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论视域下东北老工业基地供给侧改革进路

东北老工业基地长期以来的资源依赖型经济随着自然资源的不断减少而出现了"瓶颈",导致"新东北现象"的产生,工业发展迟滞、经济增长乏力、地区竞争力下降、自主创新能力不强等等问题日益凸显。如何遵循系统论基本原理对东北老工业基地的现有产业机构进行系统分析,实施产业转型升级成为当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进路。在实证调研的基础上,我们将东北老工业基地供给侧改革作为一个开放的系统,从系统论的目的性和突变性维度回顾推行振兴战略以来东北老工业基地发展历程;从系统的整体性维度剖析东北老工业基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困局;从系统的生态性维度提出东北老工业基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渐进式推进进路。     

资本市场开放与企业创新质量——基于中国企业重数量轻质量的“创新陷阱”视角

基于中国资本市场“沪深港通”这一准自然实验，结合不同竞争政策，研究“资本市场开放能否助力中国企业破解重数量轻质量的“创新陷阱”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政策意义。研究发现：资本市场开放显著促进企业创新质量，表现为专利结构逐渐向高质量的发明专利偏移，以及专利引用率的提升，说明资本市场开放的确能够显著破解中国企业重数量轻质量的“创新陷阱”，上述研究结论经过系列稳健性测试后仍然成立。异质性检验发现：资本市场开放对创新质量的促进作用在竞争性行业、境外机构持股比例较高以及融资约束较大、风险承担水平更低的样本组中更显著。研究从“中国创新陷阱”破解视角证实资本市场开放以及反垄断政策的积极意义，为进一步提高资本市场开放程度以及“反垄断政策”提供理论支撑。     

数字金融发展影响企业创新的风险承担机制

数字金融作为一种新型金融服务业态，能否以及通过何种机制赋能企业创新是政产学三界都高度关注且亟待解答的前沿理论与实践议题。基于“地级市-企业”的跨层级数据结构，将2011～2018年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与中国制造业上市企业数据进行匹配，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数字金融发展对企业创新的影响以及风险承担在其中可能发挥的机制作用。研究结果表明：数字金融发展有助于激励中国制造业上市企业创新；风险承担在数字金融发展赋能企业创新的过程中起到部分中介作用，即数字金融发展通过提高企业风险承担水平进而激励企业更为积极地投身创新活动；风险承担的中介机制作用在非国有企业、小企业以及外部资金依赖型企业中表现得更为明显；覆盖广度在数字金融发展影响企业创新的风险承担机制中发挥了主要作用。本研究为宏观数字金融发展可以通过风险承担机制跨层级影响微观企业创新行为提供了直接经验证据，对打开数字金融影响企业创新的“机制黑箱”具有重要理论意义，对政府有关部门和企业更好地利用数字金融新业态赋能企业创新也具有政策启示作用。     

风险资本、高管激励与企业创新

以创业板上市企业为样本，研究高管激励在风险资本促进企业创新中的作用。结果发现，高管薪酬激励在风险资本促进企业创新中具有完全中介作用，股权激励具有部分中介作用，即风险资本通过高管激励促进企业创新。进一步检验发现，在参与被投资企业公司治理的风险资本样本中，这种中介作用更显著。与限制性股票激励相比，风险资本更能通过影响高管股票期权激励来促进企业创新。与非国有企业相比，风险资本对于国有企业创新影响较小，原因在于国有企业对高管的创新激励小。对高管的创新激励，是企业创新的重要推动因素。     

基于定性比较分析的企业跨国技术并购模式与绩效

采用清晰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分析了58起跨国技术并购样本，研究了我国企业技术能力、与目标企业的技术相似性、文化距离、跨国并购整合经验、整合程度对跨国技术并购创新绩效的影响机理，得到4种我国企业跨国技术并购的成功模式，分别是实力驱动型、稳中求进型、扬长避短型和风险对冲型。研究结果表明：当并购模式和整合策略选择合理时，不同技术能力的企业在跨国并购活动中都能取得较好的创新绩效。     

高管能力会降低股权融资成本吗?——嵌入董事网络关系的情境效应分析

随着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持续推进，控制市场风险溢价、降低股权融资成本是盘活实体经济稳步增长的重点要务，而高管能力作为企业价值创造的核心力量，对融资成本是否具有抑制作用?运用沪深主板A股上市公司数据，实证考察高管能力对股权融资成本的影响机理，并将董事网络关系作为正式制度缺陷的补充机制纳入分析框架。结果显示：高管能力的增强降低了股权融资成本；董事网络位置的提高促进了两者之间的负相关性，且该结论排除了企业规模的替代效应，但受到产权性质带来的政治因素干扰。进一步剖析董事网络的内部结构特征，引入董事联结强度与董事亲密度进行情境效应分析，发现外部董事弱联结与低董事亲密度均强化了董事网络位置的治理效果，企业需要警惕内部董事强联结与高董事亲密度产生的消极影响。     

