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规制与城市制造业转型升级——基于产业结构绿色转型和企业技术升级双视角分析

本文以“十一五”期间全国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计划作为准自然实验,利用工业企业数据库和《中国城市统计年鉴》的数据,分别构建了企业、行业和城市层面的数据样本,运用双重差分法,基于城市制造业产业结构绿色转型和企业技术升级两个角度,探究环境规制对城市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影响,并进一步考察环境规制的具体作用渠道.研究发现:该环境规制政策显著推动了城市制造业转型升级,随着环境规制强度的增加,城市制造业产业清洁度和企业生产率相比政策实施前都得到显著提升.并且,短期内环境规制政策主要是通过调整生产性要素投入对制造业产业清洁度产生影响,尚未形成行业创新驱动.同时,企业技术升级主要依赖于政府补贴的增加,尚未观察到企业创新和资金筹措的变化.本研究对厘清环境规制政策效果,提升城市环境规制执行的内在激励,促进我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政策组合对中国光伏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

基于政策组合视角，运用2015~2019年中国光伏企业A股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采用面板门槛回归技术，实证分析创新政策与环境政策及其组合对企业创新数量以及创新质量的影响。结果表明：对于中国光伏企业而言，在创新数量积累阶段，创新政策与环境政策组合效应为正协同，在创新质量提升阶段，两者组合效应为负协同；政府补助对创新数量存在显著的倒U型门槛效应；环境规制与创新数量之间存在正向的非线性关系，且这种正向影响呈现边际效率递减特征，环境规制对创新质量的影响存在显著的倒U型特征；在环境规制强度存在差异时，政府补助对创新数量的影响呈现U型的非线性关系。     

环境规制政策与公共健康——基于环境污染的中介效应检验

为了探究环境规制政策对于环境污染及公共健康的影响,本文基于我国1978至2013年颁布的976条环境规制政策,利用从政策属性力度、政策内容力度两个维度对我国环境规制政策进行量化的数据,构建了针对环境规制政策效果的计量模型,通过将中介效应检验方法引入环境健康经济学分析,检验了环境污染对环境规制政策与公共健康的中介效应.研究结果表明:环境规制政策对公共健康具有促进作用;我国总体的环境规制政策对于防治环境污染产生了一定程度的积极效果;环境规制政策通过对环境污染显著的部分中介效应进而对公共健康产生了促进作用.本研究基于总体环境规制政策文献量化角度考察的"政策-环境-健康"三维动态关系结果,阐明了环境规制政策、环境污染以及公共健康三者的影响传输路径,对于有效评估环境规制政策效果,保障环境质量以及公共健康的可持续提升具有理论借鉴价值.     

异质性环境规制对企业排污行为的影响差异

环境规制促进了企业高效减排，但已有研究对于异质性环境规制对污染减排效应的差异性却关注有限。本文实证考察了命令型和市场型两类环境规制对生产企业排污行为影响的差异，并进一步分析了公众环保诉求的作用。研究结果表明，两类环境规制对企业排污行为的影响不同，多种稳健性检验强化了这一结论。机制分析指出，两类环境规制在产业结构和技术创新方面的差异是造成减排效应不同的深层次原因。命令型环境规制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市场型环境规制则激励企业技术创新发展。异质性分析强调，公众环保诉求能有效监督地方环保部门和地方政府的环保执法行为，进而提升异质性环境规制的减排效应。     

“绿色悖论”再探析——基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视角

为了明晰碳排放背后制度因素的影响,本文运用面板固定效应模型,基于1997～2015年全国29个省级面板数据,探究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环境规制和碳排放之间的联系。结果表明,全国范围内:环境规制促进碳排放,"绿色悖论"成立;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抑制碳排放;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负向调节环境规制与碳排放之间作用,即抑制"绿色悖论"效应。区域层面:在西部和中部地区,环境规制促进碳排放;而在东部地区,环境规制与碳排放的相关性为负且不显著。在西部、中部和东部地区,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抑制碳排放;在中部地区,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负向调节环境规制与碳排放之间的关系,而在西部和中部地区上述关系并不显著。根据所得结论,建议有关政府部门:一是需要健全环境信息披露监管体系;二是需要注意经济政策不确定对环境政策与宏观经济政策的交互影响;三是需要注意经济政策不确定对政府公信力的影响,有效保障经济政策制定的合理性和平稳性。     

