影响——基于人力资源流动的中介作用与市场化水平的调节作用

空气质量是影响人类行为的重要因素，其质量好坏不仅影响区域经济发展与创新能力，还关乎人类健康。人力资源是创新发展的重要基础，是影响区域创新能力的关键所在。以各省域为研究对象，利用2008~2017年中国省级层面空气质量数据，探讨了空气污染对区域创新能力的影响及其作用机理。研究发现：空气污染会显著降低区域创新能力，抑制区域创新产出；同时，空气污染会导致区域创新人力资源“挤出效应”，空气污染显著增加了人力资源的区域流动，创新人力资源更可能向空气质量高的地区迁移。从影响机制看，空气污染通过对创新人力资源的区域流动与身体精神状况的作用影响区域创新能力；同时，区域市场化水平在作用过程中起正向调节作用，具体而言，区域市场化水平越高空气污染对人力资源的挤出越明显，区域市场化水平越高人力资源对区域创新能力的促进效果越强。     

基于知识溢出效应的产业创新集聚演化

考虑到企业间复杂的交互网络结构和知识溢出效应对企业创新收益的影响,采用粒子群算法及计算实验方法构建创新集聚演化模型,并对演化过程中的信息化因素进行分析。首先,信息化水平的提高为产业创新集聚形成创造了有利条件,而产业创新集聚又进一步促进企业间信息的交流和沟通,从而促使产业内部协同发展。其次,在全局信息化水平不变且不考虑其它因素影响的情况下,当企业之间的空间距离降低时,企业间知识溢出效应增大,但集聚区内产业规模和市场集中度无法保持持续高速增长。全局信息化程度越高,创新集聚速度越快,产业发展规模也越大。局部信息化与全局信息化水平均为影响集聚形成的重要条件。     

Collaborative Regional Innovation Initiatives: A Booster for Local Company Innovation Processes?

It is widely acknowledged that the rate of innovations can be enhanced through interaction between new constellations of actors, crossing borderlines between different mindsets, knowledge and skill bases (e.g. Brown and Duguid, Org Sci 2(1):40–57, 1991; Cooke and Morgan, The associational economy: firms, regions, and innovation, 1998; Leonard-Barton, Wellsprings of knowledge: building and sustaining the sources of innovation, 1995, p. 64; Stamm, Managing innovation, design and creativity, 2008, p. 335). Studies of economic prosperity have also pointed to cooperation and competition between neighboring actors as a driver for competitiveness and innovativeness, be it for a company, a business area or a region (e.g. Piore and Sabel, The second industrial divide: possibilities for prosperity, 1984; Porter, The competitive advantage of nations, 1990). The hypothesis behind the geographical focus is that geographical proximity between actors promotes interaction and hence innovation. In EU, and also in Norway, this has been used actively as guidance in national and regional policy, where construction of innovation systems such as clusters and interorganizational networks are promoted and funded. To get organizations and institutions in a region to collaborate more is seen as the panacea for innovation, transformation and prosperity. However, companies often treat such constructed initiatives as an add-on to their ordinary, often long-lasting, business relationships between customers and suppliers (Håkansson et al., Business in networks, 2009, p. 13). This could imply that the necessary anchoring of such new innovation system initiatives with the companies’ own innovation processes is weak or missing. The terminology system points to the importance of the different elements (actors) in the system, their interrelatedness and their impact on each other (Meadows, Thinking in systems. A primer, 2009). An innovation system, like a network, cannot deliver innovation if the elements (i.e. the companies) of the systems don’t respond with related actions to the common endeavor. However, the different actors’ intraorganizational innovation processes are hardly mentioned in the innovation systems theories, thus lacking the important system feedback link between the intraorganizational innovation processes within the single company and the interorganizational innovation processes which are taking place in the collaborative initiative. In this article it is argued, supported by a case story, that attention to both of these processes and the nexus between them is needed in order to construct sustainable interorganizational innovation system initiatives. A model for this is proposed, based on a dual organization development process, encouraging system feedback loops and thereby bridging the single participating organization and the interorganizational collaborative initiativ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