创业导向对创新绩效的影响——环境动态性的调节作用

创业与创新是激发企业活力、带动经济增长的引擎。验证了在外部环境动态性的调节作用下，创业导向对创新绩效的影响。研究发现，创业导向的3个维度，即创新性、风险承担和先动性，有助于提升创新绩效。研究还发现，环境动态性正向调节创新性与创新绩效之间的关系，风险承担、先动性与创新绩效之间的关系不受外部环境动态性的调节作用。     

经济新常态、污染防治与政府规制:环境突发事件演化博弈模型

推进污染防治取得更大成效是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三大攻坚战之一,经济新常态下地方政府面临着环境保护与稳增长保就业的权衡.考虑周边群众抗议环境污染事件的社会稳定压力,供给侧改革下传统重化工企业环保和转型发展压力,构建了周边群众与企业的自发演化博弈模型,然后讨论政府规制下周边群众与企业的受控演化博弈过程.通过演化均衡分析和案例研究,解释了企业排污和周边群众抗议行为的周期性波动;为了达到{接受,承担社会责任}的演化均衡,政府需要执行适宜的环境规制强度区间;企业生产营业额越大,政府执行环境规制政策的可操作空间越大.本文研究为政府实现高质量发展与保就业双赢提供有益参考借鉴.     

可预期减排政策会引发“绿色悖论”效应吗?——基于中国供给侧改革与资本稀缺性视角的考察

全球气候治理协议有时却会产生加快气候变化的结果,在未来《巴黎协定》的新治理框架下应努力避免"绿色悖论"的再次发生.本文立足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国情,通过对于"绿色悖论"效应的理论模型、实证检验以及预测研究,较为全面地描绘了"绿色悖论"效应的触发机制.理论模型的研究表明在完全竞争市场,化石能源开采遵从Hotelling法则,当利率是外生给定且在两阶段中保持不变时,预期逐渐上升的碳税将会导致"绿色悖论"效应;而在持续增长的利率变动下,碳税的改变程度将快于利率的变化,"绿色悖论"效应变得不可逆转;碳价格政策会使污染物排放具有通常的商品市场属性和资本市场属性,应防止由于碳市场而引发的非正常价格波动和潜在的通货问题.实证研究的结果表明,中国在1999年通过《中国逐步淘汰消耗臭氧层物质国家方案(修订稿)》之后并未出现能源价格的连续下降状况,即不存在"绿色悖论"效应,但是这一结论也与我国尚未形成统一的减排体系以及能源的市场化水平等因素有关.通过CGE模拟发现在供给侧改革冲击,碳税政策以及RD补贴政策的不同外部条件冲击中,供给侧改革对于未来宏观经济的整体影响最大,单独的碳税政策不会引发"绿色悻论"效应,而碳税政策与考虑资本市场反映的供给侧改革情景下,引发"绿色悖论"效应的可能则大大提升,即中国将面对有条件"绿色悖论"效应的风险,碳税与RD补贴的组合政策节能减排的效果是最好的.最后,本文为降低我国减排政策的市场风险提供政策建议.     

创新生态系统视域下公司创业投资中企业种群间共生演化——基于Logistic扩展模型

随着我国“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战略的提出，公司创业投资行业迎来了爆发式增长，其作为激励创新的有效形式是创业投资的一种特殊形态，已成为国内外大型企业开放式创新的重要战略选择。在创新生态系统中，大企业种群与创业企业种群以CVC为共生界面形成CVC生态群落，通过复杂动态的相互影响作用形成互惠共生关系。基于我国A股上市公司20年的创业投资实践，运用Logistic扩展模型，通过大企业与创业企业的专利创新数据来验证双方的共生演化关系。同时，从直接和间接投资模式角度对两种群的共生作用系数进行比较研究，结合组织特征总结分析演化过程中所呈现的共性和差异性变化，从政府、大企业及创业企业3个角度提出相关对策。     

党组织参与治理与企业创新——来自国有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利用我国A股非金融类国有上市公司2007~2017年数据，以“双向进入”“交叉任职”两个指标衡量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的情况，进而检验其对国有上市公司创新活动的影响。结果表明，党组织“双向进入”“交叉任职”与企业创新投入呈显著负向关系，但与创新产出和创新效率呈显著正向关系。该结果表明，尽管党组织参与治理抑制了企业创新投入，但却提高了创新产出和创新效率。进一步检验结果表明，党组织参与治理对创新投入的抑制作用仅存在于企业创新投入水平较高、可能存在创新冲动时；党组织参与治理对创新产出的促进作用并非由于能够更多地获取易于转化的成果所致，其对发明专利的申请和获取均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尽管政府补助会增强党组织参与治理对创新投入的抑制作用，但其并不具有中介作用。因此，党组织参与治理有助于优化国有企业创新资源投入结构、提高创新绩效。这一研究有助于更全面地理解党组织参与治理在国有企业中的作用，并可以从政治治理的角度丰富公司治理对企业创新活动影响的文献。     