政策协同：节能减排政策研究的新视角

随着政策运行环境复杂性、不确定性和无序性的加剧,深入研究我国节能减排政策的协同问题显得尤为迫切. 在概述我国节能减排政策出台情况的基础上,本文对我国节能减排政策以及政策协同研究的主要方面进行了梳理,发现我国节能减排政策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分析其不足和实施困境、评估其效果、分析不同政策情景的节能减排潜力和成本、探寻最优的政策途径、 分析政策福利以及进行国际比较与借鉴等方面,而对于我国节能减排政策的协同问题关注较少;政策协同的研究主要聚焦于讨论其现状、必要性、协同效果和实现机制等. 借鉴政策协同的已有研究成果,本文进一步从我国节能减排政策协同现状及效果评估、国外协同模式对我国的启示和借鉴、最优协同方式探寻、国际协同模式和最佳协同程度分析、 避免协同失败和负效应的途径探索、非节能减排政策与节能减排政策间协同分析、协同机制构建等七个方面讨论了我国节能减排政策协同的后续研究方向.     

公共创新政策更有利于成熟期企业创新?——一个A股上市公司的实证

以2012～2017年1 694家A股上市企业为研究样本，分析公共创新政策对处于不同生命周期阶段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并进一步利用分组回归的方法探讨了国有控股的调节效应。研究表明：公共创新政策对我国上市企业创新绩效具有显著激励效应，但并未形成协同激励效应；公共创新政策对成长期企业创新绩效具有协同激励效应，对成熟期企业创新绩效的协同激励效应不显著，但对衰退期企业创新绩效具有排斥效应。研究还发现，国有控股对公共创新政策组合与成长期、成熟期企业创新绩效关系具有显著调节作用。     

从系统管理视角看环境信息披露与企业价值的关系

本文研究对象为复旦大学经济研究中心发布的2016-2017年《企业环境信息披露指数》中的上市公司,从系统管理视角出发,通过实证研究,辩证地看清了企业价值和环境信息披露的关系,检验了企业风险对环境信息披露和企业价值的中介效应。通过实证研究发现,环境信息披露与企业价值Tobin’Q在1%显著水平下呈负相关,经营风险在企业价值与环境信息披露的关系之间存在中介效应,对二者的负相关关系有加强的作用。本文从系统外部及系统管理内部两个层面提出改善环境信息披露水平及提高披露效果作用于企业价值的建议,将经营风险控制在合理的范围内,有利于提高企业价值。     

环境政策混合治理框架下的企业减排行为

本文以碳排放交易、碳税、碳减排补贴三种环境政策为基础,构建了一种混合治理框架,以期探讨环境规制命令型政策与市场型政策相互影响下的激励效果。通过建立政府和减排企业间的三阶段博弈模型,给出了在混合治理框架下,企业减排技术投资、碳排放权拍卖、产量决策与三种环境规制政策之间的关系。研究结论显示:一是当碳减排补贴与碳排放交易混合使用时,碳排放交易市场的存在增强了碳减排补贴环境政策对减排企业的激励程度;二是碳税和碳排放交易的混合使用使得政府在确定碳排放权的最终出清价格时需要考虑碳税率的影响,比传统碳排放权拍卖市场的出清价格要低;三是政府制定的碳排放权总量不能过低,否则混合治理框架将失效。     

中国环保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异质性政策驱动研究

为了剖析环保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政策驱动机制,将环保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内涵具化为5个维度,同时构造环保产业高质量发展的系统动力学模型,通过4种政策情景仿真考察不同政策工具对环保产业高质量发展各维度的影响。结果表明:政策工具对环保产业高质量发展的5个维度指标存在较为显著的目标差异性和时效差异性,其中税收政策对产出的激励效果最好,金融政策具有长效性,科技政策对产值利润率的驱动作用最强,环境规制的治污减排效应最为突出;同时,政策工具之间存在较强的互补性。     