基于企业套期的最优信息披露策略

企业套期是企业利用金融创新产品及金融衍生工具以消除企业在经营中所面临的一系列与收入现金流相关的不确定性所采取的策略。本文在股东与管理者代理冲突的指导框架下，阐述了企业套期、最优激励合约以及信息披露策略等方面的问题。分别讨论了管理者对于所拥有的企业风险暴露以及套期策略等优势信息向股东采取披露和不披露，以及“充分”披露和“非充分”披露等多种情况下管理者与股东的效用，以及管理者的最优激励合约等。     

竞争条件下并购价值的实物期权分析

研究并购企业之间存在竞争情况下并购的实物期权价值，对并购投资机会的预期竞争进入对期权价值的影响进行了敏感性分析。通过无竞争条件下和竞争条件下两种情况的对比分析．可以看出，如果并购企业没有考虑成长期权中的预期竞争损失，就很可能高估了并购的实物期权价值。竞争条件下并购价值的实物期权分析对目前我国经济发展中的企业并购有着很好的借鉴意义。     

企业兼并实证研究综述:方法和成果

分四个方面对企业兼并实证研究的方法和成果作综述．回顾了兼并时机实证研究主要成果和最新动向，对其方法加以总结；介绍和评价两种兼并动机实证研究方法及相关结论；总结了国外兼并绩效实证研究主要结论和近期成果，并重点述评国内研究的方法和特点；阐述兼并就业影响实证研究的重要价值及其在国内开展的可行性；并提出了研究展望．     

供给侧中国非农就业变动及驱动因素分析

在我国产能过剩和结构性供给短缺并存的背景下,我国正积极推进供给侧结构改革,以稳定就业和推动经济长期增长.利用反映加工贸易生产的非竞争型投入产出Ghosh模型,本文从供给侧对2002-2007年和2007-2012年两阶段的非农就业变化进行了结构分解分析,以探讨非农就业变动的驱动因素.整体而言,经济增速的放缓将对非农就业增长造成不小的压力,技术进步使得劳动生产率得以提高,加大了各部门的失业风险.结果还显示,不同生产方式对应的就业变化驱动因素贡献有所不同,对于加工贸易生产比重高的技术密集型部门,进口投入是就业变化的重要影响因素.与此同时,分配结构的调整和部门结构的变化都对就业变化产生重要影响.     

超模函数与企业重组的系统分析

重点探讨如何有效地进行企业重组,认为企业重组的三部分——业务重组、财务重组和组织重组之间存在着较强的互补关系,并应用基于格论、超模函数的数学模型分析了企业重组各要素之间的匹配格是离散数学的一个分支,超模函数对于函数的连续、可导性没有要求,因此更接近企业管理的实际问题.     

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提高企业的市场表现了么?

本文采用事件分析法,利用2009-2016年度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的润灵环球评价指数,检验了我国A股市场对披露社会责任信息的企业的反应.研究结果显示,股票的累计异常收益率与企业社会责任报告并无显著关系.这一结论在对样本企业根据社会责任报告披露是否自愿、企业性质是否为国企、企业是否属于重污染行业等特征分组检验后依然成立.进一步研究发现,市场对披露评分较高社会责任报告的企业给予了一定的肯定反应;而对披露评分较低报告的企业反而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负面的反应;且社会责任报告的质量与市场的表现有一定的正相关性.研究表明社会责任报告整体质量偏低、公众的企业社会责任意识较弱是制约资本市场对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评价的主要因素.本文的研究发现为企业与监管政策从一味追求社会责任报告披露数量的增长向注重质量提升的转变提供了一定的理论依据.     

“智能生产与服务网络”的安全界壳体系设计

"中国制造2025"战略的推进需要借助于新型产业互联网体系——"智能生产与服务网络".如何确保其稳定、有序运行?是本研究拟解决的核心问题,因此,本文首先基于"虫口模型"讨论"智能生产与服务网络"网络界壳最大卫护能力,并以此结合"界壳理论"提出构建其网络界壳体系的方案;其次讨论了其界壳开放度问题,而后引入"泛系理论"研究其界壳开放度观控问题;体系网络界壳开放度具有上限,根据实际情况可以增大或减小,必要时可降为0,以保护系统安全.最后,讨论了在一定开放度下,该体系的网络效应原理及其经济学、管理学意义.本研究从理论上拓展了"界壳理论"、"泛系理论"的应用领域,从实践上完善"智能生产与服务网络"运行机制,卫护功能,对推进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具有重要意义.     

公司治理机制与效率分析

公司治理问题的由来在于代理成本的存在，代理成本和公司治理是由不同的融资方式决定的。因股权融资而产生的代理成本包括股东与经理之间的代理成本以及大股东与小股东之间的代理成本。以股权人的视角，在对股权融资的代理成本作出界定的基础上，从公司治理的作用机理、公司治理机制设计与效率度量等方面，对股权人的公司治理机制与效率进行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