节能减排政策制定部门的协同有效性——基于1195条节能减排政策的研究

依据收集的1978年至2013年间颁布的1195条节能减排政策,采用统计分析和合著网络分析方法分析了各节能减排政策制定核心部门与其他部门的协同情况.在对各部门制定节能减排政策过程中的协同程度进行量化的基础上,通过构建模型深层次研究了发改委、财政部及环保部等政策制定核心部门两两协同对节能绩效的影响和对减排绩效的影响,探究了环保部与其他节能减排政策制定部门协同的效果.研究表明:改革开放以来,节能减排政策制定部门之间的协同逐渐得到了政府的重视,我国节能减排政策的部门协同现象呈现波动式上升趋势;在节能减排政策制定的协同过程中,财政部、发改委和环保部扮演着环境治理的"铁三角"角色,环保部作为节能减排工作的主要承担部门,与其他部门协同的程度小于财政部和发改委等掌握权力和资源的部门,且环保部与其他两部门的协同对节能减排绩效的影响尚不显著;节能和减排两大技术领域之间并不存在直接对等的关系,同两部门间的协同对节能的影响和对减排的影响存在显著性不同,相关部门在制定节能减排政策时有待进一步认识二者的差异以提高节能减排的效率.本文还从深化部门合作、强化相关部门作用及提高政策的针对性等方面提出了对策建议.     

混合碳政策下供应链减排决策优化

建立了碳交易-碳税(环境税)并行政策下的两阶段供应链减排决策模型,研究了混合碳政策对供应链定价、产能、利润、减排率及最优的有偿配额比例、竞价底价、混合策略等的影响,并引入"优先采购协议"和"碳排放约束-收益共享契约"对供应链实施协调,得到既能降低供应链碳排放水平,又能增进供应链社会福利的Nash均衡减排模式。研究结果表明:(1)高强度的碳政策并不一定能有效激励企业减排,提高消费者对低碳产品认可度和碳市场活跃度才能推动供应链"良性"减排;(2)我国当前最优的有偿配额比例为3.4%,"有偿配额-减排补贴"的配套机制不仅能激发碳市场活跃度,而且其竞价成本效应和转移支付效应可对高污染落后产能发挥"逆淘汰"作用;(3)限价策略下的集中式决策能够实现减排效率的Pareto改进。最后,采用数值算例验证了模型的有效性。     

ESG信息披露、外部关注与企业风险

以中国A股2011～2020年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实证检验了ESG信息披露对企业风险的影响效应与影响机制。研究发现：积极进行ESG信息披露能够降低企业风险,外部的媒体关注和分析师关注均强化了ESG信息披露的风险降低效应。机制检验表明：ESG信息披露通过增强利益相关者认同、减少信息不对称和管理ESG风险来降低企业风险水平。异质性检验还发现,ESG信息披露对企业风险的降低效应在非国有企业、成长期和成熟期企业样本中更显著。本研究有助于理解企业通过ESG战略进行风险管理的内在逻辑,为监管机构强化ESG信息披露指引以提升上市公司质量提供了经验证据。     

低碳试点促进了试点城市的碳减排绩效吗——基于双重差分方法的实证

以中国首批低碳试点的八个城市为研究对象,运用双重差分方法实证研究了国家低碳试点对试点城市碳排放绩效的影响效应。结果表明:低碳试点对试点城市的碳排放强度产生显著的抑制作用,且政策影响效应随试点年限的增加逐步增强,故现阶段加强城市低碳政策的引导和控制是推动城市低碳建设进程的有效途径,此外,不断增长的城镇人口规模、产业结构等因素制约了碳排放强度的下降,不利于碳减排目标的实现,而理论上预期对碳排放规模抑制作用的技术投入变量影响效应不显著。     

环境规制、公众参与和企业环境行为——基于演化博弈和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为探讨环境规制下公众参与对企业环境行为的影响,构建出政府、公众、企业三方演化博弈模型,通过模型分析得到环境规制、公众参与和企业环境行为之间的相互影响机理,在此基础上通过构建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空间滞后模型和空间误差模型对研究结论进行实证分析。研究表明:政府环境规制能够促使企业积极履行污染治理义务,政府监管效果受到企业收益状况和成本状况的约束;公众参与行为能够显著降低工业三废排放量,公众参与积极性与其参与成本和心理收益密切相关;公众参与行为在一定程度上对政府环境规制具有替代效应。基于上述研究结论,从企业、政府、公众角度提出相应政策建议,以期为新形势下环境问题的治理提供新的思路。     

环境规制政策下多方共治博弈建模与实证分析

科学精准实施污染物总量控制等环境规制政策,从源头倒逼政府、厂商和家庭等多方决策主体共同致力于绿色低碳转型,是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的关键.运用动态随机一般均衡理论,构建以政府、厂商和家庭为多方共治决策主体的动态博弈模型,通过模型动态均衡求解、政策冲击情景设置、反事实分析和数值仿真等方式,探究污染物总量控制政策下多方博弈主体行为的动态演化机理.研究发现:污染物总量控制政策对生态环境质量和博弈主体的决策均有直接影响,且对前者的影响更为明显;污染物总量控制政策在短期会抑制经济增长,但从长期来看可以实现经济发展与环境改善的协同演进.生态环境多方共治机制有助于引导厂商开发减排技术,提高中央政府的污染物目标总量控制效率,引导公众进行亲环境行为投资.     

绿色关注对上市公司绿色创新行为的影响——来自投资者互动平台的证据

双碳目标发布后,个人投资者绿色关注逐步提升,其对上市公司产生的外部压力不容忽视.本文基于沪深两市投资者互动平台数据构建绿色关注指标,以2048家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发现了个人投资者绿色关注对上市公司绿色创新数量和质量的促进作用.这一影响在非重污染行业、无排污费用或环保补贴等公司更加显著,个人投资者绿色关注对环境规制产生补充作用,且绿色金融政策能够正向调节绿色关注对上市公司绿色创新的影响.完善绿色金融体系建设、引导个人投资者绿色投资理念,对于促进上市公司绿色创新和补充环境规制效应具有重要意义.     

什么样的绿色创新模式产生城市高竞争力?——基于fsQCA的组态分析

绿色创新是实现区域经济提质增效的重要力量。如何推进绿色创新、提高城市绿色竞争力是创新领域有待回答的重要问题。整合交易成本理论、知识溢出理论与资源配置理论,采用QCA、NCA和PSM方法对254个地级及以上城市数据进行分析,从整体视角探究异质性环境政策、制度环境和集聚效应对城市绿色创新的联动效应,以及不同绿色创新路径是否均有利于城市绿色竞争力的提高。结果表明：单个前因条件并不构成高绿色创新产生的必要条件,也不构成高绿色创新产生的充分条件。异质性环境规制、制度环境和集聚效应联动匹配,形成了城市绿色创新的多样化组态形式,具有明显的“殊途同归”特点。具体表现为制度环境导向模式、命令控制导向模式、市场激励导向模式和政策组合导向模式。4种绿色创新模式对城市竞争力的影响存在显著的差异性,具有“殊途不同效”的特点,并且不同绿色创新模式对城市竞争力的影响具有滞后效应。研究结论从组态视角为城市开展绿色创新及提升竞争力提供了决策依据,弥补了传统定量分析对该问题解释的局限性,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绿色创新理论。     

我国非正规金融规制外在效应的实证研究

围绕非正规金融规制的外在效应开展实证研究,从非正规金融的直接效应和规制介入对于非正规金融的间接效应两个层面出发进行分析,为我国非正规金融规制体系的构建提供实证支持。研究表明,资金提供者对资金需求主体融资具有直接的正面作用;资金需求主体可以通过非正规金融直接进行融资;其次规制介入对于非正规金融的间接效应,政府规制对于资金提供者向资金需求主体融资的转化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并得出相关政策建议。     

考虑消费者碳责任的家电产业“碳中和”路径研究

家电产业的低碳转型是助力实现“碳中和”和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途径,落实家电产业的“双碳”目标是一项涉及生产和生活方式变革的系统工程.目前低碳转型政策主要集中于对生产供给侧和生产者的环境责任规范设计,对消费需求侧的碳减排问题关注不足,缺乏直接针对消费者的碳责任规制措施.为此,本文在考虑消费者碳责任的基础上研究供需协同的家电产业碳中和方案,提出建立以电价规制、环保积分制、押金制等为主要内容的绿色消费激励机制,从需求侧着力引导供给侧绿色转型;建立消费者与政府、生产商之间的演化博弈模型,探讨三方协同推进家电产业绿色转型的作用机制,利用系统动力学理论探究不同演化阶段的主要影响因素.研究发现:博弈系统存在三个演化稳定点,分别对应家电产业碳中和的三个阶段,其中,政府在产业低碳转型的起步和发展阶段起主导作用,市场机制驱动价值共创的成熟阶段为理想状态,发展循环经济是产业碳中和的必要路径;生产商的决策行为受消费者的策略选择影响,体现于消费行为的低碳转型倒逼生产端的绿色创新与清洁生产;个人碳积分、电价规制等激励政策能够有效促进消费行为模式的转型升级,而环保押金会在一定程度上抑制绿色消费意愿.基于博弈分析和系统仿...